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字面來說，危機是「判斷」的時刻，一個轉捩點。這個詞本身也是古希臘人留給現代全球化世界詞彙的另一項遺產。但在希臘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過去 10 年來，只要談到希臘，「危機」的意思就會微妙地轉為指某個狀況，而不是決定性的時刻。就那個狀況的本質來說，在一般的看法裡，只要進去了，一切都不會改變，或者只有微小的變化，跟「危機」正常的意義相去甚遠。因此，本篇文章只要適用於希臘自 2010 年以來的狀況，「危機」就會放在引號裡。在希臘，「危機」變成一種生活方式。
這種生活方式普遍來自突如其來的貧窮。到了現代，沒有其他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在 5 年內縮小了 ¼，收入和退休金也減少了至少 ¼，失業率一直超過 25%，年輕人的失業率則升高到接近 60%。2015 年開始實施資本管制和銀行帳戶的限制，當時預期最快要到 2018 年底才會解除。
經濟成本就擺在檯面上，對社會的效應則更深層，要花更多時間來解決。自冷戰結束以來，希臘社會變化的速度就很快，也很不穩定。自 2003 年以來，中東戰爭不斷，戰敗國有更多人流離失所，逃難到歐洲，很多人會經過希臘，自 2013 年以來的人數更是暴增。
公共組織和私人慈善機構已經變窮，卻要負責照顧移民的生活和福利，他們從土耳其來到愛琴海東側的島上，2015 年的人數創下新紀錄，光在上半年就超過 10 萬人。問題在 2016 年變得更複雜，北方其他國家關閉邊境，開始豎起圍籬，不讓移民進來，希臘卻沒辦法圍起幾百座島嶼跟三面臨海的本土。好幾千人停滯在他們本來只打算待幾個小時的國家。結果，希臘的社會服務瀕臨崩潰，已經因內部「危機」而掙扎許久的社會要承受更大的壓力。
流入的移民還帶來另一個結果，自 1923 年以來第一次，希臘又有了為數不少的穆斯林人口。歷史記憶很難消除：自鄂圖曼人結束統治以來，雅典就沒有清真寺，在雅典建立清真寺的提議已經吵了好幾年。儘管地方找好了，計畫也在 2016 年通過，在本書寫作時，清真寺仍未啟用（最後在 2020 年 11 月正式開放）。
其他的社會壓力也戲劇性地增加。戰後的希臘幾乎看不到街頭犯罪和搶劫，「危機」那幾年就有了變化。甚至在雅典最富裕、貧化徵兆最少的地區以及設計得很漂亮、依舊維護得很好的地鐵上都可能發生搶案。雅典西邊的郊區，包括靠近市中心的幾個區，都變成警察和守法市民的禁區，那裡掌權的是人口販子和毒販，剝削的對象包括因為危機而失去家園的希臘人，以及沒有合法地位或保障的移民。聽說，有些要養家的人無計可施之下，找金色黎明的自衛隊員來保護他們的身家財產，因為人力匱乏且士氣低落的警察無法保護他們，甚至還縱容惡徒。
常有人說，過了剛開始那幾年，抗議者走上街頭的時候，氛圍就變得絕望，帶著無可奈何。暴力之流找不到出口，幻滅和絕望讓暴力火上加油，不過社會秩序尚未崩潰。希臘人找到了因應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傳統的家庭單位。另一個則是黑市，不是用現金，就是以物易物。很多希臘人向來不信任銀行，多年來的種種官僚程序並無法吸引客戶進門。隨便問一個人，就可以找到其他做生意的方法。
有能力的人就離家到國外找工作。希臘人已經碰過這些事。在希臘建國後的 200 年裡，無數代的希臘人經歷過更糟的狀況。在這種時候，他們賴以存活的特質最恰當的翻譯或許是「耐力」或「有耐心的順從」。如果這就是讓人在逆境中繼續活下去的傳統方式，卻不是令人振奮的徵兆，不代表希臘和希臘人應該快要碰到預期會出現在「危機」另一頭的決定性改善。
