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秋，我從亞美尼亞首都葉里溫（Yerevan）乘坐擁擠如沙丁魚的蘇聯式私人箱型車（Marshrutkas），經過 8 個小時的顛簸山路，來到阿爾察赫的首都蒂芬納克特（Stepanakert）。在這個傳統上由多數基督教亞美尼亞人和少數穆斯林土耳其人組成的氤氳山區，在蘇聯時期被劃作亞塞拜然內的一個自治區，1988 年至 1994 年間，這兩個前蘇聯共和國在此進行了著名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戰爭」，並最終造成阿爾察赫脫離亞塞拜然掌控而自力的局面；雖然在俄國的施壓與協調下雙方達成停火協議，卻從未就達成真正的和解。
由於入秋的阿爾察赫已進入旅遊淡季，僅有的觀光活動早都停擺，走在乾淨寬敞卻又人聲寂寥街道上，看著霧濛濛的山嵐縹緲來去別有逸趣；我幸運找到了一間寬敞溫馨的民宿，主人也熱情地邀我加入他們的下午茶，她一邊盯著兒子學習英文，一邊跟我講述著他們的故事──
「歡迎來到我們的國家，雖然你可能會覺得人們總盯著你看，但他們其實非常感激你來到這裡，我們希望能讓你有家的感覺⋯⋯」
是的，其後的幾天裡，不得不說阿爾察赫人對於外地人十分好奇，也十分友善；卻由於護照不被國際社會所承認，許多人終其一生唯一拜訪過的國家就是亞美尼亞。
然而，這樣恬靜閒適的山居生活，卻無法讓人忘卻戰爭可能隨時到來的夢魘：根據《BBC》記者 Jonah Fisher 在當地的即時報導，城市內的居民已被迫遷居到地下防空洞，偶爾來到地面上時都必須時刻注視著天空，提防敵軍無人機的無差別轟炸。人們被迫抉擇走向戰場或被送往亞美尼亞首都葉里溫避難，無人知道戰火的邊界，或者這是否是自己望見家園的最後一眼？
看著一年前曾經徜徉過的寧靜街道如今成為斷垣殘壁，甚至染上斑駁血跡，彈頭橫豎⋯⋯我反射性地想追究這一切悲劇的起源，設想另一種替代結局的可能。
戰火復燃的原因：國族仇恨、宗教對立、政治衝突？
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的情感衝突可以追溯到蘇聯之前，除了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水火不容，仇恨更在 20 世紀初奧圖曼土耳其帝國所涉入的亞美尼亞大屠殺（Armenian Genocide）之後深入骨髓。由於亞塞拜然與土耳其的民族相似與合作關係，土耳其過去的領導人就曾受到巨大的民意壓力，要求進行援助亞塞拜然的軍事干預；而亞美尼亞背後則是有宗教立場較為相似的俄國撐腰，在其國土內設置軍事基地。
儘管衝突的起頭仍舊撲朔迷離，兩軍皆將行動合理化為必要的自衛反擊，然而就多方匯集的資訊來看，擁有較多兵力集結的亞塞拜然在一開始便佔領了許多村莊，佔盡主攻優勢；相對的，阿爾察赫選擇放棄和平現狀、主動挑起戰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外，從土耳其和亞塞拜然的態度同樣可看出端倪──當其他國家都呼籲立即無條件停火，只有土耳其和亞塞拜然提出完全驅逐亞美尼亞和阿爾察赫人的唯一辦法。
當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明斯克集團（OSCE Minsk Group）的三位聯席主席──法國、俄國和美國總統在 10 月 1 日聯合聲明中呼籲「立即停止有關軍事力量之間的敵對行動」之際，阿爾察赫和亞美尼亞立刻就表態願意根據 1994 到 1995 年的比什凱克停火協定重新進入談判流程，而亞塞拜然方面迄今仍然拒絕會談，土耳其甚至加油添醋地要向亞塞拜然提供軍事援助。
回歸軍事動員的動機分析：亞塞拜然極有可能是面對了隨著國際疫情失控，使得石油價格下跌與經濟表現下滑而產生的國內輿論壓力，使得政府想靠「收復失土」分散注意力；並且，戰爭的後果通常會立即反應在飆漲的油價之上⋯⋯。
疆土到底屬於誰？
