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相信我們能夠改變世界嗎？」我這樣問海蒂。
海蒂是我的研究所同學，也是最近幾年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我們的主修是「全球媒體與後國際交流」，數十年前，文化的傳播是從西方國家傳到其他國家（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西方國家透過殖民等強硬行為，還有電影、戲劇、音樂、新聞等軟實力活動，將他們的思想及文化傳播到世界。國際交流，是國與國之間的往來，20 年前的「美劇」、「法國文藝片」、「拉丁舞曲」都是十分明確的分類，看到這些關鍵詞，腦海中就會浮現這些文化作品的樣子。
誰是所謂的「主流觀眾」？
千禧年以來，慢慢出現了以動作喜劇征服好萊塢的成龍、自成一格音樂劇式的印度寶萊塢電影、日本的動漫、韓國流行音樂 K-pop 及韓劇⋯⋯。這些原本是「少數族裔」（visual minority）的文化，結合了別的地域的特色，形成了所謂的「後國際」文化。
成龍在美國的電影中，總是飾演一個剛到美國不久的中國人（比如說因為查案來到美國的中國警探），因為文化差異與溝通誤會帶來許多笑點，並且在美式的警匪片框架中，融入了早期華語電影的武打與其他中國風元素。韓國的流行音樂中，有許多熱門曲是由美國的團隊作曲、編曲，再聘請美國舞蹈家編舞，最後才由韓國的表演者呈現在舞台上。這些融合了各地的特色的文化作品，也成為了主流觀眾推崇的文化之一。
當然，我們也在課堂上激烈辯論「主流觀眾」指的是誰：人口最大的族群是主流嗎？還是西方國家的觀眾就是「主流」呢？或是講英語的觀眾才是主流呢？「白種人」觀眾才叫主流，有色人種都是非主流嗎？為什麼不同族裔的人要被稱為「有色」人種？是以白人為基底，其他人種都是被染色的嗎？為什麼我們認知中的歐美大國是「第一世界國家」？是誰擅作主張把世界分級排序成第一、第二、第三的？
所有被處理過的資訊，都不再客觀
在學校的時候，因為是跟文化傳播有關的主修，幾乎每週都會請到不同領域的從業人士來跟我們分享他們的觀點。講者中有不受觀眾待見的小眾媒體人，被一般大眾貼上了「陰謀論者」的標籤，不論他們報導了什麼，只要和主流媒體說的不同，就容易被當作妖言惑眾。也有 BBC 的製作人來分享，他開門見山說：「看到你們上週聽了小眾媒體的分享，這禮拜看到『 BBC 』3 個字母，一定覺得我是國家機器的邪惡代言人吧？」
我們會定期分享我們研究的進度：例如來自馬來西亞的同學分享吉隆坡的抗議活動。不同的新聞媒體，有不同的視角，有將抗議民眾塑造成暴民的，也有將警察塑造成暴力執法的。我們不了解馬來西亞的政治與社會力量，看到的只有同學的分享，不論同學認為自己多「客觀」，也試著將雙方的立場都解釋給我們聽，我們所得到的依然是透過他的價值觀，而得到的主觀分析。
新聞學的課堂上，第一天上課時老師的第一句話就是──「世界上沒有客觀的新聞」。每一個記者都有自己的主觀意識，他們工作的媒體公司也都有各自的政治立場，只要我們不是在現場親眼所見，不管透過什麼管道得到，就是經過處理的資訊。拍攝的角度、色調、是照片或是影片，甚至影片的長度都有可能起到引導的作用。比如說英國的威廉王子在小兒子路易王子出生後，於醫院外受訪，並被媒體拍到豎起中指的畫面。
但從另一角度看來，他其實比了 3 隻手指頭。
眼見不一定為憑，我們在課堂上學會質疑，越質疑，越感到困惑。究竟我現在看到的，是誰想要我看到的「事實」呢？因為總是習慣性地質疑，越來越不安，因為覺得自己變成好像我們曾經以為的陰謀論者。我所提出的觀點，會不會也被不習慣質疑的人，當成妖言惑眾呢？
當必須用公司利益判斷新聞價值⋯⋯
畢業之後，海蒂進入一家知名的電視台工作，從資訊的「消費端」變成「製造端」。她不是記者，沒有參與資訊的「加工」，但是可以參與派誰去報導哪些主題的決策。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們在做的事情，是改變世界的一種方式。記者本人的價值觀、電視台的政治立場、電視台所在地區的輿論與社會觀感，都在引導著觀眾做判斷。觀眾覺得自己是獨立思考的個體，但是資訊是被加工過的，思考的方式也是能夠被潛移默化的。
海蒂是一個溫暖的人，閒暇時候做義工，即使是新冠疫情肆虐期間，也上網為非營利組織做一些文書工作。
