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在紐約防疫泡泡下所舉辦的美國網球公開賽圓滿落幕；然而，除了冠軍們的名字，一場突發事件將在不久的將來被更深刻地記憶與傳誦──當今男子網球的世界球王諾瓦克．喬科維奇（Novak Djokovic），保持著今年 26 連勝的不敗紀錄進入八強，並被視作奪冠熱門，卻因將球送往後場時誤擊了線審的喉部，而被賽會判定失格出局。
於是，一時之間道德批判、人格檢討與情緒論戰從各方湧現，各大媒體甚至將其過往在球場上所展現的情緒表現、有違現今科學的防疫態度翻出來公審，許多網民更是加油添醋地散佈謠言以詆毀他的人格⋯⋯一切混亂，讓我想透過此文，一探球迷究竟是如何生成，還有身為球迷的心理作用。
從心理學角度，理解球迷與酸民
網球的起源可追溯至 12 世紀，並因著英國溫布頓網球賽和美國網球公開賽的國際能見度，拓展成為世界性的主流運動，跨越了人種、文化以及地域。然而究竟是該體育項目中的什麼成分使我們成為球迷（fan）？也許有人會認為擊球的快感，和自我球技的進步就足矣；然而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更多的卻是其他諸如「追星」與「分享」等人際互動歸屬感的產物：
體育賽事提供了一個獨立於自身平凡生活的另一個世界，裡面有兵不血刃的戰爭，讓我們接觸自己的原始本能；也有他人對於夢想的真實追求，可以滿足我們的想像；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個可以自由表達內心想法和情感，而不被視作異類的環境。球迷可以分享運動員的光榮效應，進而滿足人類對於社會認同（Social validation）與從眾（conformity）的需求；藉此釋放壓力，亦透過「替身」圓夢，許多研究甚至指出作為體育球迷能有效降低憂鬱的可能，甚至同時增進面對生活困境的自我效能。
然而，除了球迷之外，卻也有一群人，經常在網路上酸言酸語地針對運動員，甚至攻擊其支持者，他們本身往往也是球迷，但可能因為立場的不同，而化身酸民。他們喜歡藏身在群眾之中、放棄獨立思考、樂於見到他人的負面情緒⋯⋯他們就是所謂的「酸民」（troll）。酸民現象除了和網路世界的匿名性有關，也與酸民們渴望被看見與肯定的心態息息相關，值得被探究。
目前，媒體上對於酸民行為的看法，大多是引用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結論，認為其行為符合「攻擊性防衛機制」的預測，對著無法回應自己的公眾人物宣洩情緒，藉由貶低他人地位來增加自我肯定。然而，精神分析理論大多缺少實驗與數據分析的支持，在現今心理學界屬於非主流；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藉助近期更全面的社會心理學理論觀點，來理解球迷中的酸民文化，使自己不受其影響，也能幫助到其他受到網路霸凌的人們。
球迷的行為動機與社會認知
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是社會心理學家用於描述人們如何在不同社會情境下產生自己的理解和覺知的理論，其中牽涉於人們如何對資訊進行消化、處理與詮釋；而當人們藉著化約自我的大量行為數據，成為一種半自動化的認知捷徑後，就能被稱作認知基模 （schema），並得以用這種型態儲存對於外在世界的知識及經驗。簡單說，基模就像快速過濾複雜訊息的漏斗，協助我們聚焦、感知並盡快判讀出結論。
不可否認的，網球迷的閱聽動機與傳播行為，也會顯著影響其社會認知，並形塑他們認識這個世界的基模。
這篇由宜蘭技術學院體育組副教授鄧正忠所撰寫的論文，不只發現了網球民的教育程度之於網球對其社會認知的正面影響，也指出網球迷與人談論有關職業網球訊息的頻率越高，對社會認知影響程度就越高（註ㄧ）。這樣的結果支持了社會心理學巨擘 Albert Bandura 對於基模形成的看法，他認為行為結果是經由個人因素、行為反應和環境不斷交互作用而得的產物，也就是綜合成長過程中的心理歷程、人際關係和社會經濟因素還有先前經驗中被增強的行為結果 （註二）。
至於基模是如何被應用？我們首先就必須了解歸因（attribution）的程序與可能的偏誤。歸因指的是人們解釋和推論自我或他人之行為背後原因的歷程，並藉此根本上地理解自己所身處的社會，因此它也將長遠地影響著一個人與世界的互動模式。它直接導致了球迷對於競賽結果或者爭議的詮釋，進而選擇默默支持、甚至為球員發聲，抑或憑藉著記者撰文的加油添醋或其他球迷的不實言論而詆毀一個球員的人格。
為何球迷很難公正地看待比賽？
