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羅是我的第一個外派地，那時是 1997 年。我當時是從倫敦空降的語言學生，一個新手外交官。「歡迎來到大使館，」大使說，「我希望你不要誤會我的話，但我們不想在大使館再見到你。到外頭去，花時間和埃及人相處。」我們一小群學生不用人督促。開羅城無處不是啟示。它的人口密度之高，大概有 1,800 萬人口，每天還有更多人湧入──拋下尼羅河沿岸的村莊生活，搭火車、搭公車、徒步行走，或搭蓬車，不停地湧向首都，在現有城市邊緣未經規劃、雜亂無章的棚戶區，落地生根，貧富接界。我以前會從住處附近的林蔭街道散步到貧民窟，看看站在污水橫流的泥土巷裡的耍刀者與街頭小販。
開羅也是個歡樂、混亂、令人困惑、勢不可擋的噪音嘉年華。我住在翠綠的現代市郊穆罕德辛區（Mohandiseen）。但即便在那裡，清晨 5 點時，我能聽見窗戶外傳來薄荷小販拉著馬車沿路叫賣的呼喊，還有清真寺在正午時分的擴音器廣播，以及汽車刺耳的喇叭轟鳴直至深夜。我在尼羅河岸的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唸書──實際上沒那麼浪漫，因為有間火葬場排放的煙霧會吹拂過我享用午餐的陽台。但上述我都能忍受，我也能忍受這座汙染嚴重、人滿為患的城市的一切惱人之事，因為我當時沐浴愛河。令我墜入愛河的不是人，起碼當時不是。我愛上的是阿拉伯文。
阿拉伯世界「奇觀」：基督教堂在開羅
阿拉伯文是為我打開一個視而不見的世界的鑰匙。它讓我進到若不懂阿拉伯文不可能前往的許多地方，使我能閱讀超過千年歷史的書籍與詩歌──因為這一千多年來，作為《古蘭經》神聖語言的阿拉伯文變化不大。它也開啟了若我不懂阿拉伯文就絕不會發生的對話。這個語言還有個別出心裁的獨特系統。取三個字母，你就得到了一個字根。那個字根，看起來像是樂譜符號，能夠以 12 種不同方式處理，每種方式都會使字義產生微妙的變化。如此構成的語言，就和巴哈（Bach）的經文歌（motet）一樣在結構上十分精確。
對多數西方人而言，阿拉伯文是伊斯蘭的語言。但我發現說阿語的埃及，星期日上教會做禮拜的基督徒似乎比英格蘭還多。我加入他們：每星期搭計程車或乘地鐵（日本製，乘坐起來十分平順，乾淨得像在診所）到有點破敗、不起眼的市郊舒卜拉（Shubra）。
要逃離僑民生活，這是最棒的地方：這裡幾乎是埃及的國家重心，有許多小商店、一間遠近馳名的餐廳，以及鋪過的平坦街道，可說是呈現了埃及對中產階級的定義。街上有沙子，有吵鬧聲，還是有空汙的強烈酸臭──但我的埃及友人們似乎不覺得這一切有什麼問題，受影響的只有我。
埃及村莊不是富裕人家會選擇的居住地，比較好的公寓（我朋友是這麼跟我說的）都蓋在吵鬧的主要大街上，而不是大街後塵土飛揚的靜巷。一名友人到倫敦拜訪我時，她抱怨街上太安靜，讓她無法入眠。
以前沒有觀光客會來舒卜拉，今天也是如此。可是，如果以為這裡沒什麼值得看的，那就錯了。舒卜拉至少有一個在全中東都看不到的東西：一個以歐洲聖人命名的車站。在開羅市中心搭上地鐵，我會經過以埃及總統命名的車站，像是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沙達特（Anwar Sadat）、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我還會經過一個以法老拉美西斯命名的車站，然後下一站就是聖德蘭（Sainte Thérèse）車站了。
被尊稱為「耶穌的小花」（Little Flower）的里修的聖德蘭（St. Thérèse of Lisieux，譯按：又譯為「聖女小德蘭」，1997 年被天主教會封為教會聖師）的名字，怎麼會出現在開羅地圖上呢？答案就在舒卜拉主要大街旁，在一間令人歎為觀止的教堂裡。
