「領導，你是不是覺得我們內地人都沒有想法、沒有意識，整天被政府？」Casey 頓了頓，手掌在頭頂比劃了兩圈，補上一句：「洗腦。」
前一夜晚上 11 點從廣州風塵僕僕的抵達香港，倦意還未消，正打算好好享用窗外維多利亞港的美景和中環 4 星飯店的港式 Buffet 早餐，同行一位中國籍同事突如其來超大尺度的「直球對決」，令我喝了半口的凍檸樂差點噴了出來。放下杯子，吞了口口水，我試著重回鎮定的說：「怎麼突然這麼說？」
「領導，平常在內地不好聊，現在咱們在香港，我就想問您，是不是都這麼看咱們的？」Casey 的攻勢再起，逼得我實在左右為難，只好搬出「主管訓練班」的黃金法則──把球丟回去。「嗯⋯⋯那你說呢？」我故意板起了臉，一臉嚴肅的轉頭望向窗外。Casey 見狀，總算意識到畢竟是上下屬關係，也就不再窮追猛打的追問，自顧自的說到：「我父母輩好幾位叔伯，都在文革時期被抓走後一去無回，沒有原因、也不許過問，您估計體會不到那種恐懼。我在青少年時期也不只一次追問，那些明擺在眼前不合理的事，為什麼沒有人去爭取、去反抗？但無論我怎麼問，父母都只會跟我說『不要抵抗』。說這麼多，我只想告訴您，我們內地人也有血有肉、也會哭會笑。」
在中國工作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凡遇上這種場合，用眼神傳遞同理心，加上冷處理才是上策。「嗯，知道了⋯⋯走吧，還要開會呢！」其後，3 天的會議結束回到廣州，Casey 變回原本熟悉的木訥與溫和，再也不曾和我談起任何相關的話題。
中國十一連假前夕，一位負責行銷企劃的中國同事 Willian，趁著週末約我到家中用餐，席間聊到工作，Willian 突然抱怨了起來：「領導，就要到祖國母親的生日了，咱們怎麼也得搞個活動，搞些文宣佈置熱鬧熱鬧呀！」我聽完心頭一緊，低聲的說：「噢！是我忽略了，我不知道還有這習慣。」Willian 見狀，看出我有些尷尬，立刻說：「沒事領導！咱們手機丟冰箱裡，門窗關起來，我到樓下買兩瓶白酒，咱們聊個通宵！」
至於為什麼要把手機丟冰箱？「隔音！您懂的！」Willian 露出一臉神秘兮兮的笑容，興沖沖的跑下樓去。
「我們不一樣」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在中國認識了一位曾經的法官，後來自行創業的執業律師丁先生，因為在工作上的往來愉快，久而久之我們便成了頗具交情的朋友。一次年底，丁先生主動邀我到全廣州最高級的貴婦百貨，位於頂樓的一家精緻泰式料理聚餐，閒聊一陣後，先生說：「聽過中國的一首流行歌曲叫《我們不一樣》嗎？那就是在說咱們的！我和你真的不一樣！」
漸漸習慣被突襲的我，再加上對面坐的可是中國的執業律師，對於什麼能聊，什麼不能聊的尺度，想必他比誰更清楚，我也就淡定許多的回了一句：「丁兄！別瞎扯！咱們都有手有腳，怎麼就不一樣了？」
「抽菸不？」丁先生從西裝口袋掏出了一只軟盒中華牌香菸，向我撇了撇頭示意走向露台，直到走到一處四下無人的長凳，丁先生深深吸了一口香菸，緩緩的說：「我幹法官、幹律師快 20 年了，我就沒看過你們台灣人在中國打官司會輸的。」這種反經驗、反直覺的說法我還真是第一次聽到，下意識望了望四周，我追問到：「不能吧⋯⋯我就聽說過幾個台灣派來的幹部在這⋯⋯出了點事。」
「你說的那些都是上面下了指導非辦不可的，多半都是政治上的需要，我說的是一般民間的小案子。你要知道，能不碰，沒有一個律師或法官想碰台灣人的案件，判贏了怕說向著外人、判輸了怕說深化矛盾，你們頂多就是被公安帶去派出所坐坐，嚇唬嚇唬，走個過場，確認上面沒有什麼特別的政治任務後，也就放你走啦！」丁先生說。
凝望著晚間 7 點半車水馬龍的珠江新城，丁先生再次開口說：「我 10 歲的時候還在老家種田，我們那小縣城的名你估計百度都查不著。我父親還算是幸運的，在深圳你們台灣人開的工廠打了 10 幾年的工，每年寄錢回來，我才有錢讀書，考上法官，攢夠了錢，單幹開事務所。你瞧不起我也是應該的，但這個黨、這個國還是給了我機會，我還是得感謝它。」語畢，丁先生把菸蒂彈到腳邊，踩熄了煙灰，又用力的轉兩下，抬起腳，菸蒂已被蹂躪得扭曲不堪。
某個滂沱大雨深夜的上海街頭，我攔了一輛出租車困在塞車已成日常的徐家匯街頭，滑完了所有手機上的新聞，遊戲也打到卡關，悶得發慌之際，索性跟出租車師傅閒聊，沒想到一開口還沒說完一句話，出租車師傅馬上打斷我說：「你台灣的吧？X！今天打到幾個台灣的！」看到師傅如此不友善，我也就識相的閉上嘴，聽這位師傅開始嘀咕。
「都是外地來打工的，你們工資多少，我工資多少，這幾年又限號、又記分，到處都是天眼、到處都抓拍、到處都禁鳴笛，交規天天在改，滿街上都是啥滴滴、滴答亂竄一氣⋯⋯」
當我聽著師傅有如 Rap 般，從交通到房價、物價，再到政府施政通通抱怨完一番後，用詞之直接露骨，不禁讓我替他捏了一把冷汗。正在坐立難安之際，師傅又突然接話說到：「小夥子一聲不吭呀！沒事！師傅啥都不怕，明天姓金的打個飛彈來，上海夷就為平地，大家就同歸於盡了！」
執行編輯：陳品融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