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如何改革？「從上往下」可以這麼做
2014 年 6 月 1 日，美國國家奧委會在麻省理工學院召開 4 年一度的大會。 大家本來期待美國國家奧委會會宣佈由哪些城市代表美國競爭 2024 年夏季奧運。美國國家奧會從 2013 年 2 月就開始邀請全美 50 個城市來申辦。一般來說，各城市想代表美國去和全世界競爭的話，通常要花 1,000 萬美元。
但美國國家奧委會主席賴瑞普伯斯（Larry Probst）並沒有宣佈名單，而是向媒體抱怨紐約沒有申請到 2012 年奧運和芝加哥沒有申請到 2016 年奧運，並說他要看看國際奧會到底要如何改革申辦程序。這聽來像是威脅：除非美國獲得主辦權，否則我們就不玩了。
自從 1996 亞特蘭大奧運之後，國際奧會確實對美國不公平，畢竟最大的電視轉播合約來自美國。國際奧會最近正在和 NBC 電視台洽談一個時間到 2032 年、價值 80 億美元的轉播合約。如果奧運能在美國的時區內舉辦，NBC 的收視率會比較高，美國人也可以在黃金時段收看比賽。收視率一高，不但 NBC 的合作夥伴會很高興，下一次再談轉播權的價金也可以提高。更何況，大多數美國一線城市都有大量富裕人口，付得起高額的門票和餐飲，而美國企業也會買形象廣告。
普伯斯和美國國家奧委會認為美國應該拿到 2024 年的主辦權，打破 28 年無法舉辦的不正常現象。所以普伯斯表示美國國家奧委會不會亮出底牌，要等巴赫在 2013 年成立的國際奧會工作小組在 2014 年 12 月宣佈如何改革遴選程序再說。但奇怪的是，普伯斯在 4 週後還是宣佈了名單——舊金山、洛杉磯、華盛頓特區和波士頓。
巴赫在 2013 年接任主席後，他很快就明白申辦城市越來越少的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他告訴專門報導奧運新聞的《奧運環內》（Inside the Ring）雜誌說，國際奧會的申辦過程太繁瑣，他要改得簡單和有彈性一點：
我們要求得太早又太多。我們和可能申辦的城市談，好像做生意一樣要求他們投標。我們開出條件，「你必須做這，你必須做那，我們的條件是什麼， 我們的保證是什麼。」這樣一來，全世界的申辦書都是由同一群人（顧問公司）寫出來的。每一份申辦書都一模一樣，我不必找他們來面試就知道他們會怎麼回答。我要改變這種心態⋯⋯我要讓每一個申辦城市自己去研究奧運如何能配合他們城市和國家的長期發展。
這些想法很有道理，巴赫也成立了工作小組研究如何改革。國際奧會前任主席賈克羅吉也曾在 2000 年代初期呼籲過改革，但沒有實質成果。整個程序只是變得更繁瑣、更昂貴。
種種跡象顯示這一次也不會有什麼大改變。在 2014 年 2 月索契冬奧前的國際奧會大會中，有兩種改革主張被提出來討論。第一種主張是讓國家和城市都可以提出申辦。這會降低城市的負擔而提高國家的負擔，也會提高交通運輸（還有碳足跡）的成本和維安成本。這看來變化不大。第二種主張是重新回到鹽湖城冬奧之前的作法，規定國際奧會委員必須到申辦城市親自造訪。 親自造訪會比看錄影帶更準確，更能正確評估每個申辦城市提出來的計畫。但這也會提高花費，為買票賄賂開了門路，而這正是當初停止這種作法的原因。
要有本質性的改變，就必須打破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的壟斷。其中一個方法是讓奧運和世界盃面對競爭。這有人嘗試過但沒成功。美國媒體大亨泰德透納（Ted Turner）在 1986 年發起「善意運動會」（Goodwill Games）並在自家頻道轉播。透納在 1986 年虧了 2,600 萬美元，1990 年又虧了 4,000 萬美元，然後這個比賽就慢慢無疾而終，最後一次是 2001 年在澳洲布里斯本。 如果連透納的財富和媒體王國都無法競爭，其他人更辦不到。奧運和世界盃的品牌強到能形成自然壟斷。全球觀眾並不想要兩個奧運，也不想要兩個世界盃。 要降低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的籌碼，限制申辦者數目也是一招。也許可以重新採用國際足總在 2000 年代初期的 6 大洲輪辦的方法，而國際足總正是因為這個方法會降低其籌碼才停止不用。此法不但可以減少有資格申辦的城市，也可以為申辦城市省下約 1 億美元的申辦費用（東京申請 2016 年奧運時據稱花了 1 億 5,000 萬美元)。 問題不是這種方案好不好，而是巴赫的工作小組及國際足總能不能接受這麼大的改變。
