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沒有看錯。曾經，香港是亞洲各國落實「居住正義」、推動「社會住宅」（香港稱公屋或廉租屋）的示範地區──不過，這是上世紀 60、70 年代的事情了。
自 1950 年代起，因戰亂因素，移往香港的中國移民或難民絡繹不絕──他們被迫在各地搭建寮屋棲身，居住環境十分刻苦艱辛。其後，香港陸續出現一些為低收入居民而設的廉租房屋，多由慈善、志願團體籌資興建，港英政府提供土地。
爾後，由於遷移香港的人口數量持續遽增，最終迫使港英政府出面，以政府的名義正式推行「廉租屋政策」，遂逐漸演變為現今香港人所說的「屋邨文化」。
但港英政府推動「社會住宅」（公屋）計畫，起因可不是「政府仁慈」如此簡單，當中更有港英政府對香港的定位、方便管治、去除市民不滿等考量。
學者探究當年香港公共房屋的發展史，歸納出港英政府大力推動公屋的主要目的，在於既能壓低基層生活負擔、避免社會動盪，又能提供穩定廉價勞工、促進出口工業的發展，還可（透過徵收）獲取大量土地，讓港英政府有利可圖。
簡單來說，60 年代起港英政府推動公屋計畫，與其說是社會資源重新分配的「正義之舉」，不如說是「英國對殖民地香港的直接投資」，目的更在擴大經濟收益。
「鄔勵德原則」曾傲視亞洲：英國公務員為香港公屋增添廁廚
在香港，公共房屋（或稱公營房屋），指的是香港經由政府、公營機構或非營利組織，為低收入市民所興建的公共房屋──當中又可分為「永久出租」、「臨時出租」、「資助出售」（補貼）等不同的形態。
伴隨著時代變遷，公營房屋的房型推陳出新、樓層也越來越高：在 60 年代興建的廉租屋大多都只有 16 層，爾後落成的公營房屋樓宇則經常高達 30、40 層。
在香港不同年代的電影中，亦經常能看到彼時的公屋形象──雖然各有不同、但多半均給人一種樓高狹小，卻「五臟俱全」的印象。
事實上，香港公屋雖然普遍狹小密集，但當年每戶均享有獨立廁廚的「設定」，可謂領先國際潮流──而這個巧思，正來自英國人鄔勵德（Michael Wright），甚至與他被日軍俘虜的經驗有關：
當日軍入侵中國並進軍香港時，鄔勵德仍在香港工務局工作。英國在港官員向日軍投降後，鄔勵德一度被關進香港的戰俘營，昔日貴為「殖民地外派官員」的他，也終於切身了解到華人不堪的生活環境。集中營裡，他與 40 多人同住在一個房間，即便男女隔離，也毫無隱私可言。
這樣的戰俘經歷，令鄔勵德重新思考起香港居民居住環境窘迫的問題。日軍戰敗退出香港、鄔勵德重返工務司任職後，即於 50 年代開始提倡公屋單位應有獨立廚房及廁所，確保人性基本尊嚴。外界稱之為「鄔勵德原則」（Wright Principle）。這也讓香港在當時普遍「共用衛浴、廚房」的公屋設計中領先諸國（如同樣曾為英國殖民的星馬等），此後其他公共屋邨亦紛紛效法。
現時位於大坑的「勵德邨」，就是以鄔勵德為名，感念其貢獻。鄔勵德亦被尊稱為「公屋之父」。
鄔勵德晚年曾接受媒體訪問，談到後來之所以選擇離開香港，是因為「香港的夏天實在太過炎熱」了。而再談及「鄔勵德原則」時，他則說自己沒有如此了不起，只是切身體會過「人的尊嚴，就是可以在私人的地方進行沐浴」而已。（I think that human dignity is that, we should be able to carry on with private ablution in private, not in public）
80 年代末，香港「公屋私有化」成為轉折點
香港政府推行公屋計劃，初衷是為了滿足日益增加的人口、安置經濟弱勢的移民者，當時公屋計畫亦有利於香港社會安定。
70 年代的港督麥理浩爵士，更推出了宏大的「十年建屋計畫」：目標在 10 年內完成足以容納 180 萬人口的公共房屋，而規格和品質也需要比原來鄔勵德所設計的屋邨更好──70 年代起的大興土木，迄今亦讓香港政府成為全球最大的「房地產業主」，擁有全球總市值最高的物業。
然而，到了 80 年代中開始，隨著香港居民的收入普遍增加，在華人「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下，「公屋私有化」的輿論也日益增長，最終並促使政策轉向。
1987 年，港英政府公佈《長遠房屋策略》，確定了香港公屋私有化的政策方向──此後，「公屋」在香港發達的市場經濟下，正式成為可追逐 / 可炒作的「商品」。
若現在問香港一般市民，如何評價「公屋私有化」？恐怕多數人都不會認為它是一個成功的政策：樓價高企數輩子買不起；排隊抽籤等公屋，則像可遇不可求的「大樂透」。