至於我們又是如何對於一個球員產生特定的印象，並從此依賴這樣的化約思考來解讀他的行為呢？印象的形成往往是觀察者組合零碎資訊的過程，然而在這些短暫的片段中，刻板印象與個人相貌、初始效應不請自來，最後甚至還有月暈效應的參與，誘使人們做出以偏概全的評價。
就如同一開始提到的「喬科維奇擊墜裁判事件」，一件單純的意外在閱聽人眼中卻容易被歸因偏誤影響：人們在解釋他人行為的根本原因時，容易認為那只是個人的因素造成，從而忽略情境因素，這就是基本歸因偏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許多人因而直接認定喬科維奇就是沒有情緒掌控的能力因而造成悲劇，卻低估了壓力環境下，球員專注思考時反射性將球送往場邊的預測失誤。
然而在發生論戰之際，當我們要求球迷回想自己也曾在現實或網路世界有情緒發洩或待人無禮的情形之際，當事者往往會傾向以外部歸因來解釋自己的行為，即便有所失禮也可能是受人針對等各種外部原因，而非承認自身的情緒控管缺失，於是又完美說明了當事者與旁觀者偏差（actor-observer bias），形成了如今充斥網路世界的偽善（Hypocrisy）。
最後，球迷在對自己喜歡的球員進行行為歸因時，時常又會傾向把好的結果歸功於球員的努力與天賦，並把不好的結果歸咎於各種運氣與傷病因素，這就是造成球迷時常無法客觀分析球賽的自利歸因偏誤（self-serving bias attribution），也是某種程度的自我實現預言。
因此，作為球迷我們必須認知到：許多時候我們只能看到自己心中樹立的形象，這也是為何每個球員在球迷心中都可以是無比地謙虛親民、認真拼搏、真誠待人；然而，實際情況是大部分經過了大風大浪的運動員，大多都能學習到一套待人處事的態度，那種球迷認定自己所喜愛的球員絕對謙虛高尚於其他球員的感受，或許更多的是來自內在與旁人反應的認知偏誤。
如何當一個「更好的體育觀眾」？
無庸置疑地，體育賽事上的每個成功事件，都是能被借鏡作為生活榜樣的勵志故事──前提是如果我們願意放下成見去傾聽他們的故事。例如這次美網的大黑馬、身為前球后的維多利亞．阿薩蓮卡（Victoria Azarenka），近年由於產子與其後長達數年的監護權之爭，使得排名起伏不定，時隔 7 年才重新回到大滿貫冠軍賽的舞台。
「因為打網球成為世界第一並不會讓你比別人優越，只有當我去除了那個日漸膨脹卻有容易受傷的自我（ego），我才能變成更好的人。」贏下四強戰後，她在訪談中的這席話格外令人動容。
「我最大的優勢，是在經歷了無數的失敗後，終於使我理解到身為網球選手並不會讓你比其他人絕對地更好或更壞，你只能成為最好的自己。」
「我曾經不斷質問為何這些事會發生在我身上，直到後來我停止這麼做，開始負起責任，這就是轉捩點；而我也學會無需無時無刻保持正向，而是擁抱一種中性的心態，再慢慢地導向那更好的能量。」也許，學會減少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的思考，多從第三人稱視角看待自己，或利用冥想協助自己轉換視角；定期審視並調整自己的基模，正是我們作為球迷最迫切需要的（註三）。
回歸最初，身為球迷應該要了解到世界頂尖的運動員都承受了常人不能想像的壓力，多數球員也都意識到自己被多少年輕球迷仰慕，甚至奉為道德準則。大多數的球員不僅承擔著作為社會表率的責任、忍受各方不公平的檢視甚至莫須有的八卦，更在未做出傷天害理之事的情況下，被有心人士進行道德審查⋯⋯面對運動員，也許我們應該嘗試的，是用去自我中心的眼光去理解他們的行為，而非以自己都無法沾上邊的聖人標準衡量他人。
更進一步，作為球迷可以試著用理性的角度去探究自己在觀看球賽的真正的動機與期望，與加諸在球員身上的心理作用，理解到我們所認知到的世界，也可能受到情緒、自尊與他人互動等非理性因素的蒙蔽與影響，從而在享受體育賽事的過程裡，認識更好的自己。
註一：鄧正忠. (2002) 網球迷之職業網球訊息的閱聽動機、傳播行為與社會認知關係之研究. 宜蘭技術學報, 9期, 107-113.
註二：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
註三：Golubickis, M., Tan, L. B., Falben, J. K., & Macrae, C. N. (2016). The observing self: Diminishing egocentrism through brief mindfulness medit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6(4), 521–527.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