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坎城影展如火如荼進行之時,主辦方無預警宣布,將於影展世界首映香港導演周冠威的《時代革命》。電影記錄「反送中運動」參與「手足」爭取民主自由的辛酸血淚,穿插與警方的衝突畫面,運動者、記者與學者訪談,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通過引發抗爭,至「理大圍城」事件的運動告結,實屬一部標記香港動蕩變革的巨作。
近年,國際影展播映中國電影,經常以不明「技術問題」遭取消放映。因此,知名影視外媒《綜藝報》以「外交豪賭」形容坎城放映《時代革命》的決議,恐因放映遭刁難或等同宣示其政治立場與中共官方相違背。
所幸,坎城精心安排的「突襲」讓《時代革命》成功首映,電影在中共與港府強權壓迫之下,製作團隊取得眾多第一手抗爭素材,拼貼剪輯許多殘酷的運動者負傷、中彈與自盡畫面,引發外媒與影評爭相議論。
英國《每日電訊報》更是描述,即便該片稍嫌激進、立場過於鮮明,而有政治宣傳戰(propaganda war)之虞,但仍難以對此有所批評:「它顯示為了爭取民主,需要流下多少鮮血、耗盡多少眼淚,幾乎必然會因電影,引燃對當權者的怒火。」
《時代革命》也於去(2021)年 11 月在金馬影展放映,引發台港觀眾的口碑廣傳,不僅衝上觀眾票選排行榜榜首,更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殊榮。如今,電影也登上台灣院線放映,令台灣成為目前全球唯一商業播映該片的國家,更在上映首四日創下 800 萬票房佳績,以紀錄片來說成績斐然。然而,電影的國際版 YouTube 頻道曾於上映前夕遭意外停權,亦有「都市傳說」盛傳,只要在社群發文打出片名,貼文便會被降低觸及率。

一部電影從製作到放映,竟如此艱辛而困難,可見「老大哥」不必以真身示人,恐懼的陰影依然潛伏於我們心中。但正如片中面部被打上馬賽克,話語卻依然堅定的「手足」,訴諸他們身為「香港人」的決心;或者導演周冠威獨排眾議,以電影創作者的風骨,選擇具名表露導演身份,都是以雞蛋之實,擊碎由謊言與暴政組成的高牆之虛,闡述這場革命如何不應「被消失」。如同周冠威於訪談曾說的:「我真的不想輸給恐懼。」
匿名與隱身的「V 怪客」們
我們不是被人選出來,而是選擇走出來。
──《時代革命》
《時代革命》以 9 個章節詳述 2019 半年內,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公佈後,接連不斷的抗爭行動、警民衝突,包含:佔領立法會、元朗襲警、十一遊行、中大與理大遭圍攻。無一不缺的宏觀脈絡,再輔以相異年齡、背景的多位抗爭者、記者、社工、評論家,勾勒整場運動的微觀歷史。
電影極為煽動人心,全然展現抗爭者觀點,實錄種種不堪入目的運動紀實、新聞片段、直播影片,逼視觀眾必須看見現實的邪惡。那些過往社群裡得以被「滑」過的抗爭照片、新聞裡得以閃避轉台的報導,《時代革命》均毫無掩飾的呈現,便是為了讓人看清這群「手足」聲嘶力竭的原因,也搏擊許多親共港媒製造的謊言與標籤。
電影也令人遙想起法國導演布魯諾杜蒙的《天后主播法蘭西》,片中蕾雅瑟杜飾演的主播,成天製造危言聳聽假新聞,毫無同情與理解世界的慾望,直到意識到自己的無知與冷漠可能傷及無辜時,才真正認清世間的險惡如此不堪入目。《時代革命》正是要沉溺謊言的人認清現實,如同《天后主播法蘭西》主播所述:「這些事令人痛苦,而我們也只有當下了。」
