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那些被消音的東奧敘事（上）歐吉桑社會的「多元」是什麼？這場奧運展演其實很「超現實」？
基於前篇所談的一切問題之上，東奧最大的難關，也是最受日本民意反對的部分，就在於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確診人數不斷飆高的實情。
7 月初，奧運開幕迫在眉睫，東京都第四度進入「緊急事態」，而在「緊急事態」下所舉辦的奧運，不久後便宣布了大部分的會場不允許觀眾入場的政策。在奧運開幕的前幾天，東京的確診人數已經將近 2,000 人。奧運舉辦期間，每隔幾天就會收到新聞簡訊，警示今天東京都的確診人數又打破了疫情以來的最高數字。3,000 人、4,000 人，8 月初的時候甚至突破了 5,000 人。
隨著確診數字在 8 月初來到新高，日本各地的醫院也逐漸出現了病床與應對設施不足的情況，因此菅義偉政權在 8 月初祭出了「重症者以外的輕中症者在家療養」的政策方向。至截稿日期為止，日本的確診人數都還是不斷地在創新高，8 月中全國突破了兩萬人，而新聞上也時不時能看到在自家療養期間過世的案例。這樣的情況與當初政府所喊出的「安心安全的五輪」相差甚遠，有關「醫療壓迫」（日語原文為「医療逼迫」）甚至是「醫療崩壞」的輿論也甚囂塵上。
輿論攻防：奧運與疫情擴散有無關係？
台灣在疫情一開始時，也有出現關於「醫療壓迫」的討論，日本輿論中所討論的「醫療壓迫」內容也很相似，相關的問題包含治療重症的病床與設施不足、輕中症者無法入院需要在家療養、在自家療養期間死亡人數的上升，以及一般患者的醫療資源被擠壓等。
其實對於「醫療壓迫」的擔心從奧運開始之前就有，也是律師宇都宮健兒在網路上所發起的「中止五輪開幕」署名運動的主要論點。在署名網頁上，可以看到其主要論述為：在新冠肺炎疫情遍佈的情況下，不應冒著危害人們性命與生活的風險舉辦東京奧運，這與奧運提倡其作為「和平的祭典」之理念背道而馳。為了舉辦奧運，勢必得要調動各項醫療人事與資源去支援，但還未控制住疫情的日本，目前實在沒有這樣的餘力去瓜分本來已經不足的珍貴資源。因此這項連署旨在要求：「立即中止奧運，並且將本來舉辦奧運的資源，用來防止新冠肺炎的擴散以及守護人們的性命與生活。」
在奧運開幕前，日本許多前線醫師也紛紛提出類似的觀點，表示他們雖然也很希望跟著東京奧運一起高興，但現有的醫療資源實在難以支撐繼續擴張的疫情，這樣的現實使他們難以真心支持奧運。而很不幸的，這些擔心都在奧運之中成真。
面對輿論指控奧運造成「醫療壓迫」，奧運大臣丸川珠代、首相菅義偉、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都分別出聲回應，主張疫情的攀升與奧運並無直接關聯。菅義偉提到他認為東京繁華大街上的人流沒有比之前多，而且在政府呼籲大家在家觀賞、沒必要就別外出的情勢下，確診人數的上升與奧運不能做直接的連結。面對醫療研究者提出「在競技場的周圍看到很多人聚集幫賽事加油」的質疑，小池也駁斥東京都有在確認人數，這只是單純的「印象論」，並且再次重申不管是奧運還是帕運都是安心、安全的活動。
的確，就因果關係推論上來說，日本從 7 月開始確診人數的上升並不能單純歸咎於奧運。同時間還有 Delta 變種在世界上橫行、疫苗逐漸的普及導致社會氛圍開始放鬆等各種因素，都有可能助長新冠肺炎在日本擴散。然而，日本官僚不但不願意試著去反省奧運是否有造成疫情升溫的可能性，而且對於奧運相關事務的各種極力護航讓一般民眾看在眼裡，開始累積起一種「政府是不是只顧奧運不顧民生」的不滿。
東奧都能辦了，為什麼我不能出門？
若是大家回想日本自從疫情開始的防疫政策，便會發現日本大部分的防疫方針（尤其是與台灣相比）是比較不具有強制力的，反而較傾向以呼籲的方式，「鼓勵」從海外入境的人自我隔離，「鼓勵」在疫情下大家盡量不要出門、不要長距離移動、不要集會。而疫情下的「自肅」文化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形成。
