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的寫作形式是否比其他文體更容易發生造假情事？
事實上，當我們回顧過去在新聞界發生的幾次重大造假醜聞，就可以發現這個問題的答案明顯是：非也！《希特勒日記》的問題出在對真相的查核上。瑞士記者庫默杜撰了採訪內容，《紐約時報》的布萊爾則是在新聞稿中出現不實內容。1989 年遭到《新共和》雜誌解雇，其後成為作家的葛拉斯，造假的內容則是幾篇帶有明確敘事元素的報導。綜觀這些事件的脈絡，就會發現真正有意義的問題並非報導的寫法是否合理，而是報導的寫作方式是否存在結構性的問題，即使它保留了真相。
我的看法是：雖然記者的工作有不少灰色地帶，但在這個問題的立場上還是相當明確。只要是記者觀察到的或是打聽到的，他就有資格寫下來。如果記者不在現場，他就要想辦法得到相關資訊，並在文中將原委交代清楚，一點也不複雜。記者前輩基施了解到，自己為文都無法精確地維持真相。早在大約 80 年前，他就提出撰寫報導時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1942 年，基施流亡墨西哥期間出版的《聳動的市場》一書中，就概括了他在這方面的看法。
書中提到，倘若有人將基施撰寫的報導改編成劇本，作為著作所有權人的基施卻得不到分毫的好處，這樣的情況會讓基施非常氣惱。據傳，基施曾宣稱他寫報導不用想像力，因為他只是寫下發生的事情。對於作者來說，很少有比錯失版稅更能刺激他的事了。
基施直接訴諸更高層級，他寫道：「難道建構真相不需要想像力嗎？沒錯，想像力在此（基施注：於報導中）不得發揮自己的精彩之處。想像力的活動空間只有事實和事實之間的狹小過道，而且想像力的動靜必須和事實維持一致的節奏。不過，就算活動空間有限，想像力也不孤單。想像力必須在脆弱的真相上，配合整個芭蕾舞群的藝術表現合舞，不能屈從於謊言的靈活彈性。如果最終順理成章地寫出想要呈現的內容，讓讀者覺得了然地驚呼：『就是這樣啊！』此處的『了然』意義上無異於『理所當然』，同時也傳達出對平庸、陳腔濫調和平面影像的非難。『他畢竟只是寫出他看到的事情。』」
時代變遷，當今記者任務何在？
在這個人人有手機、各有社群媒體帳號的時代，記者的基本任務不再是報導尚未為人所知的事物。會讓人感到驚奇的世界已經變小了。在這個層面上，海明威顯得比較輕鬆。他的讀者對非洲最高峰吉力馬札羅山（Kilimandscharo）沒有概念，也沒見過長頸鹿，因此他可以花很多篇幅對此大書特書。當時的讀者對奔牛節期間的潘普洛納（Pamplona）市街景象一無所知，也沒聽過古巴有捕獵旗魚的漁事活動。
如今記者的工作和以前的年代已經有所不同──每次在進行訪查或下筆前，我都要問自己同樣的問題：你的所見所聞意味了什麼？我可以從經驗中得到什麼合理的結論？這一切有什麼意義？
報導文學是以事實為基礎的敘事，但又必須要寫出比一般敘事更多的內容。報導文學的寫作基礎是：有人、有事件發生、說了某些話。至今我所知關於「創造虛構人物」的一切，也就是讓實際上並不存在的主角人物說出某些話，在我聽來都很荒唐。既然人物是無中生有的，就不會有合理的「拼裝技巧」──即便撰稿人曾經是《明鏡周刊》編輯，後來成為新聞學教授，聲稱某本教科書裡面這樣寫，也不能這樣做。想要在文章中寫出虛構人物的人大可這樣做，只是這樣的人應該稱為作家。
辯證報導的「文學性」與「戲劇化」
從現在討論的問題又衍生出另一個問題：在雷洛提烏斯寫造假報導的這幾年來，報導是否有更像短篇小說、更接近文學寫作的趨勢？我的回答是，沒錯，過去這幾年確實有這樣的趨勢。這是一種在刮鬍刀片上騎行的危險行為，這樣做雖然讓文章更好讀，卻需要耗費更多心力。報導可以具有文學性嗎？如果這個問句指的是，寫得好，有好的思想、敏銳的觀察、特別的觀點，那我的回答是：可以。
雖然《明鏡周刊》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認為，形容詞的數量也可能是報導有問題的指標。但我認為只要一切都是真的，這項指標也就無關緊要了。於是，最終歸結到同一個點上：文章內容如果不是對，就是錯。而且，報導的承諾一直都是：「當時我在那裡。我寫下的就是我所經歷的。」除此之外的一切，如果不是符合於這項原則，就是屬於文學的範疇。雷洛提烏斯是否用他童話般的文章讓其他記者同仁以為，不造假可能就無法寫出文章？這是有可能的，而如今，他也為此付出了代價。若問到雷洛提烏斯對於記者崇拜的現象有貢獻嗎？對這個問題，我的答案也是肯定的，只是沒有必要和他一起墮落下去。
調查報告中的另一項評論提到，報導中帶有價值判斷的元素、說明與詮釋。這個說法也是正確的，報導確實存在這樣的現象，只是有時候比重較多，有時候較少，這些詮釋必須要有事實根據，而不是無中生有。這部分我不認為是問題，只覺得是無法避免的現象。因為光是決定要寫進文章裡面的人選、採用誰說過的哪句話，或是選擇把哪個場景寫進文章的過程，無一不存在價值判斷。報導在內容上會有選邊站的情況，在這點上，和評論並無二致。畢竟沒有人會說記者做的都對，而被寫到的人或他們的發言都是被正確理解的結果。
