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 月 19 日，一如過往，我帶著行李從上海浦東機場，搭乘春運的班機回到台北，準備和家人歡慶鼠年。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因為一株微小的病毒，人類的生活方式因此被顛覆。一轉眼，一年已經過去了，上海那個曾經的家，我還沒有機會回去看看。自大學一畢業就邁入對岸職場的我，這十幾年來確實也想過各種離開中國發展的可能性，但卻從來沒有料想到，一個病毒竟然成為我返回故鄉，重新感受在台生活的契機。
中國職涯 14 年，因疫情回到台灣
我在中國大陸的 14 年，世界發生了許多轉變——中國在世界舞台的倔起、智慧型手機與 4G 網路，以至於目前正在發展的 5G 網路普及、電子金融繁盛、人工智慧與物聯網飛速發展……等等。中國不再是昔日的中國，而兩岸人民對彼此的觀點，也在這不斷的變化與交流之中，產生了許多的轉折。
我的「中國經驗」，在早期經常引起許多人的讚賞與羨慕。很多人會詢問我怎麼找到這樣的機會，或是如果想要過去，需要做什麼準備。然而，約莫在 2017 年開始，因為兩岸的領導人都各自發生了變化，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無論是在政府層面的交流，或是在民間的互動，都越來越緊張。
這樣的情勢轉變，反映在我自身感受上，最明顯的是旁人不再「好奇」你在中國大陸的經歷與生活，不再詢問「我應該要怎樣西進」。言談之間，話題漸漸轉變成為一種勸退性的詢問：「你很辛苦吧？」以及「有沒有打算回台？」
其實「辛苦」這件事，是從我踏入對岸的第一天就開始了。即便是兩岸關係最好的一段時間，生活在競爭極度激烈的環境，是不可能不辛苦的。至於回台的打算，坦然地說，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其實都僅僅是我在忙碌生活得空之餘，伴著咖啡和日記，發散思緒當中的「遐想」罷了。
對我而言，當初認為自己暫時還不能回台灣的主要考量，不外乎是：工作、薪水和生活方式。
然而，新冠疫情的爆發，改變了這個平衡的現狀（status quo）。
其實在疫情爆發之初，「搬回台灣生活」這樣的規劃，並不如想像中的順理成章——公司的辦公室在香港，雖然我擁有在家辦公的自由，但為了顧及大陸市場的發展，當初與公司協商後同意的辦公地點是上海，從疫情剛爆發時我們以為的「短暫滯留在台北」，到實際上把整個家搬回台北，中間還是經過了許多掙扎和轉折。即便在疫情過後，我也不會「回到以前的狀態」，因為我們的生活和思考模式，早已不同以往，在疫情發展和時間的推進下，一點一滴地改變。
充滿不安的「滯留」期間：艱難的遠距工作
因為 2020 的農曆新年在一月底，我為了錯開春運的高峰，提早返台。這也讓我幸運地在「武漢女台商」發病前到達台灣，避開了居家檢疫可能對家人造成的困擾。疫情在中國大陸爆發之後，當時我與其他從大陸返台過年的朋友們一樣，每天都在想：「假能請多久？」、「能否保全工作？」、「什麼時候可以回去？」、「回去安全嗎？」
當時，我除了過年前後之外，其實是 100% 的在職工作狀態。我與還在大陸的同事，每天晚上都必須和美國總部開會，匯報這一波「疫情危機」目前的發展、經濟的衝擊，以及同事們的安危。隨著 2、3 月，疫情不斷向外延燒至亞洲各國，每一天我為了準備晚上的例會，壓力都非常大，深怕錯過了重要的消息，或是延遲溝通可能會造成決策的錯誤，晚上原應是放鬆休息的時間，卻變成我一天當中最緊張的時刻。
與此同時，我還與台北的家人一同生活在一個屋簷下，因為需要使用飯廳作為工作空間，加上每天晚上的會議，都會打擾到家人的用餐和休息時間。雖然他們非常體恤、配合我的作息，但我還是覺得很不方便，暗自期盼這個疫情可以像 SARS 一樣，在夏季到來之前結束，早日返回生活的正軌。
「如果一切都不會變好，我該怎麼辦？」
3 月時，因為需要處理工作簽證以及財務事宜，必須在期限之內去一趟香港。當時的計畫是，先到香港兩週，完成需要處理的手續之後，再從香港回到中國大陸。幸運之神再次眷顧我，我在入境香港兩天之內，港府宣布來自台灣的旅客需要隔離檢疫 14 天，因此我又完美錯過了隔離的限制。
