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在民主國家，政治人物會費盡渾身解術想要說服民眾，因為說服很重要，必須能讓民眾相信自己是比較好的選擇，才能夠獲得權力。那如果在沒有定期舉辦選舉、或者選舉只是形式的威權國家，政治人物還有需要說服民眾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即使是在威權國家，維穩也不能只靠棒子，尋求民眾的合作仍是必要的；如果民眾對政府失去了信心，或是認為政府已經沒有繼續維持國家穩定的能力，國家便會發生動亂，政權也就很難維繫。
威權政府比較容易說服民眾？
那麼如果威權政府想要與人民溝通會採取甚麼策略呢？在 20 世紀初期的傳播學者提出了所謂的「皮下注射理論」（Hypodermic needle model），他們認為像納粹一樣的政權，會利用大眾媒體進行政治宣傳，這些宣傳內容就像把資訊植入人腦一樣，注射了民眾就會相信。
從法西斯政權在歐陸各國散播流行等觀察，確實是會讓人覺得說服民眾好像是一件蠻簡單的事情，但其實它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容易。後繼的政治傳播學者們很快就透過比較嚴謹的研究發現，如果訊息沒有一定的可信度，民眾是不會輕易被說服的。或許在一些情況下，民眾會因為長期暴露在這些訊息中而改變想法，但如果民眾能自己選擇要從什麼樣的媒體接收資訊，他們通常會選擇自己認為比較可信或者是符合自己政治偏好的管道，例如民眾會有意識地轉台到自己比較喜歡的新聞頻道。
但如果在威權國家，媒體都是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的話，政府是不是就能要求媒體一面倒地為政府擦脂抹粉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認為這是不可行的，因為民眾雖然不一定像傳統經濟學家想得那麼理性，但也並沒有太單純，當民眾不認為來自媒體的訊息是值得參考的時候，政府宣傳就無法說服民眾改變行為。當政府對於媒體的控制能力是眾所皆知的強大時，政府想要釋放的訊息對於民眾的說服力反而是最低的，於是就發生「信賴赤字」的問題，對威權政府來說，這幾乎是無法避免的問題。
同樣的「官方說法」，換個人說有差嗎？
在距今已約兩年前，COVID-19 剛在武漢爆發時，我與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的童涵浦老師以及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的吳文欽老師在觀察這個看起來可能會是驚天動地的疫情時，發現一個有趣的事件（當時的我們還太天真，沒想到 COVID-19 會變成一個過了兩年都還沒完結的世界問題）。透過這個觀察，我們設計了一個問卷實驗，發現公民記者能協助解決像中國一樣的威權政府在風險溝通時，面臨信賴赤字的問題，這個研究成果最近在美國公共科學圖書館期刊《PLOS ONE》上發表。
在肺炎疫情剛在武漢爆發的 2020 年 1 月 25 日（也就是武漢封城兩日後），我們注意到一則中國商務部針對武漢物資供應所發布的聲明，聲明的標題是「湖北省商務主管部門多措並舉，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場供應」，內文主要強調「武漢市生活必需品市場存貨充足、品種豐富」，希望民眾不要擔心春節期間日常必需物資的供應狀況，不需要到市場搶購囤貨。在政府發了希望穩定民心的新聞稿的隔天，公民記者陳秋實與中國官方《人民網》的記者「不約而同」都到了武漢的超級市場，拍攝了一段市場上物資充足的影片，為官方的文字聲明提供了畫面證據。而這些素材也讓我們有機會運用科學方法討論政府的風險溝通，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比較有效。
公民記者陳秋實是中國大陸的一名網紅律師， 2019 年時他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時，實地採訪遊行民眾，在製作的影片中發表了許多對運動為何發生的反思。由於他一反多數中國大陸網民對抗爭的批判與敵視言論，因而在許多香港民眾心中留下了「客觀、獨立報導」的印象。他在武漢即將封城的前夕抵達，並在接下來的幾日中，將諸多他在當地明查暗訪的影片上傳至 YouTube 與 Twitter，不過也有些人質疑，為什麼當時同在武漢採訪的的國際媒體記者被禁止採訪時，他可以自由地在武漢採訪，因此懷疑他是否也是官方宣傳工具的一部分。至於《人民網》則是正統的政府宣傳機器，於是當我們成功地在這兩個不同訊息來源發布的影片中找到了幾乎一致的畫面時，我們便能夠設計出一個問卷實驗來探討公民記者在政府風險溝通上能扮演的角色。
在這個問卷實踐中，我們邀請受試者為我們填寫一份問卷，我們將同意為我們填寫問卷的受試者，隨機分派到實驗組以及對照組，在讓受試者讀完先前提到的商務部聲明後，實驗組的受試者會閱讀陳秋實影片的截圖，而對照組的人則是閱讀人民網影片的截圖，兩張截圖的內容都是在證實商務部的說法，也就是武漢物資不虞匱乏，之後我們請受試者給為商務部的聲明給出信任分數。
我們的研究設計在 2020 年 2 月中，通過研究倫理審查。隨後我們便透過跨國民調公司 Rakuten Insight 在香港招募了 1,060 位民眾，參與我們在 Qualtrics 線上平台的調查實驗。在香港做這個實驗一部分是妥協的結果，畢竟這不是一個適合在中國大陸做的研究，另外在香港做這個研究也有好處，就是我們能看到對陳秋實以及對中國政府的看法，如何影響我們的實驗結果，也就是公民記者與官媒對於政府聲明的背書效果之差異。
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雖然不論是在實驗組或對照組的受試者，他們對商務部聲明的平均信賴分數都低於 50 分（滿分 100 分），但閱讀陳秋實截圖的實驗組則給出了 45.98 的平均分數，明顯高於閱讀人民網截圖的對照組所給的 42.85。這就表示，雖然截圖內容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唯一的差別來自報導者不同，但透過公民記者的背書，威權政府的聲明可以得到更高的信任度，風險溝通也會更為有效。我們進一步想探討這個差異來源，我們發現，只有聽過陳秋實的受試者才會在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出現統計顯著差異，如果沒聽過陳秋實的人，不管他們被分配到實驗組或對照組，對於商務部聲明的平均信任分數是幾乎完全一樣的。而且這個信任分數上的差異，是來自於聽過陳秋實，而且認為他的報導具有獨立性的受試者。
此外，我們也發現，自稱沒有投入反送中運動的受試者，不但對商務部聲明的信任分數較高，同時公民記者的背書對他們也並未產生異於人民網背書的效果。但是對於自稱有參與抗爭的受試者，這個效果不但在統計上是顯著的，兩組的平均分數差距還拉大到 8 分左右。也就是說透過這個問卷實驗，我們發現，即使是對威權體制保持著批判態度的那群人，也會受到公民記者報導的影響，而更加相信對政府聲明。所以從我們的研究成果可知，當威權政府需要說服民眾時，如果能將訊息透過一個被認為是獨立的來源來傳播，是可以強化訊息說服力的，如果威權政府能夠在言論市場上保留一些空間，讓獨立的聲音存在，必要時是便能夠為政府所用。而先前中國處理網球選手彭帥被性侵事件上，雖然用了各種影片想說服外界相信彭帥的安全無虞，但顯然說服力不足，也是中國近期強化言論管制的副作用。
執行、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