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裔歧視問題在新冠疫情爆發後接二連三的言語、肢體攻擊事件終於浮上檯面，但亞裔歧視並非近幾年才開始，也並非只局限於社會新聞所涵蓋的範疇與捕捉的瞬間。在教育層面，就醫學院申請來談，同樣的分數、同樣的條件，但身為不同種族，就有不一樣的錄取機率、不一樣的命運走向。法律上同樣身為美國人，和白人、黑人、拉丁裔、和美國原住民擁有同等權益，但每年的錄取數字，卻真實地道出了亞裔難以言喻的痛苦與不平。
平權行動法案成「變相歧視」？
「平權行動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是政府為了促進特定種族、性別、宗教、國籍或性向的平權發展，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在 1960 年代，為了補償非裔美國人從被奴役的時代開始而產生的結構性歧視（systemic racism/discrimination）而被廣泛討論進而開始實施。其後，許多學校也為了使學生更「多元」而配給限額給不同種族，導致許多實力相當卻因種族而被拒絕的案例。
然而，包括加州、密西根州和華盛頓州等，越來越多州開始禁止公立學校與機關使用平權法案，原因是反對者認為，這樣的「補償」反而變相使學校歧視亞裔、猶太裔甚至白人。（可參考本文：耶魯遭控招生歧視，真能讓亞裔「和白人一起」受惠嗎？美國亞裔的升學焦慮，從 SAT 談起）
儘管平權行動法案的目的，在於補償結構性歧視而造成代代相傳的社經地位與隨之而來的資源落差；然而在我看來，即便不能以相同標準衡量起跑點不同的人，但這些補救措施從長遠看來，可能反而更難達到平權。
「模範少數民族」的苦衷
亞裔在美國其他種族裡，被視為「模範少數民族」(Model/Elite Minority)，原因在於和其他種族相比，亞裔的工作機會、教育程度、收入等外在條件常與白人並駕齊驅、甚至有時還超越一些。
然而，亞裔在美國歷史中並非一直「享有」這樣的名號。1850 年代開始，當大批中國人移民到美國時，美國社會普遍對亞洲人的印象是「威脅性高、低等的異種」（Yellow Peril），1882 年更祭出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中國人移民美國。
從 1850 至 1940 年間，華人不斷遭受到工作、生活、法律和社交上的歧視。然而，在二戰結束後的冷戰時期，為了國際政治利益，美國必須宣稱自己是個尊重多國民族的民主社會，才配得國際領導者的角色。因此從 1960 年代開始，美國政府開始注意到奉公守法、刻苦耐勞、積極融入美國社會的亞裔族群，並在報章雜誌中廣為頌讚亞裔美國人的美德。
除了成為被美國人利用的國際政治工具，到了 1965 年代，美國黑人平權運動興起，與爭取權益的非裔美國人相比，亞裔不抱怨、不抗議，安分守己的態度，更被美國社會白人看成是標準的「模範」少數民族，造就了亞裔社經地位的攀升。
久而久之，種族歧視的話題不太會討論亞裔族群，政策改革也鮮少幫助到亞裔族群。和非裔美國人比起來，亞裔的就學與就業機會、政治高層參與度、媒體曝光度和討論度等都較低。而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亞裔雖在各地遭受大量的言語與和肢體攻擊，但若非 3 月中的亞特蘭大槍擊事件，亞裔歧視問題也不會掀起軒然大波。（「他只是今天過得很糟」──亞裔仇恨犯罪「亞特蘭大槍殺案」為何震驚全美？）
醫學院錄取率，亞裔佔比最低
在申請醫學院的過程中，常聽到不少亞裔同學抱怨，身為亞洲人，就必須無奈地和同類廝殺，設法在眾多會念書、會考試、數學好、成績漂亮、課外活動精彩等被虎媽訓練出來的亞裔學生群中脫穎而出，才能搶到屬於亞裔的名額。
根據 2013-2016 年申請數據，無論指定考試成績（MCAT）和在校成績（GPA）的分數組合落在哪個區間──是低、平均或高──亞裔申請人的錄取率都是最低的。在成績均值組當中，錄取人數足足為非裔美國人的 1/4，拉丁裔的 1/3，也較美國白人低。一位美國經濟學家也批判此現象，在美國醫學院著重「多元化」趨勢中，反而給了非裔和拉丁裔美國人不公平的錄取率。
然而，即便亞裔美國人在其他種族中居弱勢，亞裔美國人仍然比「來自亞洲的國際學生」更有優勢──畢竟他們仍然擁有「美國人的」光環，講著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語，習慣美式的表達與社交方式，受過美式教育訓練，更享有我們沒有的保障和居留權。與亞裔美國人相比，除了種族這道限制，亞洲國際生還多了更多絆腳石。
除了亞裔美國人，國際學生的情況又是如何？
根據美國醫學（AAMC）數據統計指出，全美只有約 35% 的醫學院願意接受國際學生申請。而 2020-2021 年，53,030 的申請件數中，只有 345 位國際學生被錄取，錄取率為 0.7%，和亞裔美國人錄取率的 9%、白人錄取率 19.5% 以及總體錄取率的 44% 相差甚遠。
我在前幾篇文章曾談到國際學生較難申請到醫學院的幾個原因：除了能申請的學校少了 ⅔，以及醫學院擔心醫療人才外流之外，由於國際生在做住院醫師時期必須申請工作簽證，對醫學院來說既麻煩又花錢，所以為了省事只好降低錄取率。
很現實的說，雖然在一般情況下，國際學生和美國本地學生的申請會被分開審視，但在醫學院，校方在考量是否錄取國際學生時，往往也會將其種族因素納入考量；換句話說，來自亞洲國家的申請者，可能會被和美籍亞裔申請者，同樣放在「亞洲名額」中比較，如此一來，亞洲的國際學生在錄取標準上當然也會受到影響，比如 GPA 成績相較其他種族被拉高、多元族群的代表性不再等等。這樣的比較當然不盡公平，但誠如前述提到的，醫學院並不傾向錄取國際學生，所以它相對缺乏其他科系「保障國際學生」的機制。
面對成績與經濟雙重挑戰，許多國際生要不是想辦法弄到美國籍後再申請、花好幾年時間累積一切條件，或摸摸鼻子打消申請念頭。一位哈佛醫學院的國際學生更在經歷了一路的挑戰和困難後，成立了一個「F-1 簽證醫師」聯盟，讓更多想念醫學院的國際學生或醫學院預科生，能透過與同樣身為國際生的學長互動，找到所需的資源和屬於自己的路。
什麼樣的環境更適合國際人才？
反過來看，在台灣，無論是升學或工作，娛樂圈或運動界等，白人、黑人、和拉丁美洲人似乎除了語言、文化、生活上的不適應外，表面上與在美國的外國人相比，並沒有太多社會給予的限制或異樣的眼光。不同種族的人在台灣還是占少數，政府與社會相對需擔心與考量的部分也不盡相同，與美國無法相提並論。然而，身在台灣的外國人必定有難以言喻，我們無法參透的辛苦，身為局外人的我，無法確切道出觀察。
但在疫情當頭、各國民族主義都更被凸顯的此刻，不禁讓我思考：暫時撇開既有的環境和資源限制，究竟是美國這種充滿「隱形天花板」的多種族社會更能激發競爭和創新，還是台灣這種充滿包容、但種族相對單一的社會更能促進合作、交流與進步？國際人才應該在什麼樣的環境裡，其價值才能更加被看見與珍惜呢？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