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子
台灣是《時代革命》唯一能正式在電影院上映的國家，那天，我和朋友挑了週三晚上 8 點的場次。由於下班得晚，我們晚了一些，才摸黑在預告片中找到座位。而當時，電影院幾乎滿場，就連平時沒人要買的前三排，也都坐滿了人，這讓我們相當震撼。
電影時長 158 分鐘，過程中有爆炸聲、槍彈聲、歌聲、啜泣聲還有掌聲，不得不說導演將紀錄片的節奏掌握得很好，手持或是搖晃的鏡頭，都讓觀影者彷彿就在現場；他紀錄了這場運動讓香港人不分「和理非」和「勇武派」，團結起來的行動力，但同時，也呈現運動終歸失敗的無奈。
看完紀錄片之後，我還沈浸在許多畫面當中，而朋友先拋出了一個回饋，她說：「我覺得這部片子好像刻意在操弄煽情。」這句話使我和她在電影院外頭，有了針對紀錄片拍攝手法的一番討論。
劇情片是虛構的？紀錄片是真實的？
在文學科系讀書，除了文學的文本分析之外，我們也跨足影像的領域。記得在我念碩士班的第一和第二年，就分別修習了「台灣電影與文學專題」和「台灣紀錄片專題」等涉及影像分析的課程。
在上課之前，D 子也曾認為劇情片就是以虛構的故事作為堆疊，而紀錄片能帶我們看見真實。但其實，紀錄片比我們想像得更具有導演的個人觀點。觀眾會看到什麼，完全取決於導演「想」讓你看到什麼，包含現場畫面、訪談者選擇、訪談者說的話如何被節錄，都是導演觀點上的操作。
舉例來說，在《時代革命》當中，不論是現場畫面或是訪談，導演透過鏡頭詮釋的都是「抗爭者」這邊的狀態；而導演鏡頭裡的「中間民眾」，在剪輯的畫面中被呈現為「在抗爭中仍想上班」的一群人；警察的瘋狂，也透過重複剪輯，拉近鏡頭而被聚焦呈現；最後，導演更透過追蹤在這場社會運動結束後，來到台灣的香港人如何看待 2020 年的台灣總統大選，間接將香港和台灣的民主政治嫁接在一起。
這樣的剪輯和選擇方式，形成了導演強烈的個人觀點，和他對這場社會運動的詮釋。
所以回到朋友對於這部紀錄片「煽情」的評價，我認為可以理解，因為就導演選擇的畫面來說，這或許就是他希望觀眾能夠感受到的。
紀錄片，也是「主觀」的
在我附和朋友的「煽情說」之後，朋友繼續說道：「我期待看到理性一點的辯論，像是中間知識份子、中產階級如何討論這件事。」
我認為就這部紀錄片的觀影經驗來說，中產階級的聲音確實比較少，但在少數內容中，導演仍有提及，有一群「願意在背後捐款投廣告」的幕後支持者，在協助這個運動更有能見度。而這些幕後支持者很有可能就是這群中產階級，但導演對這群人的紀錄只是點到為止，他幾乎將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第一線的抗爭者身上。
由於朋友曾經受過新聞系所的專業訓練，她問：「平衡報導難道不重要嗎？」我認為在新聞裡是重要的，但放到紀錄片裡來討論，又不完全是這麼一回事。
（編按：「平衡報導」議題在新聞學領域中也有許多探討。例如：面對強權壓迫仍堅持在形式上「平衡報導」，是否才是一種「不中立」？通常，若事件的一方涉及危害民主，公正的新聞機構也會避免流於「各打五十大板」模式。）
紀錄片畢竟是一種藝術創作，即便像是記者出身的台灣紀錄片導演蔡崇隆，在他的作品裡已盡可能希望能夠平衡報導，但只要是人的觀點，必有偏頗，以及先天條件下的思考方式。例如男性導演拍攝女性議題，必然會在某些環節透露出男性的思考邏輯。
但我也認為，這樣的偏頗即是自主思考的可貴之處，透過作品，回看導演想傳達的內容，再由觀影者的個人經驗進行詮釋，才是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原因。
紀錄片的反抗精神
有人也許會問，拍攝《時代革命》這樣類型的紀錄片有什麼意義？畢竟涉及政治議題，票房肯定不會太好；更不要說拍攝期間的種種危險，還有後期推廣上的困難。可是如果回到紀錄片最源頭的脈絡來看，我覺得《時代革命》完整詮釋了紀錄片的反抗精神。
1980 年代是台灣社會運動最蓬勃發展的時期，當綠色小組扛著攝影機走上街頭紀錄抗爭現場，和主流媒體的報導形成對立之時，新紀錄片的概念就與社會運動高度連結在一起了。
在當時的時代脈絡底下，主流媒體顯然是政權的傳聲筒，人民接收訊息的管道太過單一，缺乏更多思考的可能性；而跟著社會運動成長的紀錄片工作者，以抗爭現場的畫面說話，就像成為「弱勢團體」的代言人，透過影像為其發聲。
（參考閱讀：台灣新紀錄片簡史）
就台灣的新紀錄片的發展源頭來看，即是帶有政治色彩和社會意識，導演透過影像讓邊緣族群現身，將發言的權利平等的移轉至非主流的族群身上，是不同於主流媒體，反抗意識極強的一種表達形式。雖然台灣和香港不能完全類比討論，然而用這樣的方式，紀錄反送中事件裡衝撞體制的一群人，也許會是最合適的選擇。
執行編輯：陳品融
核稿編輯：田孟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