在政府不斷呼籲之下，大家努力減少出門、聚會、回鄉這些疫情前的「日常活動」，在「緊急事態宣言」之下的店家也被要求縮短開店時間，甚至有不能販賣酒類的規定，讓許多居酒屋與餐廳叫苦連天。當然，如果這一切的忍耐都是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好像還說得過去。
然而，在東京都第四度進入「緊急事態宣言」這樣的情勢之下，大家看到在奧運開幕前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與日本的高官們共聚在豪華飯店開歡迎派對（註一）、選手村並沒有禁止攜帶酒類進入（註二）、甚至在奧運結束之後巴赫還大方到銀座大街（也就是菅義偉口中的「東京的繁華大街上」）散步。這些看在為了疫情忍耐許久的日本人民與業者眼中，無疑是政府帶頭違反了它自己一直以來所呼籲的「自肅原則」，為了奧運創造出了一套雙重標準與特權階級。
政府在奧運中帶頭違反「自肅原則」所引來的後果，不只是民眾的批評而已，更嚴重的是政府這樣的行為導致對自己人民的信用破產，呼籲性政策的效果大減。奧運結束之後，緊接著就是日本人回鄉的「盂蘭盆節」（お盆），面對不斷升溫的疫情，東京都知事小池再次呼籲大家現在是非常時期，請不要只是「考慮」不回鄉，而是直接「放棄」回鄉。而這樣的呼籲引起輿論強烈的反彈，大家紛紛表示：「我們講了那麼久『現在是非常時期，請你們放棄奧運』，你們也沒有聽啊！現在憑什麼叫我們犧牲自己？」、「巴赫都可以逛銀座了，我為什麼不能回家？」、「難道逛銀座跟回老家相比，回老家才是非必要行為嗎？」
日本政府在奧運之後喪失民心的現象，除了能在呼籲性政策的失效之中看到，也很紮實地反映在政權支持率上。根據 JNN 在 8 月 9 號所公布的民意調查之中，菅義偉政權在 8 月初的支持率掉到了執政以來的最低點，只有 32.6%，認為奧運與疫情擴大有關係的人則占了 60%，而認為緊急事態宣言沒有效果的人佔了 76%（註三）。有趣的是，同一份民調也顯示，認為「辦了奧運真是太好了」的人佔了 61%。
這樣的民調反應了幾件事情。首先，日本政府本來一直在期待反對奧運的聲浪可以在奧運開始之後被民眾對於賽事的激情給沖淡，甚至期待奧運的熱潮能成為接下來秋天眾議院選舉的助力。若是拿奧運前「反對」奧運開辦總是大於「支持」奧運開辦的多份民調與 JNN 在 8 月所做的這份民調相比，可以看出，日本輿論的確是在奧運開始之後有轉向認為「有辦奧運是一件好事」的傾向。然而，或許可以說是有點出乎執政黨意料之外，奧運開始之後對於賽事的熱潮與好感，並沒有轉化成對於政權的支持，反而還開出了菅義偉執政以來的最低民調。
那麼這些對於賽事的熱情轉化到那裡去了呢？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些奧運所帶起的激情與感動，主要是導向運動選手與項目本身。確實，在奧運開始之後，日本輿論之中對於反奧運的聲浪弱化了許多。許多人開始覺得，雖然東京奧運有很多問題存在，但畢竟運動選手們都努力了這麼久，一但奧運開始了，我們是否不應該聚焦於奧運的政治問題，而是專心幫這些選手加油呢？
日本體壇的「無風狀態」
隨著奧運項目的開始，選手們奮力在場上一搏，像是把一生濃縮在舞台上的一瞬間，看著這些努力而感到動容可以說是人之常情。甚至是對於反對舉辦奧運的人來說也是。
立憲民主黨議員蓮舫從奧運開始前就非常堅定地反對奧運，也發表了許多相關言論，然而在奧運期間，她在推特上發表了一則讚揚日本男子滑板冠軍堀米雄斗的推文，表示「覺得非常的振奮」。這則推文被許多人批評，明明那麼反對奧運卻還為選手加油，不是很矛盾嗎？她也因此再度推文說明，她認為對於選手的支持與對政府危機管理的批判是兩件事情。
這樣的事件也不禁讓人思考，批判奧運是否就不能支持選手？批判奧運就是不支持運動嗎？最重要的是，批判奧運的聲音之中，難道沒有運動員的視角嗎？