然而接下來的兩週，世界情勢變化不斷，也讓我原本計畫的下一段旅程產生變數。大約是我在香港的第二週，中國大陸宣佈，從香港入境的大陸、港、澳、台人士，入境之後需要經過核酸檢測，並且集中隔離 14 天才可外出。與此同時，疫情在 3 月也延燒至美國。公司位在佛羅里達州的總部宣布全員居家辦公，並且開始了休年假與無薪假的措施。
當時的我，人在香港，非常迷茫——我不知道應該要硬著頭皮回上海，接受 14 天的集中隔離，還是要半路折返回台，繼續未知的等待。我甚至延長了在香港的時間，從酒店公寓搬到朋友家，試圖等等看隔離的政策是否會放鬆。除了自身的健康安危與生活之外，公司也開始向一些部門的同事發放無薪假（Furlough）的通知，這些資訊都增加了我對於未來的迷惑與不安，但也正是因為這些有形與無形的壓力，我開始轉變我的思考方式。
之前的我，一直期盼著「回到正軌」，繼續疫情前的生活與工作方式。但此時，我開始試想：「如果一切都不會變好，我該怎麼辦？」因為在一切如常的情況，我身在上海、香港或台北，似乎都各有利弊。但如果一切都不會好起來呢？如果我今天失去了工作，如果我今天染疫，或甚至我的家人染疫，我會希望我自己在哪裡？
這個時候，答案就變得非常簡單：「我會希望我在台北，在我的家人身邊。」
自此之後，一切的決定，似乎都簡單許多。我預定了從香港回台北的機票，也跟美國的老闆和同事表明現在的狀況以及我決定「暫時回到台北」等待疫情緩和再出發，而他們也尊重我的決定，於是，我在 2020 年 4 月初，再次折返回到台北，進行了 14 天居家檢疫，依舊和家人同住一起生活，等待返回上海的日子。
當時還是想著回到上海，並不只是一個執著，而是公司原本預計 6 月份要在大連開展新的項目，而我是整個管理層唯一可以入境中國大陸的代表。當時回台北的決定已成，但隨即而來的，到底何時要去大連的壓力又接踵而來。直到此刻，一切仍充滿了未知，我也只能在自己有限的能力範圍之內，一步一步盡可能地推進大連的案子。
搬回台灣，不是故事的結尾
為了能緩解我對於工作和未來的不安定感，回到台灣、解除隔離之後，我開始積極地拓展我的生活圈，一方面和老朋友們重聚，另一方面也使用交友 APP，但初衷僅僅是希望能認識些新朋友，畢竟自己幾個月之後會在哪裡還不好說，如果真的談起感情，似乎還是有些草率。但有時候，事情總是在你最沒有期待的時候發生，我透過線上交友開始了一段交往關係，即便我開宗明義地說，我不知道自己會在台灣待多久，但這並未影響我們感情的發展，反而讓我動生了「搬回台灣」的念頭。
也許冥冥之中真的有所註定，公司在此時因為全球疫情的衝擊，裁撤了一些職務，也關閉了我們在香港的實體辦公室，所有仍在職的亞太同事都正式「在家辦公」，各自在不同的城市以電子郵件和視訊會議聯絡。對於大連的案子，公司也同意總部的同事不需要出席，改由在中國其他城市的同事組成專案小組（task force）前往支援。眼看疫情造成的影響與衝擊在短時間內無法修復，我在大連的開發案告一段落之後，藉由上海公寓租約 8 月即將到期的契機，向總部表示我希望搬回台北的意願，並且得到了他們的首肯。
在各種電影、影集或小說故事的撰寫之下，「Sandy 從上海搬回台北」這個故事就到此告一段落，結局似乎還算圓滿。但現實生活不是劇本，我固然可以到此停筆，維持一個美好生活守護者的人設，讓大家帶著一些正面力量結束閱讀，但我的生活與接下來的壓力和挑戰仍在繼續。疫情對於世界的影響依然存在，「後疫情時代」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仍未完全成形。我們這一群人的生活，每一天，都可能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這樣的不確定性與不安，也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課題。
下篇：中國職場 14 年，疫情下曲折的返鄉路（下）回台後的反文化衝擊與觀察
執行編輯：蔡文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