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西元 1284 年建立的彼得學院（Peterhouse College），我還是不敢想像自己有幸能與發明絕對溫標的凱爾文（Lord Kelvin）、將電、磁、光統歸為電磁場現象的馬克士威（James Clerk Maxwell），和程式化電腦的發明者查爾斯巴貝奇 （Charles Babbage） 共享同一個學習與社交空間。
剛到劍橋的幾天，我總喜歡一步一步慢慢享受劍橋鎮上的浪漫，獨自沉浸在莊嚴高貴的學術氣息中。然而，隨著學期的開始，我也漸漸負擔不起這樣漫步的奢侈，只好以腳踏車代步增加效率。騎著我的戰鬥腳踏車到市中心買菜時總要左閃右避，以免誤撞被國王學院高聳建築深深吸引而目不轉睛、狂按快門捕捉片刻、沒時間看路的遊客。
也因為劍橋大學能稱上英國著名觀光景點之一，國王街上總站滿了招攬客人的推銷員，熱情的推銷劍橋套裝導覽與康河撐船（punting）行程。拎著農人市集的戰利品，準備走回停車處的我，餘光瞥見擱在路旁的旅遊看版上應徵學生導遊的消息。我隨手用手機拍了下來，打算過幾周課業穩定後來試試運氣。
以劍橋學生為特色的導遊團
雖然才剛到劍橋幾周，即便參加了學校舉辦給新生的導覽，也自行參觀了一些鎮上的博物館，但我還算是個外人，對劍橋的認識絕對比不上當地資深導遊。幸運的是，我所應徵的這間旅行公司和當地其他公司不太一樣──他們專聘用劍橋在學或畢業生。
在寄出履歷幾小時後，我馬上收到了工作內容條約、講稿、路線圖，與觀摩現任導遊的時間，老闆也希望我能在觀摩後的幾天內背好講稿，親自為資深培訓師導覽一次作為考核。在觀摩的過程中，我也發現每個學生都能依照自己的興趣、學術專業、在劍橋的生活經驗改編公司講稿，帶出自己獨特的風格。
他們個個台風穩健，不論團上只有 1 人或是多達 16 人，與遊客的應對進退得心應手。另外，令我最訝異的是，在導覽 90 分鐘結束後，他們總能自在、不具一絲壓力與逼迫的和遊客索取小費與網站好評，而遊客也總大方掏出紙鈔，頻頻感謝他們精彩的導覽解說。抱著羨慕的眼光，我也希望藉此催逼自己更認識劍橋歷史文化重大事蹟，訓練膽識與口語表達，同時賺取放假時周遊歐洲的旅費。
穿梭在豐厚的歷史文化中，與偉人相遇
劍橋小鎮上所見的建築和地標年齡單位都以百年計算。每個街角、每間看似不起眼的書店與咖啡廳、餐廳與酒吧，都藏著百年的故事。而每每帶著遊客走過街邊的 The Eagle 酒吧，我總會講起 1953 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為何在此地發表 DNA 雙股螺旋模型，也會同時介紹酒吧裡，二戰皇家空軍（Royal Air Force）小酌與交際之餘，用蠟與口紅在天花板與牆壁上塗鴉的角落。
經過在 1874 年建立的凱文狄許實驗室（Old Cavendish Lab）總讓我興奮的介紹起這個科學知識交流的啟蒙之地，講起不同科學家如何在此發現氫氣、電子與正子等重大科學事跡。能站在這刻有《聖經》詩篇 111 篇第 2 節的拉丁文木門前，和旅客講起高中化學課本中 JJ 湯姆遜在幾百年前的此地利用陰極射線發現電子的故事，總使我對這個地方多幾分敬畏。
當我帶著遊客經過舉辦史帝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喪禮的大聖馬利亞堂（Great St. Mary's Church）與霍金所屬的三一學堂（Trinity Hall）時，我總不忘提起他年少輕狂，因撞壞船隊船隻而被逐出船隊的故事。
