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遷徙的時候，常常會把過去的聲音記在腦海、刻在心裡，帶著一起走，有時候還會攜帶能重現年少時共鳴的樂器；因此，追溯音樂和樂器的移動，常常能發現人類遷徙的線索。
音樂也會「遷徙」，曲風和歌詞的改變，反映的經常是移民遇到的新經驗；所以，研究曲風和歌詞的變化，往往能一窺他們的遭遇、夢想和難題。
從樂器的移動，推測遷徙路徑
木琴
以樂器的移動推測移民路徑有兩個困難：首先，兩地同時發明一種樂器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其次，有能力做到相當程度的模仿的旅行音樂家不多。不過，民族音樂學家對此已有相當成績，他們透過樂器，梳理人類遷徙和深層文化互動。
舉例來說，羅傑．布蘭奇（Roger Blench）認為：在非洲，木琴可能是從塞內加爾傳到莫三比克以南，途中橫跨西非大部分地區。木琴的每個琴鍵底下都有共鳴管，用的是葫蘆，但有時會以牛角取代葫蘆。由於非洲各地的木琴構造相似、調音方式相似，演奏技巧和曲調也相似，讓「木琴透過遷徙傳播」的說法得到進一步支持。
斑鳩琴
斑鳩琴（banjo）基本上是一面鼓上面拉著幾根絃，在遠東、非洲和中東有多種變體，很難為它找出單一源頭。不過，在探險家理查．喬布森（Richard Jobson）的日記裡，有清楚記錄一種很像斑鳩琴的樂器。
斑鳩琴的設計在美洲發生變化，葫蘆改成圓形木製面板，原本的四絃變成五絃。斑鳩琴就這樣成了「白人的」樂器，先是被白人藝人拿來戲謔模仿黑人，傳到各地，後來又成為阿帕拉契地區藍草音樂家（bluegrass musicians）的最愛。儘管如此，斑鳩琴還是保有它的草根叛逆精神。20 世紀末，民謠歌手皮特．西格（Pete Seeger）用它抗議越戰，也唱出邊緣人的心聲。
音樂是描繪和定位移民的文化產品
約翰．貝利（John Baily）和麥可．柯里爾（Michael Collyer）說：音樂像電影、舞蹈和文學一樣，也是一種描繪和定位移民的文化產品。不過音樂和文學不同，文學是少數菁英的產物，音樂則常常起於底層，同時在移民的生產和消費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們也提醒我們：雖然流行歌的歌詞透露出許多資訊，可是在歌詞之外，音樂還能「勾起回憶，捕捉情緒」，與移民連結最強的是音樂的這個面向。
伴著軍隊前進的軍樂原本是用來提升入侵者的士氣，打擊被殖民者的鬥志。但印度、巴基斯坦和喀什米爾的軍樂隊，卻以本土的嗩吶和笛子為基礎，吸收敵方英國的傳統，將蘇格蘭裙和風笛改造得多采多姿。
對權力地位不如帝國軍人的移民來說，音樂是他們回憶家鄉的方式，也是他們在異鄉重建身分認同的方式。舉例來說，英國、愛爾蘭和蘇格蘭的民謠都傳進了他們移入的國家。
有的民謠浪漫化過去，有的民謠勾起悲痛的回憶。底下這首〈亞仁里田地〉（Fields of Athenry）（註一）是愛爾蘭人「麥可」的故事，他為了家人偷食物，被判流放澳洲波特尼灣（Botany Bay）。直到現在，運動比賽時還是會唱這首喚起大饑荒悲痛記憶的歌：
麥可，他們帶走了你
因你偷了崔佛林的糧
好讓孩子們活到明天
現在，流放船正等在港邊
亞仁里的田卻荒蕪一片
因我不向饑荒和國家低頭
他們狠狠擊垮了我
非裔美國人北上，發展出爵士樂、藍調
1865 年，美國南方的奴隸制劃下句點，許多奴隸雖然獲得自由，但只能靠貧瘠的耕地勉強維持生計。他們耕種棉花，或是去棉花田當佃農。棉籽象鼻蟲是棉花的一大威脅，早在牠們從墨西哥越過密西西比河而來很久以前，棉花農就已經在歌謠裡聽過牠們的惡名。
對棉籽象鼻蟲入侵的恐懼，加上北方工業區工廠工作的吸引，讓美國人口出現大規模移動，史稱「大遷徙」（the Great Migration）。從 1900 年到 1970 年， 600 萬名非裔美人從南方農村遷往北方都市。在這段路上，他們也發展出自己的歌曲。
由非裔美人帶動的克里奧化音樂（creolized music），也是以美國南方為心臟地帶。非洲的鼓、節奏和斑鳩琴，歐洲的喇叭、單簧管、薩克斯風，還有教堂和酒吧都在使用的直立式鋼琴，一起結合成一種新的音樂形式──爵士樂。
在非裔美人遷往北方的過程中，原本充滿樂觀精神的散拍爵士（ragtime）、福音，以及以紐奧良為中心的行進樂隊，逐漸讓位給「藍調」──一種風格獨特又令人陶醉的音樂。它同時結合了恐懼、憂傷、希望和鄉愁，通常用吉他這種價格低廉又容易攜帶的樂器演奏。
全球兒童移民概況
據聯合國統計：在 2017 年，全球 2 億 5 千 8 百萬名國際移民裡，有 3 千萬名是兒童。不過，這個數字恐怕會讓人誤會兒童移民的規模。因為光是在中國，2013 年就有 2 億 4 千 5 百萬名國內移民，其中3,600萬是兒童。印度國內移民中的兒童人數也相當可觀──最近一次可靠的估計是 2007 到 2008 年做的，據估有1,500萬名兒童是國內移民。
當然，大多數兒童都跟著父母，或者至少有其中一個父母帶著，可是離開家園、踏上艱苦的旅程、適應新的環境，還是對他們影響很深。如果他們是逃難，這些壓力還會進一步擴大。
