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和《破土雜誌》（New Bloom Magazine） 的美國朋友聊起中美競爭對臺灣人所帶來的影響。聊到一半，他問我是否有興趣採訪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又譯為喬姆斯基）教授。
「諾姆・杭士基？現代語言學之父嗎？」當時，我對諾姆杭士基教授的了解侷限於他對現代語言學的貢獻，並不知道他是美國左派思想的重要知識份子。無論如何，訪問諾姆・杭士基教授彷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被《觀察家報》（Observer） 形容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公共知識份子」的杭士基教授，在美國幾乎是一位傳奇人物，而我只是剛畢業的大學生，沒有實際採訪的經驗。但我還是答應了我的朋友，寫了一封信給杭士基教授。
沒想到他 30 分鐘後就回信了！92 歲的杭士基教授，用著超大的字體簡簡單單地回了一句：「好，但我有點忙，可能要等 3 個月可以嗎？」我不知所措地打電話給我的朋友，他笑了一下，跟我解釋教授長期以來都會試著回每位寫信給他的人，也特別喜歡和年輕人互動。那天晚上，我選了一些教授所撰寫的書籍，開始準備專訪內容。
知識份子的責任
疫情期間，我們決定採用視訊的方式進行訪談。錄影前，教授指著螢幕笑著說：「我看到你背後有放書喔！」我在桌子上特地擺了教授寫的書和臺灣傳統茄芷袋。平常沒什麼表情的他，那靦腆的笑容顯得特別珍貴。6 月 25 日亞利桑那州下午 3 點，專訪準時開始。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有關杭士基教授在 60 年代寫的一篇文章──《知識份子的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被譽為美國外交政策重要批判家的他，在文章中譴責越戰時期以美國戰略優勢為首要考量，卻不顧他國人民生命的學者和報社。在 2014 年出版的書《誰統治世界？》（Who Rules the World?）中，教授也重申了《知識份子的責任》中的論點：「知識份子通常享有特權；特權賦予人機會，而機會授予責任。然後一個人便有了選擇。」這句話深深地烙印在我腦海。
聽著教授闡述《知識份子的責任》，我不禁想起世界上許多口無遮攔的公眾人物。雖然不算是典型的知識份子，但他們的每一句話都有相當的影響力，甚至有能力奠定種種議題在公眾討論中的對話框架，卻似乎不清楚特權所附帶的機會與責任，而這點在疫情當下尤其重要。當各國政府都為了控制疫情而疲於奔命時，社會上最不需要的便是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人物、無理謾罵和嘲諷他人的名嘴，正如同教授在專訪中強調：「責任是機會的函數，而機會越多的人，責任就會越大。」
那麼一般人是否也有責任呢？教授提醒我們，在民主國家中，人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責任。舉例來說，網路上常看到「五毛」、「左膠」、「1450」或「共匪」等字眼，雖然口水戰看似不會造成實際傷害，但卻在不同立場的人之間建築了難以跨越的圍牆，並無益於人們彼此理解。在我看來，與其毫無意義地辱罵他人，不如嘗試在意見分歧的立場中開啟有建設性的橋樑。想和自己理念不合的人聊天自然是件很困難的事，溝通也不一定會達到共識，但我們可以慢慢理解各自的立場，從中找到可以妥協或相處的空間──這就是包含你我、所有擁有話語權的人被賦予的責任。
「小草」的意志
身為美國人的杭士基教授，常說自己只有批判美國政府的能力。當我問起中美競爭有關的問題時，他不意外地開始指責西方帝國主義與美國近期的「仇中運動」，並敦促中國周邊的亞洲小國應試著讓美國和中國在重要議題上合作，爭取生存空間。即便能理解教授以美國人的角度所提出的觀點，但對長期遭受中共文攻武嚇的臺灣人，和被剝奪民主自由的香港人而言，仍然十分困難。
值得一提的是，教授並非單方面的指責西方國家，專訪中也提到中共軍機騷擾臺灣的新聞。想起去年教授曾把香港形容為「兩隻大象吵架時被輾過的小草」，我便問他「小草」是否有主導權或自決的空間。教授首先誇獎了臺灣的民主制度以及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但呼籲臺灣人在中美競爭這項「很嚴重的威脅」中，更應該促進強國用外交和談判的方式緩解分歧。最後他說到：「所以是的，中國附近的國家有相當的主導權。這是一個很艱難的形勢，很難駕馭，但它們應該把精力儘可能的花在促使大國──美國和中國，以及美國在亞洲的盟友，邁向談判與外交。」
教授似乎撇開了自決的問題，但賦予了小草希望。然而，作為小草的臺灣人若有主導權，它會是誰的呢？臺灣又是誰的臺灣呢？雖然這些是杭士基教授不可能正面回答的問題，但我相信他會同意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這樣的回覆適用於在所有捍衛或渴望民主自由的人。我們都是生在大象棲息地的小草，險惡的環境促使我們堅強。狂風暴雨後，我們仍然自信地挺立在這孕育我們的土壤。即使是小草都擁有塑造自己未來的權利、潛力與力量──野百合、野草莓和太陽花不都是這樣破土而生的嗎？
教授給亞洲青年的啟示
專訪剩沒幾分鐘，我好奇地問教授，亞洲的青年社會運動可有激勵他，還有他是否有想和未來世代說的話？他說亞洲正處於一個令人讚嘆的局勢，因為它正在恢復從前的歷史地位，也有機會再次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
教授跟我說：「但這些取決於亞洲的人民，像你一樣的人、年輕人，要如何善用你被提供的機會，克服那些一路上會碰到極度嚴峻的障礙。這是歷史性的考驗。」此時，我想起鄭南榕先生說過的ㄧ句話：「紲落來就是恁的代誌矣（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無論是曾因挑戰權威而被逮捕的杭士基教授，還是為百分之百言論自由而犧牲的鄭南榕先生，許多看遍社會黑暗的有志之士仍然正面地看待未來。我想這是因為他們對年輕人抱著很大的期望，也知道自己的理念會被傳承下去。即使不在了，只要有人嚮往他們所愛惜的自由與正義，他們的精神將持續改變這個世界。但如教授所言，這肯定會是場歷史性的考驗。
中美競爭後誰會脱穎而出呢？2049 年，誰會統治亞洲，誰又會是世界霸權呢？人類在每個世紀似乎都問過同樣的問題。專訪中，杭士基教授一直叮嚀我們要促使大國和平相處。這聽起來有些不切實際，但對出身於 1928 年的的杭士基教授而言，那為了謀取更大利益而摧毀他人生命與環境的故事並不陌生，他始終記得世界大戰與核武的悲劇。在教授眼裏，生命不分國界也不應該成為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為家鄉奮鬥的同時，他呼籲我們不該捨棄道德、一味追求國家利益，也不該忽視這國際舞台上的其他演出者，那些同樣擁有生命、同樣對自己的理念深信不疑，但被不同的歷史形塑的人們。
專訪結束後，教授謙虛地說他很榮幸能成為第一位被我採訪的受訪者。看到他再次微笑，我開始捨不得我們短暫交談的時間，並在心中默默地向他的成就致謝：謝謝您，諾姆・杭士基教授。
執行編輯：林翊婷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