而當我為遊客在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的拱橋上捕捉康河美景時，我也會不時想到，徐志摩當年是否也曾望著同樣的風景，醞釀《再別康橋》一詩中那濃厚抑鬱的情感。若正值教堂晚禱時刻，在此也能聽見從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也就是金庸在 86 歲時獲得博士學位的學院，傳來的管風琴聲。
在每一次的導覽中，我似乎也一次又一次的複習與品味這些風景。而我正踏著的石頭路、我所看到的一草一木、我所歇腳讀書的咖啡廳、我週日做禮拜所去的教堂⋯⋯是我所介紹的偉人他們也曾經看過、走過、待過的地方。原來這些各個領域的偉人與先驅，即便沒有機會在此合作過，卻在交錯的時空中曾擦身而過。而我，在幾百年後，也與此地建立了緣分。
各國旅人樣貌，與東西方遊客的差異
我所帶到的亞洲遊客大多來自新加坡與中國，西方遊客多數為英國本地人與美國人，也有少部分歐洲人參加。很多旅客是在造訪倫敦之餘撥空搭火車到劍橋玩一天，有些則是在劍橋參加幾天的學術會議後參訪劍橋小鎮，也有很多父母帶小孩參觀校園，期盼有一天孩子也能有機會在劍橋留下學術足跡。
90 分鐘的步行導覽只能將重點景點與故事呈現給旅客，而我總會在導覽開始前先了解他們從哪裡來、從事什麼樣的工作、想了解劍橋哪些層面而客製導覽內容。有組美國旅客對劍橋女權議題的演進特別感興趣，所以我也不忌諱的提起了劍橋不堪的過去：
儘管劍橋大學在學術方面為較前衛的殿堂，文化思想上卻是十分保守。在 1869 年前，女人不被允許進入劍橋大學受教育。即便爾後建立女人專屬的學院，女人也開始被允許加入其他學院聽課，但在 1948 年後她們才能被給予正式學位。另外，在女人開始被允許進入劍橋大學受教育時，不同學院紛紛降半旗、學生們手綁黑色緞帶，抬著棺材在劍橋鎮上遊行，宣稱這是教育死亡的開始。
另外，許多組帶著青少年的新加坡家長則是想更了解劍橋學生生活。我於是在彭布羅客學院（Pembroke College）這個堪稱有米其林一星主廚助陣的餐廳前，講起了自己幾天前身著黑色長斗篷、打著代表葛來芬多（Gryffindor）的紅黃色領帶，參加的哈利波特主題晚宴的經歷。在和學生們講起各大學院的年度派對（May Ball）時，我也同時期待自己 6 月也能穿著晚禮服，手拿香檳，和朋友坐在小船上於康河觀賞煙火。分享著許多不成文的規定與傳統，和與牛津大學的「世紀競爭」，不知不覺增加了我對劍橋的認同與歸屬感，而旅客的疑問也成為我更了解劍橋的動力。
我也從僅有的導覽經驗和有限的樣本中發現，東西方人旅遊城市的方式不太一樣：我所接待到的西方旅客似乎更在乎精神層面的收穫，只在重點景點拍照，其餘則是細細品味沉靜在氛圍與環境中。他們也會隨著自己的感受而在一個景點多停留或脫隊。另一方面，在我的觀察中，東方人則是希望我能介紹愈多景點、提供愈多資訊愈好，總希望我能為他們多拍幾張照片留念，也會跟到導覽最後一秒才離開，甚至留下來多問問申請學校的資訊、周邊推薦的私房景點與餐廳等旅遊資訊。
在這份導遊兼職的工作中，我意外找到了在劍橋生活與學習的立足點，與發揮專長的施力點。即便只待了短短的 5 個月，賺來的旅費也因為疫情而沒有機會運用，但我對這個小鎮因為這份工作而產生了深刻的連結，也多了學院與學術以外的故事和交集。或許在學生的本分上有餘力之時，身兼不同職責能賦予異國學習與生活不同的刺激與體會。
我永遠記得那一位巴基斯坦裔的英國學者，在塞給我幾十英鎊小費，和我握手致謝後和我說的那句話：「我有兩個姪女，我希望他們長大以後能和你一樣。」
執行編輯：賴冠穎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