事實上，與日本藝能界、影視文化圈不斷有人出聲批評奧運相比，日本體育界這次對於奧運的批判可以說是近乎於「無風」的狀態。當然，我們可以同理，身為利害關係的當事人，在體育界幾乎沒有任何批判聲音的情況下是很難出聲的，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站出來批評，得在一定程度上背負對抗與得罪自己所處的整個體育界的風險。而對於有參與東京奧運的選手來說更是困難──作為主辦國的選手，哪一個運動員不想在奧運上證明自己呢？然而出聲批判奧運是否就等於否定了那樣的自己？
但造成日本體育界「無風狀態」的不只是身為當事者的壓力，還有在東京奧運的討論之中，日本輿論視「批評運動員」這件事為禁忌的風氣。其實在奧運開始前到舉辦期間，都不斷有網民向特定運動員或是運動界呼籲，希望他們批判無視民意的東京奧運、意識到奧運所造成的醫療壓迫等，但這些要求在網路上通常也會被另一方的網民抨擊，輕則表示「不應該這樣要求選手」、「選手沒有責任、沒有錯」；重則是把這些要求解釋成對於選手的「誹謗中傷」（註四）。
雖然的確有對選手使用過激言語的人身攻擊（真正的誹謗中傷），但另一方面，「選手沒有錯」或甚至是「要求選手對奧運發聲就是對選手的誹謗中傷」這樣的論述，也是有一定的危險性的。在這種試圖切割運動員與政治問題的論述之中，運動員被塑造成一種「純潔」的存在，而這種對於「純潔性」的期待同時也是「去政治化」的──與世無爭、純潔無瑕的運動員不應該對社會與政治發表意見，沾染上污穢的氣息。這樣的風氣，可以在大坂直美以及日本女子足球隊在賽場上表達對於種族歧視的抗議行動後所遭受到的日本輿論批評之中看見。
針對這樣的問題，曾被選入日本橄欖球隊代表，現為神戶親和女子大學教授的平尾剛便出來表示：
但選手也是先作為一個人，然後才是選手。（我們）也是活在這個社會之中，每個人都應該可以表達對於社會的意見才對。
平尾剛在不斷倡議運動員與體育界應該要對東奧更有批判性的同時，他也點出了造成這種「無風狀態」的根本問題──運動員的世界與現實社會太過脫節。全職的運動員在成長過程之中，不但過著與一般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有時甚至會因為太過專注於訓練以及周圍交友圈都是運動相關人士，所以缺乏許多社會化的經驗。
一位從小柔道訓練出身的匿名選手撰文表示，自己是直到就職，進入有柔道部的公司之後才意識到自己一直以來與社會有多隔絕。這位匿名的選手進一步指出，由於體育是重視勝負的世界，面對社會上不公平的結構，大家也會傾向「自我責任論」──是因為你不夠強；如果你夠強，能去到更好的地方，就不會被這樣對待了。在這樣的環境下，運動員往往對於社會議題較為不敏感，也沒有意識到自己與社會脫節、甚至有些情況下享有了特權等的問題（註五）。
比如說，日本政府 7 月發表了觀眾不能入場的政策後，在奧運之中擔任日本足球隊隊長的吉田麻也便表示：「作為選手還是希望能在粉絲面前比賽。希望能再考慮看看（開放觀眾入場）。」這樣的發言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運動員與社會脫節的問題。
平尾剛也提到，許多人會說「選手們是賭上人生的」，但從餐飲店業者到社會中的各行各業，不也有許許多多的人是賭上人生地在過每一天嗎？當社會中其他文化的活動都相繼被迫中止，只有奧運作為特例地強行舉辦，當事人難道不應該表達自己的意見嗎？「我知道發聲很困難，但現在近乎「無風」的狀態真的好嗎？我希望（更多運動員）可以實踐作為活在社會中的一員的責任。」
在這次東奧的日本選手之中，也有極少數人針對奧運做出質疑，其中一人便是田徑選手新谷仁美。新谷表示，對於奧運，她「作為一個選手是想參與的，但作為一個人是不想參與的。」、「作為一個選手是贊成的，但作為一個國民是反對的。」甚至也講出了「若是沒有國民的理解，舉辦奧運是沒有意義的。」
從新谷的發言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她來說「選手」與「國民」這兩個角色之間有一定的距離，甚至是有衝突性的。然而，她已經是少數有注意到這兩者之間的鴻溝，並且有意識地想去做連結的運動員。根據 NHK 的報導，新谷在 25 歲巔峰時期曾一度退役，並作為上班族工作了 4 年，而那時的經驗也讓她深深理解到運動員與社會之間的斷層。