於是，難就難在如何創造出戲劇性的效果。對此，調查報告提到：「在一些新聞報導的研討會上，比如『記者論壇』，講授到敘事手法時，會借用電影、漫畫和文學作品等虛構的創作作為討論的工具，也會不斷引用英國文學家、小說作家和散文家艾德華．摩根．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作品中的內容，比如他最有名的例句：『國王死了，然後，皇后也死了。』佛斯特表示，兩人都死了只是講出發生的事，直到下一個句子出現：『國王死了，接著，皇后也悲慟地死去。』才有了情節。」
舉這個例子的目的，是要呈現新聞學方法論的問題與限制。在新聞中，把死亡的理由和原因調查清楚總有其難度，皇后的死可能是肺炎導致，也可能是自殺或中毒身亡，可以想像的空間很大。所以記者通常這樣寫：「國王死後，皇后也死了，但我們不知道原因為何。」
就我看來，這個例子非但無法清楚呈現「新聞學方法論的問題和限制」，反而完全相反，我認為調查委員會只是講出了整個新聞界的問題而已。2019 年 5 月 25 日，發表事件調查報告的那期《明鏡周刊》上的第一個句子寫道：「自從《明鏡周刊》與《南德日報》公開奧地利自由黨黨魁斯特拉赫（Heinz-Christian Strache）及其親信顧德努斯（Johann Gudenus）與俄羅斯資助者在西班牙伊比薩島（Ibiza）上密會的影片後，引起了歐洲政壇的震盪。」正確一點應該這樣寫：「至少我們相信會有一番動盪，因為歐洲大部分地區可能對奧地利發生什麼事絲毫不感興趣，所以有很多想像空間。」
我認為，可以確定的是，事實的發展很少像電影中呈現的一樣。現實中的事實通常更複雜，很少是單純的因果關係，卻也不因此減損它扣人心弦的程度。然而，雷洛提烏斯的做法是，像電影情節一樣構思他文章中故事的發展情節，而且應用許多刻板印象。他對事實真相幾乎不感興趣。他無法從模糊的線索、不完整的資料、灰色地帶或真人中得到想要的訊息──因此他常只是在網路上進行初步調查，省略「田野調查」該做的事。他捏造的內容不只有文中人物的發言，也不只是事件，而是連事件的發生順序都有不實成分。因此他的文章不是報導文學，至少不是典型的報導文學。
廢除特定體裁無法解決人性問題
雷洛提烏斯的許多文章雖然充滿人工雕琢的痕跡，但只有這一點還不足以構成後來的非議。文章中有戲劇性的內容不是問題，因為每篇文章要能順利完成，並且要能讓人讀來清晰易懂，都要講求結構。優秀的撰稿人有能力利用一堆印象和事件，有時甚至必須從全球各地記者同仁轉述的內容中，寫成一篇敘事精彩、觀察敏銳又內容豐富的報導。
能夠寫出戲劇性和長篇敘事的能力是一種天分，但其中的訣竅和技法卻十分古老。早在 2,300 多年前，亞里斯多德就在他的著作《詩學》（Poetik）中為戲劇這門學問奠下基礎。事情開始、發展，然後結束，古羅馬政治哲學家西塞羅對於敘事技巧也有相關論述。否則，撰稿人大可給讀者一份筆記的複印本，然後大聲宣告：「我不想處理這些筆記，不然事實真相就會遭到曲解。」不會有寫得太好的文章，只會有太多寫得不好的文章。
回到最初討論的議題，報導會因為結構化的過程扭曲其中的脈絡。關鍵在於，這種戲劇性是何時開始、從何處產生。如果這種戲劇性是純粹出於想像，或是在應有的田野調查前就出現，那就真的有問題了。但如果是在文章寫成、仔細讀過後，那麼這就是如何把故事說好，關乎敘事技巧的核心問題。
在寫作過程中，這樣的誘惑大嗎？大到足以讓人寫下一篇從未發生過，卻十足精彩的英雄歷險記？是的，確實存在這樣的危險。就像科學家操控實驗結果一樣危險。追根究柢，這是人性的問題，並非廢除某種特定體裁就能得到解決。未來依舊會有記者不遵守工作倫理，寫出誇大、甚至杜撰的報導。他們終究是人，而人就可能做出這些事情。放諸各行各業皆然。
《關於作者》
胡安．莫雷諾（Juan Moreno）
1972 年出生於西班牙威爾卡－奧維拉（Huércal-Overa）。2019 年德國「年度記者獎」得主。畢業於慕尼黑的德國新聞學院（Deutsche Journalistenschule），先後任職於德西公共電視臺（WDR）與南德日報社（Süddeutsche Zeitung）。主要供稿對象為《明鏡周刊》（Der Spiegel），行跡遍布全球，並有多本著作。莫雷諾在《造假新聞》（Tausend Zeilen Lüge）這本書中寫下他如何力抗各方壓力，揭發堪稱德國戰後最大媒體醜聞的雷洛提烏斯新聞造假事件。本書甫出版即登上德國《明鏡周刊》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
註：本文摘自胡安．莫雷諾的《造假新聞：他是新聞金童還是謊言專家？德國《明鏡周刊》的杜撰醜聞與危機！》，由臺灣商務印書館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