這座教堂以聖德蘭為名，是因為它是由法國聖衣會（French Carmelites）所創辦，而它令人歎為觀止之處在於教堂的義式門廊（portico），由頂端到底部全覆蓋著還願的匾牌，上頭可以看見英文、法文、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是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對聖人所施展奇蹟的見證。教堂至今仍吸引一些穆斯林訪客，他們到教堂後方點蠟燭祈願，就連好幾年前有個伊斯蘭好戰分子蓄意破壞教堂，雖然攻擊了十字架，聖人的肖像卻毫髮無傷。
虔誠的埃及基督徒，抱怨英國信徒太馬虎
有天我走進鋪著瀝青、面積不大的教堂前院，遇見了後來我在埃及一年來的小圈圈。這群人當中有一副保鑣樣但想當修道士的大隻佬阿特夫（Atef），勤奮受訓想成為建築師的麥姬（Maggie），以及自信的工程師薩米（Samih）。
我也在這群人裡注意到法老時代的痕跡，像是拉美西斯和娜芙蒂蒂（Nefertiti）等名字。有個名叫威爾（Wael）的男子立志要當模特兒，他聲稱自己的五官和法老們一模一樣。出身科普特天主教家族的祭司保羅神父（Father Paul）莊嚴地率領眾信徒。（19 世紀，天主教教會在埃及籌辦了一間東儀教會〔Uniate church〕，其科普特成員在接受羅馬主教的權威之際，同時保存自身傳統。這個東儀教會今天有超過 16 萬成員。）
對我而言，保羅神父充分展現了埃及人的禮節。這幾乎是位於天平另一端，與低調、冷淡的英國禮節完全相反。我親身感受何謂溢美之言、作作樣子的邀請，還有殷勤款待。神父和某個花卉商人的一次對話為我完美地示範了一切：在議價良久後，花販稱：「我當然巴不得能免費給你這些花。」神父以我永遠望塵莫及的敏捷，立刻以同樣不誠懇的讚美回敬道：「你不知道，我來光顧只是為了享受見你一面的快樂啊。」
神父慷慨大方地帶我認識開羅，但當我試圖回報他的盛情款待，他卻反而讓我感到難以捉摸。有一次他來我的公寓，他喝了一杯水，然後我說服他多待一會兒，他卻回說：「不，我已經給你足夠的榮譽了。」
然而，科普特友人們對我的善意從未枯竭。這間教會不只是教會。會眾會一起去度假，在前院一聊就是幾小時，而且週間經常碰面。他們教我跳埃及舞，還有一次邀請我加入他們對開羅窮人（即住在高樓公寓屋頂上臨時搭建的棚屋的人）的慈善訪問。
新朋友們也常為了英國基督教的馬虎鬆懈責罵我。這也難怪。虔誠的科普特人（意指「埃及的基督徒」）每天都應禱告 7 次，避免喝酒，而且絕不抽菸。科普特人不只在四旬期禁食，將臨期（Advent）期間，還有一年中某些時候也禁食──一年總共齋戒 210 天。雖然他們在這些時候必須放棄吃肉和奶製品（四旬期時連魚也不吃），有些人甚至更進一步，只吃水果，或埃及人稱為「富爾」（fuul）的燉豆子。
四旬期時，有些人每天甚至從午夜到日落之間，什麼也不吃。這比穆斯林的齋月還要辛苦。我忍不住想轉述希羅多德的見解。埃及有一間大神廟一度因各方善款變得極為富裕，擁有國內三分之一的肥沃土地。他在 2,500 年前，心存敬畏地參觀了這座神廟並說：「埃及人虔誠過頭，是世間國家之最。」（在最近的意見調查中，埃及人認同希羅多德的看法：他們認為自己是世上最虔誠信教的民族。）
這不僅是我對科普特人的想法，也是每星期五，我聽到地方清真寺的擴音器播放布道時的感受。此外，這裡的計程車司機似乎人人都以卡式錄音帶播放機播放《古蘭經》，有時還會像鑑賞家般，指出特定吟誦者的特色。在一場蘇菲音樂演唱會上，戴著深色鏡片的主唱歌手令聽眾欣喜若狂地鼓掌，有些人甚至進到出神狀態。宗教的無所不在，意味著宗教歧異也顯而易見。
「你是穆斯林，還是基督徒？」