然而，在 90 年代亞洲金融風暴前後，許多香港人可是上街力抗政府「價格管制」、「破壞市場」，要求政府維持「房市榮景」；香港公屋到底是「蓋太多」抑或「蓋太少」，也因此成了一個大哉問──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拼經濟」和「居住正義」之間的兩難習題
香港主權移交後，首任特首董建華曾力推「八萬五建屋計劃」，意指港府每年供應至少 85,000 個（公屋）住宅單位，達成 10 年內全港七成家庭可自置居所。
然而，當時卻遇上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房價慘跌，很多中產階級的房產甚至成為「負資產」──許多香港有產階級認為「八萬五建屋計劃」正是造成房價下滑的元兇，於是上街示威，要求董建華取消此項政策。
事實上，房地產價值不斷上衝，曾經是不論有殼無殼、許多香港人的「驕傲」：特別是 2003 年中港簽署 CEPA 後，由於中國投資客瘋狂湧入，加上金融利率降低、人民幣升值等因素，自 2003 年到 2013 年，香港房地產連漲十年高達 4 倍以上。此時香港人任職房地產業者所在多有，全港更進入「經濟起飛」的高亢情緒中。
然而，凡事「過猶不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房價與全球資本的流動 / 投資 / 投機高度連動，再也無法只是單純反應「當地供需」。
意思是當全球規模的資金湧入時，香港房價必然與實際需求脫鉤，也必然遠遠超過一般民眾的負擔能力──反過來說，若資金大量撤出、房價崩盤時，其毀滅性程度也可見一斑。
再加上製造業北移中國，更促使香港社會內部結構「兩極化」：一方面，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成為香港經濟最重要、也最「大到不能倒」的兩大產業（同時彼此也高度相關）；但另一方面，房地產業的「蓬勃發展」，卻也造成中產階級望之卻步的天價房價，遑論基層的升斗小民？
易言之，「公屋 / 價格管制」等政策可能會「重傷經濟」；但以金融和地產為主的產業結構，卻又讓如今的香港幾無「居住正義」可言、基層民眾怨聲載道──鋼索之上，該如何取捨、拿捏「平衡」？
香港「居住正義」的失語困境
事實上，香港特區歷任政府，為解決所謂的「高房價問題」，如同前面提到的「八萬五建屋計劃」般，經常陷入上述的困境。若再加上「回歸」（主權移交）後日益複雜的「內地關係」──包含中國資產階級、權勢階級和國營、民營企業在香港的投資（很多也是地產行業），狀況就更為複雜敏感。
包括公宅在內，抑制房價的政策若不推，必然「動搖港本」影響統治正當性；但若推行下去造成房市大跌，同樣會「動搖港本」，形成對經濟和民生的巨大衝擊，也同樣會被「中產 / 有產」市民群起抵制。
在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擔任特首期間，香港特區政府試圖推出的數項公屋計畫，也皆被中港地產強權和有產階級抵制，導致成效十分有限。
因此香港政府近年能夠做的，僅有「砲口對外」，盡可能限制外來（中國「內地」不包括在內）的投機和炒作，甚至把房屋調控政策列入施政重點──但「抑制房價」只是口號，避免「房市泡沫化」才是真諦。
也因此，關於香港的「居住正義」問題，近年始終無解，也導致民間各種譏諷紛紛出現。好比：「在地產強權旁講居住正義？無異緣木求魚」；「房子貴，從不是地產商的問題；買不起，追根究柢是你自己的問題。」
如今，地產商人和主張「市場至上」的經濟學者，經常批評香港政府的公屋計劃：過渡干預自由市場，違反「積極不干預」的原則，令政府背負太多財政負擔之餘，亦使產業無法發展。
偏向社會主義的左派學者，也經常批評香港政府的公屋計劃：過度倒向市場（如公屋私有化），造成徒有「公屋」其名、實則不過是全民抽籤的大樂透而已。
而香港在經濟起飛時期，出現大量富可敵國的房地產強權，看房、買房、供房亦成為全民運動；如今香港無數年輕人卻感嘆買房成婚成泡影、幾無機會翻身，甚至懷念起港英時期以降的「住者有其屋」、「八萬五建屋計劃」等等⋯⋯。
這當中的矛盾與複雜的脈絡，不要說一兩篇文章了、恐怕連一本論文都可能說不完。
不過，曾為亞洲的公屋制度典範之一、如今居住正義在香港卻成笑談──過去 50 多年來香港的發展軌跡與當中的轉折、取捨，非常值得身在今日台灣的我們，細細探究了解、並且引以為鑑（戒）。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