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薩拉．庫克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複雜的網路控制系統的所在地。確實，在 10 月發布的自由之家《2020 年網路自由度報告》中，它連續第 6 年在 65 個國家中排名最低。
但是，即使按照中國自己的標準，隨著政府加強對億萬網路用戶活動的控制，今年的審查和監控也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極端。中國共產黨還將其鎮壓和假訊息擴大到香港和世界各地，大大增加了外國政府、科技公司和普通公民的危險。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2021年會給這個定義 21 世紀數位威權主義輪廓的國家帶來什麼？
鑑於自由之家《網路自由度報告》的調查結果和最近發生的事件，來年要注意以下 5 種趨勢：
一、加強對 COVID-19 疫苗和疫情爆發的審查和監視
官方掩蓋導致了 COVID-19 在 2020 年初在全球傳播，處於這種掩蓋核心位置的是該政權對網路自由的限制，特別是針對那些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武漢市類似 SARS 疾病早期報導的醫療專業人士，警方對這些人士進行了審訊，並強制他們收回說法。隨後採取了其他壓制措施，包括限制使用虛擬私人網路、刪除大量線上內容、刪除社交媒體帳戶和手機應用程式，以及因網路言論逮捕數百名網路用戶。
隨著感染率的下降，其中一些做法在某些地區已經消退，但是一些被拘留者的起訴（例如公民記者張展）仍繼續通過法院系統進行起訴。隨著政府在中國以及幾個發展中國家測試和分發 COVID-19 疫苗，宣布成功的政治壓力是巨大的。考慮到這一現實以及過去有關有毒疫苗的審查制度，2021 年有關疫苗接種問題的任何討論都可能被針對性地刪除和報復。如果該國某些地區發生新的疫情，一定會加强審查和監督。
二、對直言不諱的政治和經濟菁英的懲罰
中國各種各樣的網路用戶，從香港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到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的成員，都因其網路活動而經常受到任意拘留、酷刑和嚴厲的監禁。但是去年由於表達異議，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內的中國政治和經濟菁英成員受到嚴厲刑罰和其他報復的狀況特別突出。
例如，在網上發表對黨主席習近平對大流行病應對的評論不到幾個月，房地產大亨任志強被開除中共黨籍，並於 9 月被判處 18 年監禁。幾週後，福建省委書記清洗了象山縣委副主席葉富興，並開始對他進行刑事訴訟，理由是他在網上散佈「侮辱並誹謗黨和國家領導人」包含習近平的資料。11月，有兩個企業家成為目標：湖北孫大午在為律師和民主運動倡導者徐志勇和慈善家李懷慶發聲後被拘留，此前李懷慶因在私人微信群中分享有關中國人民解放軍暴行的文章，被判處 20 年徒刑。
這些案例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是因為這些人對中共統治發表了批評，或在某些情況下還支持建立更加民主的中國的願景，更因為他們受到懲罰的快速和嚴厲性。當中共準備慶祝自 1921 年成立 100 週年時，在黨內對現政府治理無方的進一步思考可能會從黨內浮現出來，新的鎮壓必將隨之而來。
三、民族主義聲音的擴大
中國不斷加強的訊息控制，無疑壓制了網上表達對人權、正義和基本自由的支持，但在整個 2020 年，它們也鼓勵和促進了激進的民族主義聲音。其結果是對公眾網路辯論更嚴重的扭曲，並加强了用戶的自我審查，來避免民族主義網民的恐嚇和辱駡。例如在 4 月，武漢作家方方發表的網路日記（記錄了武漢市的新型冠狀病毒封鎖）事件，爆發了針對她的民族主義謾駡。如果中國政府在新的一年繼續推行積極的外交政策，可能會組織一批民族主義網民來强化官方言論，參與對國內外「敵人」的大規模攻擊。
四、對科技巨頭更嚴格的約束