然而,隨反送中運動興起,香港政府的態度始終強硬,直至今日《國安法》已正式施行,抗爭者事後被捕、失聯、「被消失」都已非新聞。因此,《時代革命》許多受訪者以後製「馬賽克」模糊面容,避免遭「事後清算」;甚至有受訪者已失聯,團隊另請演員戴上《V 怪客》面具,配上事先已錄好的錄音「扮演」受訪者,在追求真相、呈現真實的紀錄片中並非常見。
不過,正因影像上的「消失」,抗爭被迫的「隱匿」,令背後致使這一切發生的邪惡顯露無疑。電影中蒙上馬賽克的匿名受訪者,或許無法辨識其個體的特殊性,但「馬賽克」令他們宛如都戴上《V 怪客》的面具,讓他們必須模糊其面容,化為集體之力量,控訴極權政治的恐怖,造就影像上極大的震撼力,也回應《V 怪客》的台詞:「面具之下只是個血肉之軀,而在這面具之下的,還有一個理念……理念是刀槍不入的。」
不論是「無大台」去中心化的抗爭者,透過社群網路來動員組織、指揮退散的「Be Water」,空拍畫面中躲避警察的群眾,真如水般聚散令人動容;「佔領立法會」之時,群眾接連歸返撤離的立法會,接走依然留守現場的手足,擔憂他們遭受警力驅離並受到控告。
或者運動升級後的元朗事件,不明白衣人士無差別襲擊抗爭者及路人;一個月後的太子站襲擊事件中,防暴警員及特別戰術小隊對車內乘客,以警棍、胡椒噴霧動用武力,更不讓救護人員進駐,都顯示抗爭者的決心與絕望,亦對照、張顯對立者的暴力與乖張。

正如同《立場新聞》的「立場姊姊」記者何桂藍,即便在元朗事件中被白衣人暴打在地而血流滿面,也仍舊起身繼續直播,將新聞畫面播送出去,更表示:「政府想做的,是想讓你們這些人知道,就算是被人打了也不會救你,這事的政治能量是很多血堆積出來的。」《時代革命》渴求的,即是真相得以被放送,記錄血淚交織的歷史痕跡,絕不因化名或隱身而有損其真實性。
不到「十年」就成真,〈自焚者〉成驚悚預言
我執著誠實,我重視承諾,但政府卻講大話。
──導演周冠威
陳果導演生猛有力的「九七三部曲」之一《去年煙花特別多》,以紀實片段與劇情片交叉剪輯手法,呈現出「九七回歸」歡慶煙花在港灣綻放的同時,中共軍隊也駛入香港街頭,成為回歸的一大隱憂。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也在回歸的 7 月 1 日實施,法律明定主權移交後,香港的選舉制度應循序漸進向「普選」方向改革。
經年累月後港人爭取普選未果,2014 年爆發「雨傘革命」公民抗命運動,曾以廣大群眾佔領金鐘、中環、灣仔、銅鑼灣等地,時間長達 81 天。然而,港府對香港的管治也並未止步,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頒布,明定香港、澳門特區居民和政府,就國家安全須負上與內地公民同等的「共同義務」,雖當時港府承諾香港並不會實施該部《國安法》,但仍被泛民派視為「一國兩制」崩解的警訊。
電影《十年》便在此氣氛下誕生,5 位新興創作者以 5 支短片,遙想 10 年以後香港這塊土地的變化,更擊退《踏雪尋梅》、《葉問 3》,拿下 2016 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其中郭臻的〈浮瓜〉,即是描繪警政連同黑幫自導自演一齣「槍擊案」,混淆視聽藉此通過《國安法》。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曾稱《十年》荒誕:「它所描繪的場景,10 年後不可能在香港出現。」然而對照起現實,港版《國安法》在電影推出後 5 年即頒布,紮紮實實打臉了中共的假面。
周冠威執導的〈自焚者〉則以偽紀錄片形式,描述一名社運領袖在獄中絕食抗議死亡後,另一名聲援者以自焚表示支持,引發各界議論而拼湊事件的始末,全段落風格簡潔而激烈,稱為《十年》中最成功的短片也不為過。
