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8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時代革命》受到各界矚目，在擒回金馬的 3 個月後，本片即將於 2 月 25 日在台上映。
《時代革命》是長達兩小時半的史詩紀錄長片，聚焦於 2019 年在香港發生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反送中運動），讓觀影者能一窺這場運動的樣貌。導演多次至衝突前線拍攝，使本片擁有許多珍貴的第一手畫面，卻因為牽動了敏感的政治神經，製作過程一直在秘密中進行。
回顧導演周冠威的前作《幻愛》，風光入圍第 57 屆金馬獎 3 項獎項、第 39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6 項大獎，也在 2020 年成為香港十大賣座電影之一，更是近年難得只靠香港本土票房就盈利的作品。到了 2021 年，坎城影展臨時宣佈播映《時代革命》，周冠威與其「秘密計畫」正式問世，也就此迎來不同的人生風景。
電影上映前，《換日線》受邀與周冠威導演異地連線專訪，身處台灣的我們，為了保護導演人身安全，連線過程極其嚴密，反倒是導演毫無包袱、侃侃而談，即使透過視訊鏡頭，仍能感受到周冠威捍衛電影與創作自由的熱情與堅持。
Q：《時代革命》即將於台灣上映，導演此刻的心情如何？
期盼台灣只是第一個，希望將來陸陸續續有其他國家也能在院線放映。作為一個電影人，當然期待自己的作品可以在大銀幕被看見，雖然在美國、加拿大也有觀眾租一個影廳來播映，但不是以院線的形式上映。以院線來說目前只有台灣做得到。
Q：《時代革命》在 2021 年 7 月於第 74 屆坎城影展「特別放映」，同年底又於金馬影展播映，且得到第 58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如何看待本片與兩個國際影展的緣份？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電影人，剛好《時代革命》製作完成的時間可以報名坎城影展，對我──或對其他電影人來說，最夢寐以求的就是能參加坎城影展。沒想到報名後真的中了！原先沒預期到對方會願意播映，對我而言這個機會非常可貴。
而金馬獎也是如常去報名，但我對金馬獎就有所期待了，也很感恩可以參展，甚至最後還得到紀錄片獎，如果真要說緣份，只能感謝上帝牽的線。
Q：可以請導演透露當時在坎城影展播映的內幕嗎？
其實坎城決定要放映之後，他們很早就讓我知道了，但大家都說好要守密，所以就算被通知參展，也不知道確切什麼時候會播映。
坎城有自己政治敏感的考量，關於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係等等，所以連公佈《時代革命》放映的日子也是不斷延後，當大家看見他們公開了，我也才同步知道放映的時間。
Q：拍攝《時代革命》的最初起因是什麼？
其實 2014 年雨傘運動時就想拍攝，剛好碰到太太懷了第一胎，所以並沒有真的執行，可是「火種」就被種了下來，正因為當時錯過了一些事情，因此心裡一直想著：如果再有機會，一定要下定決心。
2019 年運動又來了，但因為反送中是 6 月開始，不知道是什麼緣分，剛好太太又在此時懷了第二胎，而 6、7 月的時候她又孕吐得很嚴重，不忍心丟下她出門，因此遲至 8 月底我才開始記錄。
也是因為抗爭者的勇氣一直在感染我，才讓我覺得不能放棄，必須繼續參與，作為一個電影人，我覺得需要把整個過程記錄下來。
Q：導演在《時代革命》的攝製過程中，是否曾經猶豫或有想放棄的念頭？
唯一一次最想放棄的時刻，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守衛戰時，因為有非常多的催淚彈攻擊，對自己的身體造成很多傷害，不管是咳嗽、排泄物異樣，甚至回家後也影響到沒有到場的太太。太太當時懷孕，結果同時也有身體反應，正好那時候香港開始討論催淚彈對大眾身體的危害，以及對胎兒的影響，當時我哭了，怕自己的家人被我帶到危險之中。
很感謝我太太的支持，她鼓勵我繼續拍攝，但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更關注自己的身體狀況，並把裝備提升，也更注重清潔。
Q：導演的劇情長片《幻愛》的宣傳期，與《時代革命》的拍攝時間重疊，當時是怎麼處理的？
其實那時候我的情緒波動很大，《幻愛》是愛情電影，但又同時為了《時代革命》要在現場面對政治抗爭，造成自己有點分裂。