中國主要科技公司面臨來自中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辦公室（CAC，簡稱「網信辦」）等機構的巨大壓力，要求它們在 2020 年協助國家監視和監控用戶內容。CAC 發起了多項「整頓」行動，包括更嚴格地審查內容和大規模删除發文和帳戶。它迫使新浪微博在 6 月份暫停其熱搜榜功能一周，並在 10 月暫停網易的評論功能一周，對這家公司處以一筆數額不詳的罰款，因為審查員發現評論者發布了「不適當的」內容。
加強對大型科技公司的控制的行動似乎在年底勢頭更猛：10 月 26 日，CAC 命令該國最流行的移動網路瀏覽器在 11 月 9 日之前進行「自我審查」。期間，他們必須刪除謠言、聳人聽聞的標題以及其他被認為違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資料。11 月 2 日，政府突然中止了備受期待的馬雲螞蟻集團的首次公開募股。觀察人士推測，這是由於馬雲（他本人是中共黨員）曾經批評政府過度監管所致。
當月晚些時候，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布了涵蓋該國龐大直播行業的新法規，要求企業採取更有力的措施，主動推廣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正面」內容，並關閉不符合實名制注冊的帳戶，和要求名人或外國人出席時應提前通知。中國科技巨頭們做出種種努力，來說服外國市場他們可一定程度上獨立於中國共產黨，這些監管措施往往會破壞他們的這些努力。政府和科技企業家如何應對 2021 年的緊張局勢還有待觀察，但觀察家應關注這些公司主動參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安全部隊投標的新例子。
五、更多的大數據監控及其在政治迫害中的使用
中國政府對網路和移動通訊的監視已經普及並且技術先進。儘管如此，該黨國的監控範圍在 2020 年進一步擴大，無論是通過聲稱追踪 COVID-19 染疫的健康代碼應用程式，或是通過改進面部識別系統來識別戴口罩的個人，還是通過警方主導的大規模 DNA 採集計劃。截至 7 月，中國是全球 20 個最受監視的城市中的 18 個城市的所在地。此外，政府機構和安全部門正朝著跨平台、跨來源和跨地點數據收集的方向發展。這一年又帶來了更多證據，據稱旨在防止犯罪和恐怖主義的監控設備正被用來識別、追蹤、拘留甚至起訴維權人士和宗教信徒，包括維吾爾族穆斯林，基督徒和法輪功學員。
中國的科技公司已專注於為這種政治化和迫害性的監控使用提供便利的程式類型。這些動向加劇了人們的擔憂，即更廣泛的大數據推進（例如社會信用計劃或全國性的數位貨幣）將被用來進一步邊緣化維權人士，批評中共人士和少數民族社區。新的一年將揭示這一進程的下一步行動，並可能包括揭露在中國經營或向中國出口設備的外國公司潛在的共謀行為。
「我要言論自由」
儘管存在嚴格的限制和可能受到刑事處罰的風險，但中國為爭取網路自由而奮鬥的亮點依然存在，並在 2020 年出現。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最初幾週，調查記者、影片部落格作者及其消息來源，一直在努力追踪確認大流行的起源，並從隔離的武漢市內部進行報導。即使在報導被審查之後，網路用戶仍設計了有創意的方法來保存它，包括用表情符號替換漢字，翻譯成韓語或使用以太坊區塊鏈交易。網民公開批評當局的掩蓋努力和壓制政府應對危機的公開討論，而公民記者則張貼了未經修飾的現場事件影像。2月初，隨著吹哨人李文亮醫師之死的消息傳開，「我要言論自由」的標籤開始在微博上流行，在被審查前的幾個小時內獲得了數百萬的觀看次數。
這些活動提醒人們對可靠、獨立訊息的強烈渴望，以及中國新聞工作者和公民有能力在有機會時提供這些資訊。雖然這種對資訊控制的蔑視在 2021 年將特別困難，因為中共將在其百年之際期間試圖避免任何尷尬，但有效的基層抵抗的新例子仍可能會突破。考慮到其中的危險性，這些值得外界關注。
《關於作者》
薩拉．庫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和台灣問題研究總監，兼《中國媒體快報》主任。
執行編輯：蔡文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