然而,同樣未及「十年」的今日,《時代革命》這部「真紀錄片」,呈現「反送中運動」首位死者梁凌杰為控訴政權而自殺墜樓的畫面,以及而後因運動陷入僵局引發的自殺潮,令〈自焚者〉成為最驚悚的預言。
周冠威也並非長期關注政治議題,甚至 1997 年香港回歸之時,他正宛如《去年煙花特別多》的一般群眾,成天吃喝、玩樂、約會:「那天我還在追女生,那晚約她出來看煙火……我那時根本不留心任何關於政治的事情。」當時的他望著煙火,卻不知絢爛之後黑暗如影隨形,25 年後的香港遭中共政權所籠罩:「現在的香港,所有事情都政治化了,舉例喝水、買菜,出入任何地方或消費,都看見『中國製造』。」
留下療癒幻夢般的「自決」結局
在電影歷史長河中,縱使我可能只是一個水點,我也希望這是一個清澈的水點。
──導演周冠威
周冠威從對普選的失落、有感於雨傘運動,拍出《十年》中的〈自焚者〉,叩問著每個人「願意為香港犧牲多少」;當反送中抗爭者佔領立法會之時,他從《立場新聞》直播看到數十名示威者決意不顧自身安全,衝回會議廳帶走留守之人而感動不已:「那晚我哭了很長時間,這行為很有勇氣,是人性的光輝。」加上海外朋友資助,終於令他走入抗爭現場拍攝,集結眾人協助、提供素材,成就出《時代革命》,也成為此片唯一掛名的創作者。

周冠威於 2020 年推出的劇情電影《幻愛》,曾於香港疫情期間創下千萬港幣票房,更獲得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劇情描繪一名思覺失調患者,戀上懷有創傷的諮商師。
片中多次呈現傲視凌空的高樓,活在陰影下的人們孤獨依存,但兩位主角破除對愛的恐懼,找尋至彼此而實現幻夢,與《時代革命》的抗爭者因參與運動而互稱為「手足」,從焦慮、痛苦而憤怒間彼此扶持的情境,竟是如此相似,意即片中所稱:「只要香港還有香港人,香港就不會陷入絕望。」
《時代革命》對於抗爭的紀錄,止於消耗大量運動能量的「理大圍城」事件,呈現抗爭者為逃出遭警方圍堵的理工大學,不惜攀上天橋出入口躲避追捕,下至地下水溝尋求出路,顯示港人在抗爭時期,落入近乎戰亂般的荒謬現實。當權者虎視眈眈,抗爭者無法脫逃,外局人士也無法入內支援,成為整個反送中運動的隱喻,既難以再前進也無法甘休退回,更為抗爭者留下難以消解的創傷。
如同片中具社工學歷的抗爭者蛇仔所說:「如果香港是一個人的話,理大是情緒病,而我不知怎麼輔導。」因此,電影而後捕捉抗爭者流亡至台灣,感激台灣守住「民主燈塔」的神色,以及片尾論述「香港人」(Hongkonger)應決定自身命運的「自決說」,並引用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的訪談:「猶太人能重建國家,為什麼香港不行。」──這些不僅是不向強權低頭、堅守民主價值的宣言,更是藉此療癒歷經反送中運動香港人的創傷。
對香港政治的現實絕望,遇上抗爭者堅決扶持彼此的拼命精神,令周冠威甘願承擔「被消失」的風險,扛起創作《時代革命》的重責,希望傳遞香港人的意志。宛如他為《幻愛》結局,製造出男女主角幸福重遇的夢境一般,《時代革命》片尾也夢幻呈現眾多笑容滿溢的孩童們,舉起「香港加油」的便條紙,仿若賦予在現實中落入絕望的香港人,能在電影裡擁有純真光明的期許。正如他所述:「我希望單單是電影的存在,都能給他們一份安慰,一份擁抱。」
《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辯證社運、人性抉擇的複雜
影片的意義不只是見證,希望透過回望過去,能更認識和理解我們是一個怎樣的共同體。
──《理大圍城》香港紀錄片工作者