「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名字來自 13 世紀的突厥語文獻，字面含義為「多山的黑色花園」，被現代高加索歷史學家解讀為一個亞美尼亞公國的稱呼；然而其他史料指出早在西元前數個世紀就有亞美尼亞人在該區域活動，甚至能找到西元前 1 世紀的城市遺址。
然而，這個被亞美尼亞人稱作「阿爾察赫」的獨立公國，在其後的數百年裡受到征服並流轉於數個帝國之手；直到一戰結束後，當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和喬治亞受控於蘇聯之際，蘇聯政府可能基於向土耳其的示好，或是歷史上殖民國一貫「分而治之」的惡意，將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故意劃給亞塞拜然，從此當地居住的亞美尼亞人便處於文化剝奪的劣勢之中。直到在亞塞拜然宣布脫離蘇聯並撤銷該地的自治地位之時，占多數的亞美尼亞人執行公投並獨立成為阿爾察赫共和國，並迎來了長達 6 年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戰爭」。
出乎預料地，阿爾察赫在亞美尼亞的支援下不僅抵禦了亞塞拜然的進攻，甚至占領了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周圍原本屬於亞塞拜然的領土，使其迫承與阿爾察赫開啟談判，並在俄國的調解下於 1994 年 5 月簽署了比什凱克停火協定。自此之後，阿爾察赫就成為了一個實務上（de facto，相對於法律上 de jure）擁有人民、領土、政府和主權的獨立國家，甚至擁有了自己的軍隊與貨幣、發行護照與簽證⋯⋯。
「對多數亞塞拜然人而言，奪回阿爾察赫是一展國家尊嚴的抱負，但對每一個阿爾察赫人而言，這是生死攸關的問題。」1975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安德烈．薩哈羅夫曾這麼評價過這場衝突。
就算國土問題沒答案，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式？
國際社會於二戰後逐漸步入法治的新時代，例如聯合國就曾要求各會員國簽署《聯合國憲章》，以確保國與國之間不會使用武力威脅等與聯合國宗旨不符的侵權行為；因此，當衝突發生時，國家之間將必須透過調解、協商或斡旋等方式處理，而其中最符合司法機制的公開途徑就是訴諸國際法院。
然而，國際法院畢竟依賴於涉案國家的自願參與，在處理領土爭端等牽涉國家核心利益的過程中，仍須面對許多諸如管轄與裁判範圍、適用國際法規範與法院強制執行能力的局限性（註）。除了國際法院的自身問題之外，由於領土爭端的高度複雜與影響廣泛，一個簡單的、「非黑即白」的判決，將可能影響千萬人口的數代生命，因此人道現實因素同樣需要被考量。
或許，國際上應該制訂一套標準，優先定義直接受影響的人們：例如是否是該地最早的原住居民、是否自己或祖先世代曾居住於此、是否與該土地有任何淵源，再依照相關權重收集民意；並先經過數輪公投取得初步包含多重選項的共識，再交由公開的國際仲裁與司法程序處理。
最後亦是最重要的，國際法治社會實則與國家法律的意義類似，仍須仰賴人們的恪守與尊重才能引導世界邁向和平，而不是類似個人私刑的國際恐怖主義；各方人們必須打從心底接受並捍衛協議後的結果，即使這意味著雙方可能都必須做出讓步與妥協，甚至失去原生的實體家園而受到重新安置。但相信這樣的犧牲會是值得的，畢竟比起永無止盡的仇恨循環，梳理公平秩序的脈絡進而帶來和睦，無價的和平與互信終將會引導向雙贏的局面。我期待阿爾察赫與遍佈世界各處的其他領土暨主權爭議，終有一天將被人類累積數千年的邏輯智慧與文明品質逐一化解。
（註）羅歡欣. (2010) 國際法院在解決領土爭端中的侷限. The Rule of Law Forum. 25 (1), 114-120.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