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個半小時後，手機收訊漸漸消失，窗外的風景也漸漸從高樓林立的都市、花團錦簇的鄰里，轉換到塵土紛飛、荒蕪的小鎮。鎮上沒有任何一間商店，每隔 10 幾分鐘才出現一幢獨立矮房，遺世獨立，彷彿被蓬勃發展的美國遺忘在 1930 年代的大蕭條。這個窮鄉僻壤的地方是喬治亞州朗不親鎮（Lumpkin, Georgia），也是全美最大的移民拘留所史都華特拘留中心（Stewart Detention Center）的所在地，自 2006 年起，每年共監禁 1,725 位男性移民犯。
帶著大學志工團隊踏進 El Refugio，──為非法移民者發聲的非營利組織，於 2010 年所成立、免費提供住宿與餐食給囚禁者家屬與訪客的招待所，我試著揣摩這 6 年間，所有來來去去的婦女和孩子們拜訪被拘留的丈夫和爸爸前、中、後的感受。即便簡約的矮房裡溫馨且應有盡有，想必也無法掩蓋他們內心的沉重、期待、不捨與掙扎。
此次拜訪的目的是希望透過與 El Refugio 合作，帶著身處都市的學生，了解非法移民囚禁者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用學生的力量向大眾傳播這個社會議題，使更多民眾與地方政府能投入更多資源，支持囚禁者家屬的生計，也為拘留者爭取更多法律資源，幫助他們提早與家人團聚。我在火爐前席地而坐，邊聽 El Refugio 協會志工語氣凝重的介紹拘留所營運模式，邊把玩著手上寫有拘留人名字、編號和國籍的字條。看到「甘比亞」，我想起了小學那天，當甘比亞總統訪台時，我很驕傲的和同學炫耀我爸作他的貼身保鑣⋯⋯。
政府外包的拘留中心，環境驚人的惡劣
史都華特拘留中心是一間政府外包給私人機構經營的營利拘留所，也是承載許多家破人亡的故事，與許多政治避難者或非法工人一輩子的居所。拘留愈多人，營運成本愈低，營收愈高， 因此，拘留所與中央政府營運的監獄環境與待遇相差甚遠。拘留者沒有輔導感化課、沒有聘請律師或受公審的權利，更沒有服刑截止的時間。
拘留所更以一次 1-2 美元（約台幣 30-60 元）的微薄薪資，剝削拘留者，逼迫他們打掃房間、廁所與公共空間。而這些「零用錢」可以用來打電話，但每分鐘要價 5-6 美元（約台幣 150-180 元）不等的費用，迫使他們忍耐長時間工作，累積與家人和朋友通話的資金。
一個籃球場大的空間裡，擠了 66 人、33 個上下舖，共用 3 間廁所、5 個洗澡間。拘留環境宛如「人類動物園」──不但無法定期更換制服、被單、毛巾，有時還會拿到用過的衣物，連襪子和內褲破了，都得申請一個月後才能拿到新的。冬天時更不敢奢望熱水，停水、停電、管線阻塞也是家常便飯。拘留所供應的餐點以白飯、豆子與熱狗等低成本、不健康的食物為主，過期或是參雜頭髮、昆蟲的食物，飲用水中出現綠色漂浮物也是常態。
此外，拘留所剝奪拘留者獲得適當醫療資源的權利，許多人因為惡劣拘留環境患得嚴重傳染病，延誤適當醫療照護而死亡。2020 年，21 位拘留者在拘留中心死亡，多數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更有多餘 6,100 件確診案例──即便如此，拘留所仍然年年獲得「安全拘留空間」的殊榮。最後，拘留所的地理位置使拘留者難以獲得法律諮詢服務，而要在這個窮鄉僻壤的地方找到一個能與個案以西班牙文或法文直接溝通的移民律師，更是難上加難。