「現在看到新聞，眼裡看到的不是資訊，而是工作，我沒辦法單純當個觀眾。舉例來說，我進入電視台的第 3 年，發生一個小型空難，我們收到消息的時候，死亡人數是 5 個人。我們在討論要不要派一組人去報導這件事的時候，我無意識說，死亡人數太低了，不值得我們派人去。」她自己都嚇了一跳，怎麼會把人命單純當作冰冷的數字來看待？
後來死亡人數上升到 15 人，是一件值得報導的事了。但是，他們又開始研究罹難者的國籍。做為一個美國的電視台，如果派了記者、攝影師、工作人員長途跋涉去報導這件事，但是罹難者中沒有美國人，是無法引起美國觀眾共鳴的；電視台需要營利，而這件事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
「有時候，不只是公司的政治立場或是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判斷，有很多我自己很感興趣的主題，也有我覺得需要更多人關心的議題。但是通常，我們單純根據這件事情的新聞價值，從統計上來看我們的觀眾關不關心這類型的議題，來決定這件事值不值得我們花錢和時間去報導。」
「每天每天都有好多的議題，計畫採訪、剪輯都做好了，但是有更重大的事情發生了，這些相對小的新聞就被撤掉了，可能再也不會有播放的一天。觀眾只看到了被播報的新聞，而不曉得這些新聞議題經過了多少層篩選。像是一個循環，電視台只播出觀眾想看的內容，這些內容同時也將觀眾塑造成他們的 target audience（目標觀眾），」海蒂說。
相信自媒體可以產生「蝴蝶效應」
與傳統電視產業不同的是，現在自媒體成為了訊息的主要來源，有許多「10 分鐘看完一部電影」這種頻道，也有介紹美食店家、舒服漂亮旅宿的個人帳號。每個人都有發聲的能力和平台，能夠自由選擇分享的主題。於是如何得到影響力、如何發揮影響力，就成了經營個人品牌的課題。藝術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名言：「在未來，每個人都有機會成名 15 分鐘。」這 15 分鐘是曇花一現，還是在絢爛過後能夠細水長流，取決於個人──可以殺雞取卵地將短暫的名聲變現，也可以運用影響力對社會做出貢獻。
「對社會有貢獻，對我有什麼好處？」或許不是立即的、肉眼可見的好處，但是至少，我們能夠延續人與人之間的善意。這是一種越來越稀缺的資源，當善意被拿來利用或扭曲，為了保護自己，許多人選擇將自己封閉起來。舉例來說，路上看到摔倒的老人，好心去將他扶起來，老人的家屬反而誣陷是好心人害老人摔倒的。中國知名女演員孫儷資助貧困學生就學，當對方發現自己的資助人是知名演員時，開始獅子大開口索要錢財。孫儷後來停止了資助，被學生反咬一口，控訴她的無情。看到這樣的新聞，大家理所當然畏懼付出會不會反而對自己造成傷害？
在社群媒體上，我跟海蒂都各自有一個從學生時代開始使用的私人帳號，還有最近幾年開始經營的公開帳號。我們用筆名分享作品，上傳的照片從來沒有正臉照，因為不希望在路上被認出來──對方十分了解我，而我對他一無所知。
曾經有一次，我在公開帳號上分享了一張工作時跟同事的合照，但是裁去了臉的部分。一個朋友在聚會上喝多了之後，說：「我覺得妳這種做法很奇怪，要不就不要上傳，要不就大方地傳；一邊經營著社群，一邊又說著自己不想出名、不想被認出來，是一件很矛盾的事。為什麼要這樣假惺惺討拍呢？」另一個朋友在旁邊說：「她醉了，不要放在心上。」但我想，應該也是酒後吐真言的一種吧。因為害怕過多分享會讓我們失去生活與隱私，同時又矛盾地希望能夠多一點觀眾，讓我們關注的議題和想法能被更多人看到。
同時任職於主流媒體又經營著自媒體，海蒂覺得最大的差別是盈利。在公司，她的決策必須以利益為最大考量，而她私人的自媒體帳號則是恣意分享著她的畫作和觀點。不論有沒有觀眾、能不能引起共鳴，就像朝著宇宙發射訊息一樣，用她的作品為世界貢獻了一點點美好。
所以，我相信我們可以改變世界嗎？我相信。
著名的蝴蝶效應說明了，一隻蝴蝶在巴西揮動著翅膀，能夠引起一個月後在美國德州的龍捲風。或許偶爾會有「人微言輕」的無力感，或許這只是一個被過度美化的理想主義，但是我們在這世上的痕跡，不論善惡，都是能夠帶來一些改變的。影響力有大有小，取決於名氣、權力、出身等各種時常被拿來衡量的社會地位，但是在每個人都有能力出名的現代社會，改變自己得到更大的影響力，進而改變世界，不是不可能的事。
即使只是一點點，也能積沙成塔；即使緩慢，也可能龜兔賽跑。總有一天，我們做出的努力一定會得到一些改變。
執行編輯：蕭又寧
核稿編輯：周盼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