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還是試煉場？法國電影生存環境
某些大中國主義者常笑稱，法國也就不過四川的大小，不僅比這個中國第 4 大省，人口少得多，其可考文字 2,000 年歷史，甚至比這個中原邊緣、地方文化還短。
然而，即使不為歐盟領土最大、人口最多、經濟最為富有之國家，法國近百年來，長期作為歐洲最大的電影國，不僅其健全之電影產業，能夠有效對抗好萊塢的全球宰制，數十年為歐洲最強；其藝術電影更是每年佔領 3 大國際影展，語不驚人死不休，不時驚艷世界。
更有甚者，法國更主動跳脫國家民族主義思考，每年甚至以自身的文化預算，不斷補助他國之藝術電影，尤其為第三世界國家，被打壓、抵制的小眾作者導演，如其長期資助中國地下電影，如被官方禁止拍片的婁燁⋯⋯。
法國理想、繁盛的電影環境，自為外人所稱羨──不僅對內能夠抵抗好萊塢，對外稱霸國際影展，宛如一個達成產業與藝術平衡的電影烏托邦。
然而，細究其百餘年的電影發展歷史，我們更能發現這個光鮮亮麗的表現，底下是以不間斷的「存在危機」所交織而成，不僅無時無刻面對美國電影霸權，過去更經歷「亡國」關卡，未來更要迎接 Netflix、Disney+ 等串流媒體宰制。
本文試圖爬梳法國電影生態，與其說是理想狀態下的烏托邦，或許更像是能夠面對存亡關鍵的試煉場？
百年法國電影產業，不斷「生存危機」與抵抗奮起
法國百年作為電影大國，絕非僥倖。除了一種長期支持藝術之好奇驅使，法國人更懂得如何面對歷史鉅變，於不斷危機中，維持藝術發展的脈搏生機⋯⋯。
「工業革命」之世紀末，盧米埃兄弟（Frères Lumière）結合科技發明與藝術想像，發明了電影機械，展開了風起雲湧的電影強國博弈競爭。新世紀肇始，以法國為首的歐洲電影勢如破竹，橫掃世界市場，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卻為致命一擊，一方面歐戰浩劫，將產業結構破壞殆盡，另一方面，美國好萊塢之蔚然崛起，更讓歐洲電影被打得一蹶不振。
然而柳暗花明，法國電影界終於在經濟大恐慌後的 30 年代，以貼合常民社會脈動的「詩意寫實」，不僅於國內電影市場，同時於國外之藝術影響力，都達到高峰。然而迎面而來的，卻是一個更艱鉅的挑戰──「亡國」⋯⋯。
- 「亡國」關卡──納粹佔領
法國「詩意寫實」可說於 30 年代，與社會運動共生共振，一齊以所有可能，嘗試對抗納粹、法西斯軍國主義崛起，然而卻慘遭悲劇性失敗。希特勒以「閃電戰」（Blitzkrieg）勢如破竹攻佔巴黎，法蘭西第三共和，瞬間覆滅⋯⋯，法國被分割成納粹佔領區、法西斯佔領區，和魁儡維琪政府，猶太人、學生、知識份子、社會運動份子遭到殘酷清算。
然而，在如此困難之生存時刻，卻為法國電影的一個轉機。
納粹佔領期間，弔詭成為法國電影產業脫胎換骨之契機。法國電影人在亡國感震懾下，異常團結合作，就在納粹虎視眈眈的監視下，魁儡維琪政府嘗試秘密統合山頭林立、破碎分裂的電影產業，大膽成立國家電影機構（後成為知名的法國國家電影與動畫中心，CNC），另更執意成立國家電影學校（後成為頂尖學校 IDHEC，即日後 La Fémis），培養年輕電影人才，如日後大導──雷奈（Alan Resnais）即在此入行學習。
法國電影人在這段「亡國」期間，團結拍攝許多風雨名山之作，如延續「詩意寫實」的《天堂的小孩》（Les Enfants du paradis，1945），不僅奇蹟通過納粹電檢，更提供猶太電影人秘密地下工作。危機作為轉機，有些人甚至將納粹佔領時期，視為法國電影一個「黃金時期」。
- 戰後重建──美國電影入侵
在美國軍隊幫助下，法國反抗勢力（Résistance）終於解放巴黎（Libération de Paris）。雖法國反抗軍前仆後繼、傷亡慘重，但實際上只占法國人口極小部分（大部分法國人可能於大戰最後兩個星期，才「變成」反抗勢力）。美國成為戰勝納粹之主要力量，成為重建歐洲的首要決策者，例如欲將其大眾文化競爭宰制，深入戰後電影產業。
以勝利者之姿，美國政府強力要求法國開放電影市場，簽訂戰後著名的「布魯—拜尼斯協定」（Blum-Byrnes Agreements），也就是讓沒受到戰火摧殘的好萊塢電影，如入無人之地，無條件進入法國電影院，讓戰後百廢待舉、風雨飄搖的法國電影產業，遭受沉重、致命一擊⋯⋯。
- 電影人遊行──電影文化政策的誕生
面對電影存亡危機，法國電影人展現一種前所未見的團結、有志一同之抵抗，法國大導卡內（Marcel Carné）、大明星尚馬赫（Jean Marais），率領電影從業者和愛好者，於巴黎展開萬人大遊行，終以民間力量，迫使政府修改與美已簽訂條約，後更得到朝野支持，成立「資助電影法案」（loi d'aide du cinéma），成為世界電影文化政策濫觴。