如果國際足總和國際奧會願意的話，以下 3 種方法也是可行的：
一、願意接受比較舊的、不那麼宏偉的主場館
二、願意鼓勵已經辦過的國家重複舉辦
三、願意真正客觀地評估奧運和世界盃最能符合哪一個申辦城市的發展需求
雖然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老是在口頭上說很關切主辦國的發展和環保等議題，但有權利投票的人其實根本沒能力去判斷。
國際奧會在 2013 年 9 月選擇由東京而不是馬德里主辦 2020 年的奧運， 這讓人懷疑國際奧會到底有沒有改革的決心。馬德里希望大部分利用現有的體育設施，只做少量的基礎建設。預算由 3 級政府分 7 年共同負擔，總額只有 19 億美元，是現代奧運史上最少的。而東京的總預算大約是 60 億美元，有非常豪華的新建主場館和選手村（原預算是 40 億美元）。如果國際奧會真的要展現不浪費的決心，那就不應該選擇東京。
也有人呼籲乾脆讓夏季奧運年年都在雅典舉辦。這個想法不錯，但很多想辦的國家會抗議，也有損奧運的國際主義形象。
世界盃的問題比較簡單，因為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成熟的職業足球聯盟，都有 8 座以上的球場。如果國際足總能降低對球場容納人數和豪華程度的要求，主辦國的花費就會少很多。
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也應該多分一些利潤給主辦國或主辦城市。夏季奧運大概能從電視轉播金、門票、企業贊助和紀念品賺到 60 億美元。冬季奧運能賺 30 到 40 億美元，而世界盃大概賺 45 億美元。
到 2013 年 12 月為止，國際足總的帳戶裡有 14 億美元。2014 世界盃辦完後增加到 20 億美元。為什麼不能把這些利潤分給主辦國，尤其是那些發展程較低卻要投資最多基礎建設的國家？這樣可以使富國和窮國的主辦成本變得較為平均。
總而言之，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有很多方法可以減輕主辦國的負擔。但他們作為超大型賽會的壟斷者，其實並不想把權力分享出來。當然，如果各國都沒興趣再主辦，或者企業贊助商堅持要改善公關形象，那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也會被迫做一點改革。但我們相信改革幅度不會太大，只會到足以讓人有興趣主辦，讓媒體和贊助商看得過去的程度。
前面曾經提到在 2014 年 6 月，奧地利、德國、瑞典和瑞士的國家奧委會共同提出一份名為「2020 奧運議程：申辦經驗」的報告，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一些改革的方向。報告研究了 2020、2014 和 2018 年 3 次冬奧的申辦過程，發現申辦費漲了 4 倍，而申辦計畫書厚了一倍，所以應該簡化申辦過程。這份報告感嘆民眾越來越反對辦奧運，認為應該要加強宣傳辦奧運的價值，甚至「國際奧會也應該出錢給想申辦的國家做宣傳工作」。
報告建議國際奧會應該降低對場館容納人數的要求，並讓主辦城市能多利用現有的體育設施而不必蓋新的。報告也建議「奧運家族」的人數不要那麼多（夏季奧運時需要 4,200 個房間給這些人住），主辦城市就不用過度擴張旅館房間數。最後，這份報告也指出雖然國際奧會從 1990 年代就宣傳要注重環保，卻沒有定出環保標準，沒有監督程序，更沒有懲處機制。報告建議也許要成立一個監督機構，並賦予強制力。這些想法都只是給國際奧會作參考，要在 2014 年 12 月大會做決定。
在 2014 年，由於卡達拿到 2022 年世界盃主辦權而引發的賄賂醜聞，開啟了必須從上往下的改革，也就是透明度的改革。世界盃和奧運都是用匿名投票。（國際足總在 2014 年 7 月宣佈不會公佈針對卡達賄賂案的調查報告，這大錯特錯。）採用公開投票會增加透明度，也可以減少貪污腐敗。
在鹽湖城拿到 2002 年冬奧主辦權並爆出賄賂醜聞之後，國際奧會縮減了有投票權的人數，也不再讓有投票權的人去申辦城市訪問。但國際奧會的程序依然不夠民主化，極需進一步改革。
