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你什麼時候會走？」到「你為什麼不離開？」這些是到緬甸工作的外國人常常要面對的問題。在這個東南亞人均 GDP 最低的國家，許多來到這個這裡打拚、工作的外國人，經常因為不適應、物資缺乏尚待開發，在 1、2 年內便選擇離開。因此，在這裡工作的外國人，不僅圈子很小，在聽到又有哪一個才剛初來乍到的外國人選擇離開後，也見怪不怪──但 2020 年，無疑迎來了外國人逃離潮的高峰。
面對疫情，如履薄冰的緬甸現場
投資者形容緬甸為東南亞最後的處女地不是沒有原因的。這裡的確充滿著豐富的自然資源，也擁有充沛的年輕人力，但同時也意味著緬甸相對「未開發」的狀態。緬甸與許多台灣人想像的東南亞國家，像是泰國或越南，確實不太一樣。我常常用麥當勞當一個指標來介紹緬甸的經濟發展，因為緬甸還沒有麥當勞，更不用說連電力供應及用水都還存在許多問題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緬甸的醫療資源缺乏，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簡直如履薄冰。事實上，早在緬甸正式出現第一例確診以前，許多人便已經人心惶惶。
去（2020）年 2 月，隨著中國的確診案例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亞洲主要國家的確診案例也不斷攀升時，緬甸社會也開始謠傳本地病例早已出現，只是檢驗能量不足、或是政府在掩蓋真相。的確，一直到 2 月下旬，緬甸才開始有能力自己檢驗病患（自此之前，都需要每天收集樣本送至泰國曼谷檢驗），而因為大部分檢驗試劑仰賴外國政府、非政府組織及企業捐贈，緬甸一天能夠檢驗的數量也受限在數百位。
作為一位記者，我選擇留下
最後，是到了 3 月 25 日，緬甸才有了首例確診案例。當晚許多人蜂擁而至鄰近的超市，購買口罩、防護器材、消毒液等等。同時，許多國家的使館紛紛發出通知，警告在緬甸的國人儘早離開，同時也安排撤僑班機。原因無他，在這樣的世紀傳染病面前，緬甸的醫療體系在沒有足夠資源的情況下，可能隨時崩潰。
我的許多朋友轉眼間紛紛離去，也勸我在能走的時候趕快走。的確，在那樣的情況下，擔憂與孤獨的情緒交雜，離開的念頭也多次湧上心頭。但同時，我也心繫記者的工作。
在緬甸這樣新聞媒體發展尚未成熟的國家，我更覺得身為記者，我有義務報導現實、有責任寫出當前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疫情當前，許多人受到社交網路的假資訊與氾濫的假新聞所影響──此時此刻正需要記者去把真實的資訊傳遞出去；因此，我最後選擇留了下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疫情衝擊
然而，此後緬甸的確診人數，並沒有像許多人擔心的迅速暴漲，反倒只是每週零星增長。但疫情也使政府首次在緬甸新年潑水節期間採取封城措施，以往節慶期間萬人空巷的場面不再。不久後，政府也宣布禁止一切國際商業航班進入緬甸。
幸好在將近 2 個月後，封城逐漸解禁，生活與工作慢慢恢復正常。殊不知，當時間到了去（2020）年 8 月下旬，緬甸迎來第二波疫情，情況急轉直下，這次緬甸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本來緬甸的情況還稱得上是控制得宜，直至 8 月中旬都維持著不到 400 個案例，卻在 8 月底一下翻倍。緬甸西部的若開邦，突然在一夕之間，發生群聚感染，確診人數一躍從數十人到幾百人，雖然政府不久便在這個緬甸最貧窮的邦之一，下達待在家的命令（stay-at-home order），卻為時已晚。有些患者已經悄悄的從若開，跑到第一大城仰光。因此不到 3 週的時間，緬甸的確診人數迅速暴漲超過 10 倍，達到將近 4,000 名，一發不可收拾。