以希臘蕾絲波島（Lesbos）的中東兒童難民為例，哈佛心理學家瓦希萊雅．狄吉狄基（Vasileia Digidiki）檢視過他們的困境，結果發現很多兒童飽受失眠之苦，而且會尿床和做惡夢，這些跡象全都「強烈顯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很多兒童不得不面對失去家人之痛，後者有的是被留了下來，有的是在旅途中喪生。在一些案例中，孩子們覺得自己該為父母的創傷負責。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還是有正向的經驗。用開放式營區取代拘留中心能帶來某種程度的正常感，也能以母語進行教學，同時讓他們學習中轉國和最終目的國的語言（希臘語、德語、英語等）。讓移民兒童和當地兒童玩在一起好處多多，一方面能幫助移民兒童療傷，另一方面也能降低地主國的人對他們的敵意和歧視。
從 2015 到 2017 年，橫跨地中海和巴爾幹半島的難民危機到達高峰，他們有的來自非洲、有的來自中東，其中很多是沒有家人陪伴或與家人分開的兒童。他們深受衝擊，不只要面對嚴重的情緒問題，也得面對法律問題。
「留守兒童」與照顧者的無奈
即使兒童本身不是移民潮的一部分，父母的離去也可能對他們影響極深。以中國為例，由於戶口制度對農村移民造成限制，讓他們難以取得包括醫療和教育在內的都市社會服務，大多數兒童被留在村中（2013 年約 7 千萬人）交給其他家人照顧，因為受託照顧的通常是祖父母，他們往往無法提供這些孩子任何教育機會。在 2013 年，農村地區的孩子幾乎 10 個有 4 個沒有和父母一起生活，有的是父母之一出外工作，有的是父母兩人都不在身邊。
如果「留守」兒童的父母去了國外，分離尤其難熬。凱蒂．可伊（Cati Coe）對父母在海外的迦納契維語兒童（Twi Ghanaian children）做過研究，她發現這些孩子會坦率承認他們為家人分開感到難過，而且用的是英文「family」，而非契維語裡的近義詞「家族」（lineage）。
這些孩子似乎已經接受西式或亞洲式的核心小家庭模式，而且常常對大家族提供的照顧十分不滿；有的甚至指控負責照顧他們的人中飽，把父母寄給他們的錢給了自己的孩子。
美國的那些「追夢者」
「追夢者」（DREAMer）這個奇怪的稱呼來自《未成年外國人發展、救助與教育法案》（Development, Relief, and Education for Alien Minors (DREAM) Act），指的是人在美國、法律上卻是「外國人」的兒童。這部法案在 2001 年由兩名民主黨參議員提出，承認在美國出生、但父母並非合法居留美國的孩子的身分。這部法案沒有通過，雖然數度闖關，但從來沒有生效。從川普任內反移民措辭之激烈來看，這部法案能否在可見的未來以原本的形式通過，頗令人懷疑。
在 2019 年，追夢者的人數據估為 360 萬，無證移民的總數則是1,130萬。歐巴馬執政時曾透過「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辦法」（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DACA）提供保障，讓 180 萬名追夢者不被驅逐出境。
在2019年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國會議員還在持續與川普總統協商（註二），希望能為追夢者談出永久解決方案，而川普總統開的條件是：授權撥款建他的圍牆。
幸運的是，無證兒童集結起來，大眾也普遍支持他們爭取承認。由於很多拉美移民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會為了照顧教友以及其他的倫理堅持，對追夢者支持最力。
註一：2012 年 6 月 15 日歐洲盃的一場小組賽里，愛爾蘭國家足球隊遇上了實力遠勝自己的西班牙隊，連失 4 球慘敗。比賽臨近結束時，全場愛爾蘭球迷沒有憤怒、沒有哭泣，依然唱起了他們為自己的球隊助威的歌曲。
註二：2020 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廢除此計畫違法，2021 年拜登政權透過行政命令恢復 DACA。
《作者簡介》
羅賓．寇恩（Robin Cohen）
牛津大學國際移民研究所前任所長及榮譽教授，曾在奈及利亞、加勒比海地區、美國、加拿大、南非和英國擔任學術職務，也在其他多國做過研究。寇恩教授專精於國際移民及其文化與社會影響，是英國該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先前著作包括《身分認同的前線：英國人與他者》（Frontiers of Identity：The British and the Others）、《全球離散導論》（Global Diasporas：An Introduction）和《移民及其敵人》（Migration and its Enemies）等書，現在也為部落格The Conversation寫文章。
註：本文摘自羅賓．寇恩的《看得見的人類大遷徙：44個代表性主題，透過影像與資訊圖表，勾勒出人類移動的複雜歷史與多元樣貌》，由麥田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劉芳瑜
核稿編輯：周盼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