目前，有權投票的國際奧會委員有 115 名。其中 15 名是在奧運會時由運動員推舉出來的優秀運動員，15 名來自各國的奧委會，15 名來自各單項運動的國際協會。剩下 70 名是由國際奧會自行產生的，這些菁英掌握了 60.9% 的穩固多數，除了對奧會和奧會主席之外不負任何責任。委員的任期 8 年，可以連選連任，但不得超過 70 歲（但在 2000 年之前就當委員的人，可以當到 80 歲）。為什麼不採用所有委員每隔 4 到 8 年要重選，任期不得超過 2 屆的制度呢？
申辦城市自力救濟？「從下往上」的改革作法
由於壟斷勢力不會做大幅改革，想要申辦的城市和國家自己就得聰明和負責任一點。不要好大喜功，要多利用既有的運動設施。就算不符合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的規定，也要堅守自己的立場。
（前任）東京市長舛添要一就用新方法和國際奧會打交道。他在 2014 年 7 月通知國際奧會說，東京要重新考慮 2020 年奧運的計畫。東京奧組會面臨強大的壓力要求使用 1964 年的主場館就好，不要蓋新的。舛添要一說東京必須考慮財政問題，為了省下場館建設的經費，不得不把某些比賽放到距離東京 60 英里以外的地方。舛添要一表示，「花費可能比原定高出 30 倍、40 倍、50 倍。我要怎麼說服納稅人花這些錢？」
主辦城市也應該多向洛杉磯和巴塞隆納學習。這就得充分了解這兩個城市成功的條件為何。2016 里約奧運就試圖模仿巴塞隆納把奧運分散到幾個區塊的作法，而不像 1996 的亞特蘭大、2000 年的雪梨、2004 年的雅典、2008 年的北京和 2012 年的倫敦，都是把奧運集中在同一個區。不幸的是，里約只模仿了形而不是神。這兩個城市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巴塞隆納最根本的特點不在於把奧運分散到 4 個區塊，而是在還沒申辦奧運之前就有一個都市發展計畫。這個計畫不是為了奧運才拼湊出來的。
巴塞隆納的成功還有很多因素。60% 的經費來自民間，而在政府出資的 40% 當中，只有 5% 來自巴塞隆納市政府。在 37 個比賽場地中，其中 27 個本來就存在，有 5 個是本來就在蓋的。在所有花費中，有 83% 和運動設施無關。此外，巴塞隆納的地理位置、氣候、建築、文化、加入歐盟、區域航線自由化及聰明的市場行銷策略等等，這些都是重要因素。
然而，正如所有壟斷者都不願交出權力，只會採取塗脂抹粉式的改革，申辦國的政治人物也不想得罪金主和有力人士。在沒有政治改革的情況下，他們只會顧及營造商、保險公司、金融業和旅館業的利益。選民通常既想到競技場看比賽，又想要麵包。唯有當選民像巴西人一樣只想要麵包時，政治人物才會被迫去重視問題。
《關於作者》
安德魯．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
哈佛大學博士、史密斯學院經濟系的羅伯伍茲講座教授、《運動經濟學刊》（Journal of Sports Economics）編輯委員，專攻運動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經常為職業運動中的聯盟、球隊、球員協會、主場城市提供專業諮詢建議，且曾在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主持評論職業運動的節目。
辛巴里斯在 2003 年參與了紐約爭取 2012 年奧運的籌備活動，並發現官方宣傳都太過樂觀。2013 年，他與其他兩名學者原先受到美國麻州參議員羅森堡的推薦，參與波士頓爭取 2024 年奧運的十人審議委員會，卻在該州州長迪佛．派崔克的操弄下全部被排除，取而代之的全部是觀光、建築等從奧運中有利可圖的企業人士。辛巴里斯自此對奧運申辦過程中的官商勾結深惡痛絕，於是決定寫下本書，「冷酷地剖析奧運和世界盃的經濟學，讓非經濟學家易於理解」。他同時還擔任「反波士頓奧運」（No Boston Olympics）團體的顧問。波士頓後來於 2015 年 7 月宣布退出申辦，2024 奧運主辦資格由巴黎取得。
註：本文摘自安德魯．辛巴里斯的《奧運的詛咒：奧運、世足等大型運動賽會背後的經濟豪賭》，由八旗文化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吳玲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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