在相同的拘留空間裡，拘留者們擁有不同命運走向：「可被遣返」的過客多數來自宏都拉斯、印度、瓜地馬拉、尼泊爾、塞內加爾，而來自古巴、巴勒斯坦、剛果的這群「不可被遣返」的拘留者往往一輩子處在一個既不能返回母國，也無法離開拘留所的尷尬處境。兩個群體互看不順眼，「不可被遣返」的群體也時常禁食抗議，希望能爭取更好的拘留環境。許多拘留者是因被鄰居通報，或是因幾次小的交通疏失被警察發現而被拘捕。他們期望暫時的家庭破碎與數個流亡的日子能換取的美國夢，從結果看來，往往是如此不切實際。
我們透過彼此，看見「另一個美國」
進入拘留所前，我們再三被提醒不能穿破洞的褲子、不能帶手機，只能帶身分證明。領隊還語帶諷刺地說，等待時間 1 小時至 4 小時不等，端看運氣。走進灰色水泥高牆包圍的拘留中心，我找了個邊角的位子坐了下來，一下盯著白牆，一下看看牆上的時鐘，再觀察身邊的人。一位年幼的捲髮女孩在媽媽身上爬上爬下，而在充斥著西班牙文輕聲細語的等待室裡，我努力地抓住對話中的幾個關鍵字。
過了不知道多久，一位身穿警察制服且配槍的男子叫了我的名字，驗證我的身分後，帶我穿過一道道自動門，穿越無數長廊，在一道灰色鐵門前停了下來。他簡單地告訴我房間裡的設備與訪視規則，並告訴我 1 小時候他會再來敲門帶我出去。
我坐了下來。不久後，一位瘦削的黑人男子在我面前坐了下來。我拿起了桌上的電話，而那位字條上的 30 歲甘比亞籍男子加羅先生（Mr. Jallow），在尷尬的交換了幾句噓寒問暖後，道出了他的生命故事。
父母雙亡，弟姊妹都還在甘比亞。他受過 3-4 年的正式教育，是位種植玉米和木薯的農夫。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同時躲避甘比亞的政治動亂，他 27 歲展開逃亡計畫，先飛到巴西，輾轉經過祕魯、巴拿馬、哥斯大黎加、墨西哥、最後才從邊境逃到了美國。
他在拘留所已經兩年了，不久前因明白美國夢逝後提出自願遣返申請，但由於流亡期間遺失了證件，還在等待申請核准。在拘留所裡的生活規律且枯燥，6 點起床，11 點準時熄燈，每天只有 1-2 小時的戶外活動時間。他對於拘留所的環境和生活並沒有太多的描述或抱怨，只分享他喜歡看功夫影集、打籃球，即便無法真正踏入美國社會，仍然希望能學好英文，因此順道請我轉達協會寄給他一本英文字典。
他接著問起我在台灣與美國的生活，而先前談話的愉悅也隨即被這個問題凍結。罪惡感羈絆了我的舌頭和思緒，我頓時不知該分享甚麼、從何說起，因為我們有著類似的嚮往，但截然不同的命運。我，持著合法學生簽證，在美國土地上走的每一步、吸的每一口新鮮空氣、花粉季裡打的每個噴嚏、烈陽在皮膚上的每一寸炙熱，以及所遇見的每個人，並非理所當然。他，遺失了身分證件的非法移民囚犯，兩年來只能反覆進出陰暗、狹窄、簡陋的空間裡，透過萍水相逢的訪客，一瞥拘留所外的美國生活。
然而，當我反思我和他物質上天差地遠的情境，我也不禁自問在心靈層面，我是否在異地埋頭耕耘的過程中，無形的為自己構築了一個牢籠，被追求成長卓越的期望與自己認定與社會不成文的留學生存規則而賠上了自己現階段的自由、幸福與健康，卻仍以為自己樂在其中？
不久後，鐵門傳了三聲巨響，我回了頭，再轉回去看他。他點點頭，並將泛紅的手掌貼上了隔著我們的玻璃。頓時腦中許多探監電影場景將我的手朝他的手對了上去。我能將電話掛回，起身後離開這冰冷灰暗的環境，但他卻只能繼續面對枯燥與惡劣日常，並期待下一位「陌生人」的造訪與返回母國的那天。如今經過數個年日，我也時常想起他是否如願平安地回到母國，重拾鋤頭與弟妹過著簡單的生活。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想再問他若一切重新來過，他是否仍會再奮不顧身一次。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