於是，本來上半年沒有離開的人又面臨到了同樣的問題，「要走還是留下？」
最駭人聽聞的是，隨著疫情整體朝向不可控的情勢發展，我漸漸開始聽聞有朋友確診，不只有本地人還有外國人也在其中，很快的甚至連公司同事都確診，導致公司必須封鎖數週只能維持線上營運。不久後，我的一個外國朋友也確診了，但最令我害怕的卻是他跟我分享的檢疫經驗：
在失去味覺、嗅覺後，他便趕緊到醫院求醫。隨後在採樣後，他被分配到 2 人一室的檢疫所等待通知。當時整個緬甸的醫療資源已經趨於崩潰，醫療人員缺乏，檢驗能量不足，也沒有能力做疫調。整個檢疫所只有一名醫生，衛生環境很糟，而我的朋友的「室友」有一次突然喘不過氣來，他雖然幫他做了心肺復甦術，卻在還沒等到醫生過來，便斷氣了。而過世後，本該只有醫療人員進出的檢疫所，卻讓這名室友的家屬，在沒有帶任何防護器材的情況下，來見他最後一面。
還有另一名朋友，雖然只是出現感冒的症狀，卻在沒有檢驗的情況下，直接被帶往確診病患的集中隔離所關 14 天。據他所說，裡面上百個房間，可以自由進出，儘管不斷有新的人被送進去，只要在裡面關 14 天，不需再次檢驗就可以解除隔離。這些例子說明了在這樣的傳染病前，貧窮的國家，根本沒有足夠的能力和資源與之對抗，更遑論能過做到像台灣這樣近於滴水不漏的圍堵與防疫。
再度封城，民眾生計受到影響
政府於是最後在 9 月下旬再次封城，只是這次的禁令看來用處不大，每日新增確診人數不見趨緩，對經濟更是一大重傷。許多社會中最底下階層的人，本來靠著每日到工業區打零工、在街上撿拾垃圾、或販賣小吃維生，也隨著封城失去了他們唯一的收入。
同時間，我與許多朋友也面臨了相同的問題。在面臨了被減薪的壓力下，有些人支撐不住而離開，有些人因著疫情失去了工作，也有些人寧可回到疫情一樣嚴重但至少醫療發達的母國，還有人為了家庭，只能在一片忙亂之中，隨便打包便搭著救援航班離開。
綜觀各種因素，似乎是離開大於一切留下來的理由，疫情暴漲、減薪、家人的擔憂等等。但我的心中還是有一股倔強，可能是作為記者的使命或責任，覺得離開便不能真正的見證這個國家發生的一切，尤其是心中還有放不下的緬甸大選。
11 月是緬甸 5 年一度的大選，更僅是軍方結束專政後的第 2 場選舉。雖然被籠罩在疫情的陰影下，卻是一個得來不易的民主盛事。抱著這樣想要報導選舉的堅持，我一路撐到了選舉當天，那天結束後，我就知道我的留下很值得。
在選舉日，政府在將近 2 個月的封城後宣布選舉日當天一切禁令解除，全國暫停了因著疫情的慌張與害怕，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一大早出來排隊宣示支持民主的市民，「在選舉面前，病毒不算什麼」，大大小小的選民都這樣跟我說。也許是對於 90 後才在台灣出生的我，民主已然是一種習慣，那天的我看到一家大小不畏病毒為民主喝采，雖然一整天東奔西跑的採訪，我卻為我所看到的景象動容。（關於緬甸現況，可參考：【最新】緬甸政變中：翁山蘇姬確定遭到逮捕軟禁）
去年 12 月中後，緬甸終於成功的拉平曲線（flatten the curve），但也已付出了相應的代價，超過 13 萬確診、將近 3,000 人死亡。也在差不多那個時間，完成階段性任務的我決定回台休假。就當我解除隔離後，走出門來迎接我的是一個近 8 個月沒有本土病例的異世界。走過 2020 年的疫情風暴，我想對於記者而言，是有一種信念，推進我不斷在傳遞真相的路上前進，甚至到疫情完全失控後疑似確診，都沒有改變我想要繼續報導的使命，當然，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王新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