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民主難，但「守業」亦難。在《經濟學人》發表的全球民主指數中，前蘇聯國家中亞五國大多數是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然而他們之中卻有一個例外──就是吉爾吉斯。吉國一直屬於民主與威權之間的「混合政體」（Hybrid regime），算是區內相對較民主的國家。然而，這中亞小國正面臨「民主退潮」，今年的全球民主指數排名比起去年大幅下降 11 名，分數重回 2010 年前獨裁政府的水平。
上年政權變天，擁抱威權主義的總統扎帕羅夫（Sadyr Japarov）上台後削弱立法權力，提升只對他本人問責的行政權力，同時借民粹清算政敵異己。適逢吉國正經歷多事之年，武漢肺炎下經濟陷入衰退，人民疲於奔命，重視經濟穩定多於政治理想。
混亂不是深淵，混亂是階梯。在這環境下舉行選舉，正合專制領袖的心意。周日（11 月 28 日）吉國舉行國會大選，民眾反應冷淡，投票率僅 34.67 %，為歷來最低。縱使反對派批評選舉不公，選後組織示威要求重選，但這股政治能量後繼無力，去年的變天顯然不會再現。面對反對派的指控，政府更「擲地有聲」的反駁：「如果政府要偽造選舉結果，投票率就不會這麼低！」
有票不投，政治參與低下的世代，吉爾吉斯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變天後，選舉轟炸及經濟危機雙重追擊
這次是自去年 10 月政府倒台以來首次的國會大選。今年 4 月通過新憲法後，國會議席由原本的 120 席削減至 90 席，選舉按照混合形式進行：政黨出組名單在全國按「比例代表制」選出 54 個議席，以及個人以非政黨名義在地方單一選區按「多數制」選出 36 個議席。要獲得席位，政黨必須跨過 5% 選票門檻（2020 年 10 月選國會大舉為 7 %）。
選舉結果屬預料之內，直到收筆之際，親政府的四大黨：故鄉──吉爾吉斯黨（Ata-Jurt - Kyrgyzstan）、信仰黨（Ishenim）、和諧黨（Yntymak）以及人民希望黨（El Umutu）取得大多數議席；非建制黨「聯盟」（Alliance）、統一吉爾吉斯黨（Butun Kyrgyzstan）、信仰之光（Yiman Nuru）亦有收穫，但較鮮明的反對黨如社會民主黨人（Social Democrats）、祖國黨（Ata Meken）則無緣進入國會。
今次大選結果容易預測，但重點是，為何民眾對這次的選舉較過往異常冷淡？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選舉轟炸」──這場已是吉國年內舉行的第四場選舉，若把連帶總統選舉及地方選舉的兩次修憲公投計算在內的話，今年共舉行了 6 場選舉，而每次選舉的投票率都屢創新低。去年 10 月國會大選的投票率為 56.2 %，今年 1 月 10 日總統選舉為 39.16 %，4 月 11 日地方議會選舉為 30.89 %。明顯地，過於頻密的選舉或降低選民的投票意欲。
此外，今年政黨投入的選舉經費比去年少近幾倍，買票情況可能沒去年嚴重，但「蛇齋餅糭」（此指政黨用於籠絡人心、遊走賄賂邊緣的舉動）減少，顯然影響選民的投票動力。吉國選舉一向是一場「課金遊戲」，政黨支持度與投入資金往往成正比。參考吉國中央選舉委員會的官方數據，今次大選獲得最多票數的三大政黨，均在選舉支出最多。然而，整體上去年的政黨競選資金收入比今年多 3.2 倍，支出多 4.1 倍。政黨課金情況或許隨着議席削減而減少，但客觀效果是今年政黨的動員能力較去年弱。
另一方面，國家嚴峻的經濟危機亦使民眾分身不暇，看重經濟民生多於政治（雖然兩者有很大關係）。美國智庫國際共和研究所（IRI）分別於去年 12 月及今年 9 月在吉國進行民意調查，觀察到一些有趣的變化。民調其中一題問到「我們國家今天面臨最重要的問題是甚麼？」，去年最多人回答是失業、貪污問題以及物價高漲，而今年則以失業和物價高漲佔首兩位，貪污問題則排第三。比起去年，民眾對其他非經濟議題如教育及醫療的關注程度，遠低於經濟議題。更明顯的是，去年有 3 成回應指出政治穩定是最重要的議題，惟今年降至只有 4%。
由此可見，普遍民眾認為在現任總統管治下，政治環境已趨穩定。比起政治參與，他們更關注更切身的經濟民生議題。在武漢肺炎以及能源短缺的雙重夾擊下，百物騰貴、推限電令，就業問題使該國經濟情況令人憂慮。
政治環境緊張，政黨與民眾脫節
誠然，無論是選舉次數，政黨選舉支出減少或是經濟民生問題，都只是選民政治冷感的表面原因。筆者近月留意當地網民討論及媒體分析，發現較主流的看法認為，自由派選民因政治環境原因杯葛是次國會大選，而普通民眾則對政黨及「選舉遊戲」失去信心。