說到這裡，陰暗中還是有優點，在藝術和文化上最為明顯。傳統上在希臘文裡，詩是第一種自我表達的手段，在新的形式、文體和環境中迸發。希臘有些剛嶄露頭角的詩人是移民，會說母語和希臘語。
一名近代英文文選的編輯說，所有人都用不同的方式見證「今日在希臘和巴爾幹半島的艱難生活」，但也同時「提供新的方法來想像非常不一樣的實相」。小說作家繼續擴大他們的視野，愈來愈多作家加入離希臘很遠的經歷和情境，或加入的角色能代表希臘人中的「他者」。
推理小說等了很久終於變成熱門話題，或許跟犯罪率增長脫不了關係。佩特羅斯．馬卡瑞斯（Petros Markaris）有好幾本暢銷犯罪小說的主角是喜愛字典的哈瑞托斯探長（Inspector Haritos），已經翻譯成英文和其他語言。他的《危機三部曲》（Crisis Trilogy）在 2010 年到 2012 年間出版，特色是用一種勇敢的、譏諷的觀點來看「危機」頭幾年的日常生活。
其他的藝術形式也十分興旺，「在危機中，希臘出現了創意的爆發，尤其是戲劇、電影和表演等領域」。尤格斯．藍西莫斯（Giorgos Lanthimos）、亞歷山卓斯．阿拉納斯（Alexandros Avranas）等人拍攝的藝術電影有些用英語製作，觸及世界各地的觀眾。遵循古典或「藝術」音樂傳統的新作曲和公開演出也發展得很好。
「危機」開始後，雅典開了幾座使用最新科技的文化中心，現在都有讓人讚嘆的節目：歐納西斯文化中心（Onassis Cultural Centre，希臘文是 Stegi，「屋頂」的意思）在 2010 年開幕，以及 2017 年 3 月開幕的斯塔夫羅斯．尼亞爾霍斯基金會文化中心（Stavros Niarchos Foundation Cultural Centre），內有新的歌劇院及國家圖書館。這兩項新事業都在致敬偉大的希臘經濟成功故事，至少可以回溯到 18 世紀，這項勝利的資產傳統上都在國境之外：也就是船運。2017 年在雅典舉辦的國際藝術博覽會「Documenta 14」展期 6 個月，迎接了 30 多萬訪客。希臘的街頭藝術已經從傳統上破壞大學校園外觀的醜陋政治塗鴉抬升成一種藝術形式，通常熱情洋溢、妙趣橫生、目空一切、充滿創造力。
就經濟和政治而言，有些人發覺備忘錄似乎有效，或至少帶來了益處。至少在理論上，薩馬拉斯政府在 2014 年末成功產生了基本盈餘，後繼的政府在 2018 年又再度達成。至少有一位希臘經濟學家在 2017 年指出，希臘公眾對債務的態度以及對「合理程度的財政自律」都開始變化，符合 2015 年夏天後 SYRIZA 聯合政府實事求是的轉向。
《關於作者》
羅德里克．比頓 Roderick Beaton
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現代希臘與拜占庭歷史語言文學的榮譽教授。他的著作曾贏得三次朗西曼獎（Runciman Award），分別是《喬治．塞菲里斯傳：等待天使》、《現代希臘文學簡介》和《拜倫的戰爭：浪漫的叛亂，希臘革命》，後者也進入達夫．庫柏獎（Duff Cooper Prize）的決選名單。他是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British Academy）的院士，在 2019 年得到希臘共和國的榮譽司令勳章，表揚他「對現代希臘及拜占庭歷史、語言及文學研究的卓越貢獻」。
註：本文摘自羅德里克．比頓的《現代希臘史：希臘專家寫給所有人的國家傳記》，由商周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