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到苗栗電子工廠移工群聚感染的新聞，讓我想起去年疫情下德國哥廷根小城的事件，以及事件背後對於社會融合的反思。
去年 5 月中旬，在疫情趨緩的情況下，德國陸續放寬了對商家、學校、運動中心和邊境的管制。原本一直都相對平靜的哥廷根小城卻在月底爆發了群聚感染，成為國內新聞的關注焦點。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 6 月，哥城另一處社區又再度爆發感染，一些居民因不滿封鎖措施而向警方投擲物品，引發了衝突。小哥城還因此登上了國際新聞，當時許多在台的親朋好友都傳訊息詢問情況。由於兩起疫情都涉及了多種族勞工與移民，相關的討論沸沸揚揚。
根據市政府的說明，月底的疫情是哥廷根及周邊地區幾個大家族慶祝開齋節所導致，其中還包括一間違法開業的水煙館。由於這些家族成員多居住在同一棟公寓型大樓，因此有將近 700 多名住戶受到影響。感染人數在一週內持續增加，其中還包含 39 名學童，有關的 13 所學校也都被要求停課。新聞中多次強調這些相關人員未配合政府要求出席檢測。
一開始聽到因為大型聚會而造成防疫破口的消息時，我也感到不解與氣憤，即便疫情已趨緩，仍應考量社會整體安全並遵守相關規則，大規模慶祝且不配合檢測的行為實在非常不負責任。然而，在持續關注各方報導和相關資訊下，我開始發掘群聚感染背後更深層的社會議題。
這些被指稱聚會的大家族，是 1990 年代末期因科索沃危機而逃難到德國的羅姆人（吉普賽人），內部社群的凝聚力極強，卻也因此與外界疏遠隔絕。許多祖父或父執輩依然保持著不與社會接觸的生活型態，他們不諳德語，亦不關注新聞，資訊的來源和溝通主要仰賴在德國受教育的第三代。這使得外界對於這個族群的認識普遍不足，再加上羅姆人長久以來被與扒手、小偷等畫上等號，早已累積了許多偏見。
另外，他們重視家族成員間的相互照應，不願讓病患孤身一人，也使隔離規範在傳達和實施上出現困難。隨著疫情的爆發，羅姆人居留身份的不確定性、與社會脫節和失業問題，以及長期仰賴社會福利維生等背景，都深化了原有的歧視，引發各界輿論。
事發期間，哥城的羅姆中心代表與相關家族成員也出面澄清，他們並未如報導所說舉行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另外，社區爆發大規模感染之前，他們已多次向疫情管控單位通報大樓中違反隔離規定的零號病人，但卻未受到重視。他們認為媒體傳達的是單方面且不完整的訊息，尤其多次強調羅姆人是造成群聚感染的主因，使他們遭受社區鄰里和社會大眾的譴責。還有些與此事件無關的外籍移民，只因為住在同棟大樓中，也莫名成了眾矢之的。
事情的來龍去脈各方眾說紛紜，然而很快地又被其他新聞給淹沒了，其中包括哥城另一處爆發的社區內感染和警民衝突，以及居特斯洛（Gütersloh）肉品加工廠 Toennies 確診的 1,500 多名員工，其中又以來自東歐的勞工為主。
綜觀德國放寬管制後，幾場新疫情爆發的共通點，主要都集中衝擊社會弱勢的群體，許多人本已生活困難、必須仰賴社會救濟，在整體經濟受創之下，又受到更直接的影響。他們也因較差的生活環境而更容易受到感染，比如肉品加工廠或農場裡，來自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外籍勞工，其狹窄擁擠的宿舍成為孕育病毒的溫床。另外，城市裡的羅姆人和其他移民群體，除了無法以德語有效溝通隔離及社區封鎖等政策規範，亦無法確切釐清事發的經過與成因，加深了他們與外界的隔閡和誤解。
值得注意的還有重啟邊界後進入的難民與尋求庇護者，他們被送往的收容所也環境擁擠，提高了交互感染的風險。若疫情再度爆發，亦容易被有心人士利用來製造衝突與對立，使得這些弱勢群體成為代罪羔羊，造成被邊緣化的惡性循環。
於此同時，社會中隱藏的族群偏見與分歧也隨著新疫情的爆發逐漸浮上檯面。一方是受到病毒直接影響而處於社會輿論中心的群體，其中一些因受歧視與不被理解，出現抗議與衝突，因此再度受到注目；另一方則是受連帶影響的同一社區、區域之民眾，由於被要求再次回到封鎖生活，因此對目標群體產生不滿與反彈。這種種都增加了防疫的複雜與困難度，也凸顯出社會融合議題在新疫情爆發下的重要性。
儘管在過去納粹歷史包袱和 2015 年歐洲難民危機等影響下，德國政府、非營利組織和公民社會團體對於社會融合議題已更為重視，提供各方面的協助，卻也依然有極右勢力如德國另類選擇黨（AfD）藉機崛起、劃分社會，並獲得一定程度的群眾支持。
因此，這幾場新疫情的爆發也提醒著德國各界，除了著重防疫之外，亦須加強搭建族群間的橋樑，進行更多交流與對話，以避免醞釀成未來更嚴重的衝突。這包含了透過翻譯或社工組織進行更全面有效的訊息傳遞；邀請文化研究者和教育單位促進不同種族間的互動；改善外籍勞工與難民收容所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減少媒體對於疫情中族群身份的過多渲染；保護那些早已受到邊緣化的群體，尤其是較脆弱的在學移民孩童等。
當然，最重要的還有提升大眾的獨立思考能力，如何避免將某些個人的不法行為放大歸類為一個群體的罪過，如何不受煽動而冷靜判斷事件的內容，都將會是關鍵。
社會融合的議題，不僅只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融入特定社會的權利和義務，更是社會中各族群、不同立場間展開對話並相互理解的進程。因為真正的融合，才能使每個人對於自身所處的社會產生認同，進而共同承擔起作為社會一份子的責任。
疫情反映出那些早已存在的社會問題，直接考驗著德國過去對於族群融合的努力。而這個相互理解的進程，從個人、社會、國家乃至世界，不僅僅是屬於疫情期間德國的重要課題，更是每一個社會都可以引以為鑑的。在危機與困難之下往往也隱藏著機會，希望這些事件能夠成為促進族群間反思並相互理解的一面鏡子，而不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後記：
哥廷根大學在這幾起感染事件後，邀請了各界人士，包含政府單位、文化研究者、移民社群與教師和學生等，一起進行討論和交流。在疫情挑戰下，透過教育者的力量，促進社會各群體之間的對話，也算是為社會融合課題立下了典範。
執行編輯：蕭又寧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