先談談前者，影響這群選民的最大事件應該是今年 4 月通過的新憲法。修憲後，國家政體由「議會制」重返 2010 年獨裁總統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治下的「總統制」，意味着國家重返行政主導的權力結構，立法機關漸漸失去制衡作用。雖然，吉國過往 10 年是否有過真正的「議會制」，仍是眾說紛紜，但無可否認的是，新憲法通過後，國會遭到削弱，總統權力大增──總統能夠任免法官、總檢察長、中央選舉委員會一半委員；總統成立類似中國政協的「人民忽里勒台」議會（People’s Kurultai），作為「廣泛代表」的行政諮詢機關，接近凌駕國會；總統有權力罷免議會及「人民忽里勒台」議會主席等等。
除了制度上的根本改變之外，整個政治大氣候亦變得相對緊張，主要事件是總統借貪污案清算前朝官員或勢力人士，以及借瓦解「政變」掀起大獄。
「庫姆托爾金礦貪污案」被普遍認為是扎帕羅夫清算前朝政敵的手段。今年 5 月，吉爾吉斯總統把加拿大公司 Centerra Gold 持有的庫姆托爾金礦（Kumtor）收歸國有，回應該公司違反稅務、環境法例以及涉及貪污罪行。其後當局立案調查貪污案，自此不斷有前朝官員因此被捕，例如前總統熱恩別科夫（Sooronbay Jeenbekov）的胞弟兼前國會議長阿西爾貝克（Asylbek Jeenbekov）、前總理奧托爾巴耶夫（Joomart Otorbaev，2014-2015 年任期）及薩里耶夫（Temir Sariev，2015-2016 年任期）等等，牽連甚廣。誠然，扎帕羅夫早年靠關注金礦議題在政壇上崛起，今次他運用本身的政治資本，借民粹力量清算政敵。他這種濫權作風，廣受自由派批評。
另外就是近期的「政變」。在大選前兩日（11 月 26 日），吉爾吉斯國安委（GKNB）宣布瓦解了一場企圖暴力奪取政權的「政變」，拘捕了 15 人以及 3 名綠黨候選人，指他們違犯「企圖暴力奪權」罪行，打算動員約 1,000 名年輕人在選後舉行大規模示威。就在拘捕行動前一日，扎帕羅夫已營造恐怖氣氛，聲稱某些政客正在策劃一場「武裝政變」，當局已掌握消息並將採取行動，以保證周日國會大選將會和平進行。有分析指，扎帕羅夫確保不會再次發生政府倒台，因此先發制人，清算前政府高官及有威脅的政客，以穩握權力。
在制度改變及政治氛圍緊張下，這中亞小國面臨「民主退潮」，讓自由派選民對選舉失去信心。但另一方面，若把民主倒退 100% 歸咎於現任總統的專制作風，其實並不公平。事實上，基層民眾及非精英群體早就對代表精英的政黨及「選舉遊戲」失去信心。必須注意的是，早在扎帕羅夫上台以前，坊間已經有聲音要求縮減議會規模甚至政黨的影響力。
在吉國，政黨之間或候選人之間的競爭，很多時並非奠基於意識形態，更多是靠權宜之計的政治結盟，務求在選舉中達到最大的政治收穫。因此，去年參選國會的 16 個政黨中，只有不到一半今年參選。在今年參選的 21 個政黨中，很多都是新面孔。在此情況下，有選民抱怨根本分不清那個政黨代表他們的利益，難以迫使他們對選民問責，使政黨與社會之間失去問責關係。這就是吉國選舉及政黨政治的生態之一，亦是群眾對政黨政治愈來愈不信任的原因。
所以，總統利用這種矛看，透過修憲推出以個人名義在地方單一選區按「多數制」選出的議席，嘗試拉攏基層民眾、修補政客與社會之間關係。同時這也表明，總統並沒有建立一個垂直的權力體系，反而開放很大空間予精英競爭國會議席。雖然國會權力遭削，但晉身國會仍是富人和體制內精英增強社會資本的工具。身為「忠誠反對派」的他們，與政權相得益彰。這種做法既可削弱政黨政治以討好民眾，又可繼續吸納體制精英進入「橡皮圖章」的國會，一石二鳥。
結語：「我討厭政治」民間情緒，讓專制政權有機可乘
回顧吉國獨立 30 周年，經歷過 2005 年鬱金香革命、2010 年二次革命，以及 2020 年政權變天，民主路程飽經高低跌宕。2010 年革命後，吉國嘗試發展民主政治，但卻在這種國情下偏離軌跡──政客缺乏意識型態及理念、民眾不信任政黨政治，加上面對嚴峻的經濟環境，自然發展出「我討厭政治」的民間厭倦情緒，讓專制政權有機可乘，民主出現退潮。
「危機恰恰在於，舊的已死去，但新的尚未誕生。在這種空白時期，將出現許多不同的反常現象。」（The crisis consists precisely in the fact that 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in this interregnum a great variety of morbid symptoms appear.）這出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名言，似乎適用於今日民主退潮的地方，不只是吉爾吉斯。
執行編輯：林翊婷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