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4 月 28 日，一項稅收改革激起了哥倫比亞人民積蓄已久的怒火，點燃了長達數週、迄今仍在進行式的抗議活動，期間血腥衝突和鎮壓事件不斷，除了各界呼籲雙方展開和談外，聯合國也譴責警方「用武過當」，據英國媒體《BBC》於上（5）月底指出已有至少 50 人死亡。
與哥倫比亞青年面對面：為何使用「倒反的國旗」為頭像？
在我們學校一堂時事課後討論會中，來自哥倫比亞的 N 這麼說：「當人們宣布要開始抗議活動時，我感覺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我們每年都有抗爭活動；但這次實在是有所不同，並且真的驚嚇到我了。」
N 和我就讀同一所學校，還記得當時即將進入 5 月中旬，N 眼看家鄉的情勢愈演愈烈、自己卻無法到現場支持，決定在校內舉辦一場討論會，希望透過散播正確資訊、協助各國同學建立意識，來鼓勵我們一同聲援那些實際走上街頭的人們。
討論會前我就注意到 N 把社群媒體上的頭像換成了哥倫比亞的旗幟。「其實真正的哥倫比亞國旗顏色，由上而下應該依序是黃色、藍色、和紅色──黃色代表金礦、藍色代表海洋資源、紅色則代表我們為了獨立而犧牲的鮮血。」他解釋道：「而人們之所以把頭像中的國旗顛倒，是因為我們國土上的人民，正遭到警方的暴行而血液四濺。」
長久民怨！稅改草案成導火線，掀起全面反政府運動
關於此次重創哥倫比亞的衝突，導火線是政府的一項稅改草案。肺炎疫情肆虐的哥倫比亞，不僅死亡人數已超過 9.5 萬人，同時面對劇烈的經濟衰退，國內失業率已高達 15%、貧困人口更是人口總數的 42%；因此當政府還要將部分稅收提高，人民自然當下就表現出了不滿、並號召群眾上街。
「政府在這種時候還想要從那些付不出稅收的人身上拿錢，他們沒有道理去實施這種政策。」N 這麼補充，「這是只會傷害人民、擴大不平等，且惡化我們本來就有的貧窮問題的政策。」可見此次的抗爭絕非事發偶然，而是哥倫比亞既有的社會問題早已積弊許久，稅收改革則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此次哥倫比亞的抗爭中，最開始的確是起因於反對稅收改革，但隨著衝突升級，議題也延燒到關於政府當局在「拒絕和平條約」、「受教權不平等」、「迫害原住民權益」、「打壓社會運動人士」等方面的作為；讓這些待解的社會結構性問題，進一步醞釀成了全面的反政府運動。
不知民間疾苦？政權腐敗又內部分化的哥倫比亞
儘管如此，由哥倫比亞總統杜克（Iván Duque Márquez）領導的當局──民主中心黨（Centro Democrático）依然擁有其以富人為主的支持者，因此當地也有這一部分的人民反對此次抗爭。N 和我們分享了一個抗爭期間具有象徵性的迷因：「在訪談中有人問財政官員一打雞蛋要多少錢，他們說不太清楚後回答 1,800 披索，然而實際上價格超過 3,800 披索！」
他緊接著說：「有些官員甚至不住在哥倫比亞，他們放假的時候去到美國，只有在必須工作的時候才回來。比如一個負責人權的官員在抗爭第一天時根本不在哥倫比亞，顯見他們根本不了解人民的生活。」
N 從自己的觀察點出：「哥倫比亞是一個內部相當分化的國家。就拿 2016 年終結 50 年內戰的和平條約來說，有一部分人不同意簽署，因為他們認為這份條約不能帶來足夠的正義；但另一部分人認為我們已經飽嘗死亡和戰爭的痛苦，必須跨出這一步才能確保和平與所有人的安全。」
各國青年正反方激辯：暴力抗爭可以成為解方嗎？
結束此次抗爭的進程與背景報告後，來自奈及利亞與英國的 D 向 N 提問：「雖然警方很暴力，但你認為民眾破壞公共設施的行為可以被合理化嗎？或你覺得這樣的行為有助於改革嗎？」
這個問題引發了我們一連串的討論。比如荷蘭的 T 曾經參與倡議氣候保護的公民不服從運動，而他認為這類「公民不服從運動」才能最有效帶來革命性的改變，尤其面對從不聆聽民意的腐敗政權，只有讓事態緊急，政府才會願意進入對話。
然而委內瑞拉的 H 則從 2019 年委內瑞拉罷免總統的抗爭一例，表達自己不認同暴力抗爭。他表示：「首先，政府會以暴力抗爭為理由去對抗你。第二，你很難合理化任何違反法律的行為。第三，這違背了你反抗暴力政府的初衷，以暴制暴並不會讓社會變得更好，並且你損害公共的財產，是屬於你和其他人的。」
我想起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切諾韋思（Erica Chenoweth）的「3.5%定律」（3.5% rule）。根據切諾韋思的研究，只要社會運動的參與人數達到人口總數的 3.5%，就不會失敗，而非暴力運動成功的可能性更是暴力運動的 2 倍。
他分析這是因為非暴力運動在「身體限制」、「透明度」、「爭取軍警支持」都更有優勢：對比暴力運動，非暴力不用秘密運送武器而透明度高，加上沒有身體條件的限制，不用身強力壯也能參與，因此更容易讓抗議群體達到 3.5% 的門檻，而當軍警看到自己的親友也在抗議行列時，也有可能轉而支持群眾。
然而內部分化、具有多重結構性社會問題的哥倫比亞，似乎難以達到參與社會運動人數佔總人口 3.5% 的門檻。正如 N 予以我們的回覆：「我理解大家所說的，但依我們過去的經驗，政府就是不會聽，即便你試圖引發他們的注意力，得到的反應也會是負面的。另外，人們沒有錢與能力去和平抗爭這麼久，到最後政府就會勝利，就像他們一直以來那樣。」
同時他也補充此次一開始的抗爭是和平的，理念也非常明確，就是為了反對稅收，在卡利（Cali）發生警民衝突後，事件才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回應 H 分享委內瑞拉 2019 的抗爭活動，N 語氣無奈地分享在他看過的一個訪談中，有個移民到哥倫比亞的委內瑞拉人這麼說：「我離開委內瑞拉就是不想再經歷重複的事件，而我現在在哥倫比亞，事情卻再次用同樣的方式重演，我現在想回去委內瑞拉了。」
哥倫比亞青年：我希望改變是在民眾身上發生
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我們還探討了許多諸如：國際干預的可能、區域組織的角色、國際媒體的重要性等。然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是 N 最後的結語，他說：「我希望改變是在民眾身上發生，因為最終是我們會決定誰會在政府當中。」並表示在這次抗爭後，他樂見許多人開始懂得拋卻政治意識形態，單純聚焦在政策本身，並預測下一次選舉「當局將很可能被選票投下臺。」
他話語中帶有希望：「此刻的現實很殘酷沒錯，但不代表現實不能夠被改變，不代表我們會永遠都會這樣。」細細思索 N 的話語，我深深感知到──與其檢討國際社會的冷漠與功利，不如反思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擁有共同的核心價值」並兼具「理性與批判能力」，這也許才是穩定民主政體、有效處理內部紛爭的根本解決之道。
執行編輯：蕭又寧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