此法案不僅明定銀幕保護政策，後更創立獨步全球之「電影稅」，規定票價 10%，作為國家電影發展基金，成為政府發展電影產業、不斷循迴流動之活水源頭。如此創新電影文化政策，成功使法國國片市佔率，能夠超越好萊塢，成為歐洲電影第一大國，至今仍屹立不搖。
法國電影人大遊行，可說啟發了上個世紀末之韓國電影「光頭運動」，讓韓國電影深受法國文化政策啟發，商業電影在國內，能夠對抗好萊塢；藝術電影在國際，能夠持續入圍一級影展，終以《寄生上流》（기생충，2019），獲得坎城金棕櫚、奧斯卡最佳影片。
- 電視危機──藝術電影補助的誕生
度過戰後危機，法國電影於 50 年代末，因電視之興起，票房直線下滑，危及整個產業存亡發展。此時正值第五共和建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任命馬爾侯（André Malraux）成立世界第一個文化部，其中 CNC（國家電影中心）統整電影政策，如同馬爾侯所說：「電影既是產業，也是藝術。」CNC 之任務，在於同時發展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輔助產業、文化雙軌並行：
- 商業電影實行「自動性補助」，也就是退還 10% 電影稅作為拍片基金，票房越高，退稅也越多（加上其他「商業性質產業補助」，商業電影通常可得到政府補助 30-40%）。
- 藝術電影實行「選擇性補助」，也就是以專責的委員會，專門補助小眾作者電影（加上其他「非商業性質文化補助」，藝術電影因資金難尋，且成本較低，可得政府補助達 50%）。
60 年來，「選擇性補助」可說幫助了絕大多數，我們所知的所有法國藝術電影。
- 大片危機──「文化例外」的誕生
90 年代，法國電影又遭受存在危機──面對好萊塢成本越來越高的商業大片進攻，法國小眾電影毫無招架之地。在此同時，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在組成 WTO 先行談判中，受到美國政府壓力，強勢要求開放電影市場。
然而當時文化部長賈克朗（Jack Lang）提出影響深遠的「文化例外」（exception culturelle），認為「文化不同大豆、花生」，不是可以交易的商品，而有傳承、創造的非商業文化價值，進而大膽拒絕美國方面之壓迫，最後成為歐盟以致世界文化談判的一個原則。
法國政府確立「文化例外」同時，更思索如何加強法國電影競爭力，如主導拍攝大片《瑪歌皇后》（La Reine Margot，1994），不斷嘗試維持法國電影的世界影響力；新世紀之初，《艾蜜莉的異想世界》（Le Fabuleux Destin d'Amélie Poulain，2001）再次引發世界大眾之關注，再創法國電影風潮。
- 藝術電影院危機──關注中型片發展
巴黎聞名世界、以拉丁區發散開的繁盛藝術電影院，於 2008 年左右，開始一間一間的倒閉，引發文化界的強烈關注。原因主要是如台灣威秀影城的商業連鎖電影院，如雨後春筍到處興起，排擠到小型藝術電影院的生存空間。
此時，13 位導演、製片、發行商，如賈克歐迪亞（Jacques Audiard）等人，成立「十三人社團」（Club des 13），大力呼籲政府正視小型影院存活問題，迫使 CNC 聯合地方政府，開始以實際行動支持在地的小眾影院，終於讓巴黎的風景，並非只有千篇一律的商業影城，而存在一間又一間各有特色的獨立影院。
「十三人社團」另一個重要影響力，在於呼籲政府關注「中型片發展」。於新世紀新資本主義勝利中，形成一種商業「大片越拍越大」、藝術「小片越拍越小」之「兩極化現象」（polarisation），而本於產業中堅位置的「中型片系統化消失」。
如此情勢終會讓美國「怪物大片」獨霸市場，他國「極貧小片」不斷被邊緣化。「十三人社團」的呼籲讓 CNC 開始重視中型片之發展，專注於大、中、小片的產業平衡。
- 疫情、串流危機──面對未來挑戰
時至 2021 年，法國電影當下危機，不僅於疫情肆虐──影院關門、產業停擺。更嚴重可能於「後疫情時期」──如何直面 Netflix 的將臨宰制？這個「法國電影存在議題」，正是法國導演阿薩亞斯爭議新書：《電影現在式》（Le Temps présent du cinéma），極力想探討的主題。
阿薩亞斯認為疫情影響可能是「稍縱即逝」（éphémère），法國電影當今面對的，更是深層的產業問題──串流媒體宰制到來。阿薩亞斯大膽提出，法國電影如何可能以「獨立電影道德」，作為 Netflix 將臨之「解藥」？（相關探討，可參考筆者文章）
（本文經授權編輯後刊登，欲閱讀原文請參考：法國電影生存環境，與競合方向）
執行編輯：蕭又寧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