在香港中文大學守衛戰之後，朋友載我離開時，在車上問我：「你明天要做什麼嗎？」我說：「不知道啊，很累，可能就休息吧。」突然才想起來：「欸？不是耶，明天是《幻愛》首映！」──就是如此分裂。
那段時間會舉辦《幻愛》的特映或是導演座談，但同時社會運動還是持續，所以我常常在拍完抗爭後，就衝去電影院參加映後座談。戲院工作人員會提醒我要把攝影機收起來，我必須瞬間切換、變臉，跟現場觀眾說「很開心見到大家」，但剛才其實明明就很不開心。
Q：《時代革命》在坎城播映後，導演的工作全數停擺，為何還選擇繼續留在香港？
其實很多人都勸我要離開，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自己仍想留下來面對是因為：我不想輸！我不想輸給恐懼，不想輸給這個不公義的狀態，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留下來。
留下來，我心裡面才會舒暢，如果我選擇離開的話，我會覺得自己很脆弱，我會被這樣的恐懼囚禁，而那就不會再是我自己了。
就算很多人說很想再看我拍的電影，所以勸我離開香港繼續拍片，但是我覺得，如果離開了，我就更不想再拍電影，因為面對現在的香港，就是在面對現在的我自己，而我不想失去的就是本來的自己──這是我做出的選擇，也是我抗爭來的自由。
我有想過，如果有一天我被拘捕了，我還是要讓自己問心無愧，留存這樣的自由在我的心中；也因為我是基督徒，這也是我的信仰。
由於香港這樣的狀態，我們才會意識到這樣的「自由」其實很悲哀，但是我只能告訴自己：好，那就面對吧！我不能輸，我不能夠失去我自己！
Q：2015 年《十年》的〈自焚者〉至今也過了 7 年，若以 2022 年為節點，往後想像「十年後」的香港，導演心中有什麼樣的畫面？
當年拍《十年》的〈自焚者〉時，我對香港的想像很沉重，描繪出處境很差的香港，而現在也驗證了我的想像。
如今要我想像接下來 10 年後的香港，我就會想像一個美好的香港，也給自己一個盼望，因為還沒發生的將來有很多可能性，也會有很多的美好在前方。
Q：導演有下一部作品的計畫了嗎？
在坎城公布放映《時代革命》之前，原本還有一部片在籌劃，是一部無關政治的愛情喜劇，這是我自己的創作選擇，因為我真的很想要拍喜劇。
但是坎城影展公佈播映之後，很多資金與演員都退出了，所以現在需要重新尋找資金與人力，如果之後真的有機緣的話，就是拍這個喜劇。
Q：提到合作人員退出，那麼是否有以前的夥伴或朋友，因為《時代革命》而不再與導演來往？
當然有，比如我有一位大陸出生的朋友，他家庭以前也有受到中國迫害，現在因為這部電影，這位朋友就主動地跟我說，他現在真的很害怕，可以請我將他的聯絡資訊從手機裡刪除嗎？我可以理解這位朋友的憂慮與恐懼，我也知道很多在香港的人們也活在恐懼之中。
在坎城影展公佈放映之後，有些朋友就像是要跟我告別一樣，約出來吃飯、送禮物，因為不確定將來會不會再相見；而在這個片裡面出現的手足與製作團隊，大家都有一個默契，目前大家都不聯絡。
Q：在金馬映後座談時，導演看到片中「手足」出現在映後現場，當時的想法是什麼？
在看到「爸爸」、「媽媽」走出來的時候，我第一個反應是好緊張，電影放完你們會不會就被認得了？之後是否會有危險？但很快地我就轉念了，其實這代表他們對台灣的自由與安全很有信心，所以才會就這樣走出來，如果是這樣，那我也覺得很安慰，所以很快地就梳理了自己的恐懼。
那時候手足跟我說對不起，對於自己流亡在台灣、而我仍在香港這件事感到慚愧；但我也和他們說，真的不用講對不起，該說這句話的不是我們，應該要感謝自己過去的努力、做過的事情。
Q：由於中國審查越來越嚴格，不管是在哪個國家或地方，有許多劇組或創作者都會自我審查。對於這樣的狀況，導演怎麼看？
我沒有辦法勸他們無懼，因為這些後果都是個人要承擔的，尤其在香港更是如此，就只能管好自己。
而我相信自己的將來，並不是一個政權來控制的；以我自己的基督徒信仰來說，我唯一要敬畏與害怕的是天上的父，而不是政權。
Q：導演還有沒有什麼話，想對即將與《時代革命》見面的台灣觀眾說？
我真的很怕這個問題，我不喜歡觀眾問導演：「你想要說什麼？」對我來說，電影有自己的生命，電影不是我拿來宣傳自己的工具，反而是我要宣傳這部電影。
我不想用導演的角色來跟大家談這部電影，用說的是沒有用的，而且這個問題很不民主、很專制，每個人走進去的感受都不一樣，所以希望將這個問題交回給觀眾，讓他們看完電影後得到自己的感受與答案。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