《時代革命》作為運動「懶人包」整理,是宣示「香港自決」的宣言,也是一帖港人的安慰劑,顯示出周冠威與背後團隊的功力與意志,能創造出如此具有極大號召力與情緒渲染力的作品。然而,電影礙於篇幅或意識,難以深度觸及這場運動的複雜性,近年幾部反送中運動相關的紀錄片,反倒有更為寫實的呈現。
例如:描繪運動初始的《佔領立法會》,捕捉「和理非」、「勇武派」之間的衝突與矛盾,雙方對於「是否願以武力非法衝入立法會」的激烈爭辯,赤裸攤在鏡頭之前,不僅成為歷史印記的一部分,更記錄社運「該衝/該守」的辯證,映射出香港人內心不斷在天秤兩端,周旋徘徊的難解焦慮,以及恐懼強權又不得不戰的絕望。
另一部《理大圍城》更詳述該事件的起承轉合,並再次呈現運動路線的分歧:渴望突圍的「衝組」奮力疾呼號召,認為要立刻突破警方封鎖線刻不容緩;另一派人欲等待外頭救援分散警力注意,才願意伴隨傷者一同離去;飢餓疲勞的未成年學生,夾縫於欲帶人離場的中學校長,與抗爭者堅守理大的意志之間。
鏡頭以高角度呈現學生選擇與校長離開現場、走下樓梯,上方抗爭者則崩潰指責校長為「教畜」,認為對方會讓將遭到警方「記名」的學生,淪於司法訴訟之中,急欲呼喚學生返回理大。兩名學生就此在樓梯間停下腳步,面對校方、抗爭者雙方的呼吿,恐因此時的一步,未來就此改變,鏡頭帶有距離拍攝兩人的僵持,畫面持續許久後逐漸淡出轉暗,他們的去留決議成為懸念,《理大圍城》就此據實呈現「香港」懸而未決的命運。
《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時代革命》三者猶如戴上相異面具的「V 怪客」,終極目標雖是殊途同歸,但講述角度仍有所異同。《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減免了歌頌緬懷,帶出運動方向的辯證與抗爭者的內心抉擇,相對於《時代革命》情緒導向的正面結局,更呈現出一場社運的複雜性,藉由掙扎的人心,劍指背後致使一切發生的「老大哥」。

《時代革命》的影像革命
然而,面對如今已籠罩在《國安法》之下的香港,首例因該法被控告的抗爭者──年僅 24 歲的唐英傑遭重判 9 年刑期,「學運女神」周庭被控涉嫌「煽惑分裂國家」判囚 10 個月,黃之鋒有「三案在身」,判刑 23.5 個月,預計今年 3 月才可出獄;媒體自由同樣大受影響,《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被判 20 個月監禁,《蘋果日報》、《眾新聞》、《立場新聞》等與當權者立場迥異的媒體相繼停止運作。
當抗爭者與記錄運動的媒體人,都已經成為階下囚,讓這位無畏「被消失」的導演,呈現出「被馬賽克」也必須現身的《時代革命》,令人幾乎無法再為難本片缺乏多元觀點、難以深究運動內部的缺失。因為梳理整場革命的流變,直指中共與港府的不堪,向局外人訴諸香港人的心聲,為生根於這塊土地、不論現在流亡至何方的人們,賦予一個仍然光明的期許,顯得至關重要。
回顧起《時代革命》的製作至放映,四面楚歌而必須臨危受命,時時有著「被阻」的危機,也實為另一場「革命」。如今,以「國家安全」為由的港府通過新《電影檢查條例》,包含《時代革命》、《少年》等片都無法在香港公開放映。正如《時代革命》中的人臉一般,現實與歷史正在被審查而「馬賽克」,再度顯示中共極權操控的恐怖。
《時代革命》與無數電影、紀錄片一再提醒我們,歷史從來不是過去,銀幕上因掌權者壓迫而起的革命,仍在世上各個角落發生。如何讓為求民主的奮鬥不被遺忘,最好的方式就是睜大眼睛,不讓視力因冷漠或恐懼,淪為被「馬賽克」的一員,見證現實的現在進行式,認清歷史的真面目,自由的幻夢有天才得以實現。
當環境扭曲了歷史,我去記錄真相,就是一種抗爭。
──導演周冠威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