難道這樣就好了嗎？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批判奧運就是不支持選手與體育嗎？對於這點，在沖繩活動的搞笑藝人 せやろがい 歐基桑（せやろがい 是關西腔的「難道不是嗎？」）在推特與 YouTube 上發表了一段名為〈奧運這樣就好了嗎？〉的影片，最後講到：
「想支持選手這點來說我也是一樣的。但為了改變這個利用選手的結構（註六），留下一個能真正讓選手發光的奧運，（我們）提出目前奧運的問題點，這難道不也是在支持選手嗎？我在這次奧運中真真切切地了解到，主辦國的民眾與媒體不管怎麼發聲，IOC 都聽不進去，而在這種時候，難道不正是需要身為主角的選手們的行動嗎？
……透過運動競賽，讓小朋友們懷抱夢想，這是很棒的事情。但因為懷抱夢想而進入運動競賽的孩子們，最後走向的卻是充滿問題的奧運，我想問運動員們，這樣好嗎？如果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只是比賽完就結束了，只能讓孩子們懷抱這種圖一時方便的夢想的話，我在這點上是會批判運動員的。
選手們！你們不是在起身面對比賽對手的時候，感動了許許多多的人嗎？接下來，請你們起身面對奧運中各式各樣的問題吧！在體育界，碰觸奧運問題這件事本身被視為禁忌，如果真的出現有勇氣發聲的選手，我們絕對會超級支持的啊！這難道不是在真正意義上支持體育嗎？」
結語
以上，筆者整理了許多日本輿論針對 2020 東京奧運所做出的反省與反彈。當然，台灣在這次奧運的位置性、疫情、還有運動員的養成環境及市場都跟日本有所不同，所以和他們所面對的問題自然也不一樣。但是去傾聽日本國內對於奧運的各種聲音，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地評價與反省東京奧運。
許多台灣人回頭評價這次奧運時，或許也會覺得：「有辦奧運真是太好了。」這可能是因為看了奧運受到感動、覺得在疫情之下獲得救贖，以及台灣拿了有史以來最多獎牌數的緣故。然而，在狂歡結束過後，台灣可以不用承擔奧運諸多後果，在疫情趨緩的日常中繼續過生活；而對於住在日本的許多人來說，奧運在社會、政治、經濟還有疫情上所帶來的衝擊，是他們在奧運結束之後的每一天都還是要繼續面對與承受的。所以還是私心認為，這些不同位置性上的討論，可以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看到，我們的光可能是由別人的影所撐起的。
最後，奧運之下，台灣輿論也對於體育改革有諸多討論，希望日本對於「如何讓體育以及運動員更健全地存在於社會之中」的思考，也能帶給台灣一點啟示與參照。
註一：日本政府有出來澄清這場歡迎會是沒有提供飲食與酒類的，但還是難以平息輿論的憤怒。
註二：雖然沒有禁止攜帶酒類，但後來有規定不能多人飲酒。
註三：認為緊急事態宣言沒有效果的 76% 之中，包含了認為「沒什麼效果」的 51% 與「完全沒效果」的 25%。
註四：知名例子包含抗癌游泳選手池江璃花子收到許多反對奧運的人希望她能出聲批判疫情下的奧運、甚至退出奧運的要求。她本人也因此在推特上發表心聲，表示她能理解在疫情之下希望停辦奧運的聲音，但她與其他選手一樣，不管有沒有奧運，都是接受已經決定的事情，並全力以赴。就算對她本人訴諸這樣反對的聲音，她也什麼都改變不了。最後也表示，以選手個人承擔這些實在是很痛苦。
註五：上述文章中提到的運動選手的某些特權，包含與一般日本人不同的就業管道，以及在疫苗缺乏時，頂尖選手不但早早能打到，且還能每週接受 PCR 檢測等。當然，這不代表運動員就沒有弱勢的面相，畢竟不同項目、不同路線與處境的運動員都有不同難處，像是文章中作者就揭露他作為酷兒在職場中所受到的性別不平等對待。
註六：該影片前半段有講到奧運期間日本運動員們被政治利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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