好幾次我走在開羅街頭，人們朝我走來，問我支持哪支足球隊。偶有幾次，他們（以差不多的態度）改問我──我是穆斯林，還是基督徒。我的阿拉伯文老師告訴我，人們也問她一樣的問題，不過不會直接地問。他們會問她的名字，然後再問她父親的名字。（身為開明派穆斯林，她出於原則盡量避免回答他們的問題，認為人們應當有權利保有宗教隱私。）而在問同一個問題時，科普特人有其獨門祕訣：有一次在當地超市，收銀員偷偷把他的手腕伸了過來，給我看了他的十字架刺青。
我住在埃及時，那些分歧不時透過暴力衝突展現在我面前。大使館禁止我到南埃及某些地區，尤其是敏亞（Minya），因為那裡有攻擊國安部隊和地方基督徒的伊斯蘭恐怖團體。1997 年 9 月，我和聖德蘭教會的友人們在亞歷山卓，從電視上看到幾名德國觀光客在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被槍斃。那是我第一次遭遇恐怖主義。
「不要慌，傑拉德。那是命，」薩米說，「我們都會在自己的將死日死去。」這番話沒安慰到我。兩個月後，路克索（Luxor，譯按：古稱「底比斯」）發生 62 人的大屠殺命案，下手的恐怖分子以槍和刀子作案。遇害者包括 5 歲小孩。後來有張讚美伊斯蘭的紙條，在其中一位遇害者肚破腸流的屍體裡被找到。
然而，在這些可怕事件之間，偶爾也有些故事提醒人們如何更富同情心地和平共處：就拿解放廣場的攻擊事件來說好了，我在亞歷山大看到新聞時擔憂不已。歹徒們在犯案後逃往附近的布拉克．阿布爾．阿喇區（Bulaq Abu’l Alaa）。至少我從報紙讀到的消息是如此。該區居民窩藏作案兇手。我碰巧對這地方頗為熟稔。那是我最愛徒步尋訪的地方之一，在那裡能看焊接工的手邊火光四濺，刺眼地照亮曾經優雅的殖民風建築，也照亮建築之間的荒蕪小路上的塵土。
可是這區的神父卻告訴我，那裡的穆斯林是他的弟兄們。這個主持義大利風格偌大教堂的高大男子也說，他們不曾給他找麻煩。科普特人來這區上教會從未被騷擾。我走出那個社區後，經過賣衣服的街頭市集。這裡有各式各樣的族群：包頭巾的男人們，穿西裝、穿牛仔褲、穿連褲工作服的男人們。戴面紗的女人們、沒戴面紗的女人們，還有一名女子大概是窮到不可能買得起面紗，於是拿了一個硬紙箱套在頭上，作為遮陽用。我還看到一名綁長辮的女孩正在教她的幼弟做十字架。
我在 1998 年離開埃及後，回訪的次數不多，而且都只是短暫停留。然後在 2011 年，我看到解放廣場又上新聞了。埃及人聚集在廣場把總統拉下台。基督徒和原教旨主義穆斯林並肩合作。被買通的暴徒攻擊示威者。總統穆巴拉克辭職。埃及軍事委員接管總統權力。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爆發鬥毆。有些教堂被攻擊。不少基督徒遇難。為了本書的寫作，我本來就已計畫去埃及，而這趟行程似乎比以往都更有意義。
《關於作者》
傑拉德・羅素（Gerard Russell）
英國外交政策中心資深研究員。曾任英國及聯合國外交官長達十四年，並曾居住於埃及、以色列、伊拉克、阿富汗、沙烏地阿拉伯等國，能說流利的阿拉伯語與波斯語。他開創了以阿拉伯語向中東民眾發表談話的先河，並因此於 2002 年獲頒大英帝國員佐勳章。
羅素畢業於牛津大學，擁有倫敦大學哲學碩士學位，曾在 2010 至 2011 年於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卡爾人權政策中心擔任研究員。此外，他為《紐約書評》、《倫敦書評》、《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及《華盛頓郵報》撰稿，至今仍定期在阿拉伯電視台露面，為中東議題倡議。現居倫敦。
註：本文摘自傑拉德・羅素的《被隱藏的眾神：一段在中東尋找古老智慧的旅程》，由八旗文化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