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島國，這個事實的重要性，對許多日本人來說非常重要。日文的島是「島（しま）」，漢字寫來有如一隻立於山頂的倦鳥，在浩瀚大海中發現了棲息地。日文的國家是「国（くに）」，兩個字湊在一起，就成為「しまぐに」，也就是島國。
日本的島嶼身分，也孕育出不同於其他文明的想法，許多外國人也認為日本文化不同於其他文化。杭汀頓（Samuel Huntington）在 1996 年的著作《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將世界分成七類，其中日本就被單獨歸為一類。
美國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於 1946 年的著作《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也將日本描繪成「美國全力對付的敵人中，最陌生而難懂的一個」。
基本上，《菊與刀》假設日本是個行為準則與西方人截然不同的民族，如此一來將日本視為迥異的國家就說得通了。戰後，《菊與刀》的成功，為日本人論這種「專門探討日本與眾不同」的書寫文類注入生命。1977 年，身兼詩人與英文教師的森常治，寫了一本關於日本集體導向社會的論述，叫作《無殼的雞蛋》，書中認為歐美人好比有殼的蛋，是獨立自主的個人；日本人則是黏稠而不堅硬、無一定形狀而非定型的無殼蛋。
該書主張，日本人不認為自己是獨立個體，只能被放在家庭、村莊、職場、上司下屬、自己人和外人的關係來定義。1980 年代，有些日本人確信自己國家的獨特性格，將是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經濟超級強國的驅動力，結果當時各家書店的每一區，都擺滿這類眼中只有自己的小冊子。
在這些書中他們主張：日本人懂得互助合作，是安土重遷的稻農，而不是聒噪且機動性高的狩獵採集者；日本人對自然有著獨特的敏感；日本人透過某種群體的默契溝通而不靠言語；日本人運用直覺和「心」，而不是冷冰冰的邏輯；日本人對藝術有種精細的覺察。大部分都是強調和諧社會的優點。即時管理系統（just-in-time）在戰後為日本的生產掀起革命，被尊為這種製造法之父的大野耐一，向紀錄片導演愉快地表示：「工作團隊全都屬於同一種族，討論事情也變得簡單許多。事實上我們無論做什麼，全員一致同意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藤原正彥：戰後受西方影響的日本，忘了自己的美德
21 世紀初，我以外國記者的身分來到東京時，發現日本人論的思想還沒有完全消失。2005 年，東京御茶水大學數學教授、散文家藤原正彥出版了一本小書叫作《國家的品格》，他在書中並不主張 1980 年代普遍的想法，也就是日本獨特的本質，使它能夠用美國的其人之道，在與美國的經濟賽局中穩操勝算，日本的雙重資產泡沫嚴重崩壞後，近 20 年來的低度成長確定了這一點。相反地，藤原重提日本所謂的民族精髓，表現在武士道精神與潘乃德的讀者所熟悉的實行守則上。藤原嚮往日本尚未被西方資本主義玷汙的時光，用略帶刺耳的國族主義語言來說，他希望日本返回宇宙初始的神祕土地。
一般人很容易把這一切說法，用癡人說夢一筆帶過，但是藤原的書出版後幾個月便一再被企業家、政治人物和官僚提起，短時間內就賣了兩百萬冊，只有最新的《哈利波特》譯本能與之匹敵，於是我決定親自聽聽藤原怎麼說。起先他有些不願意，在電話中有點防備的樣子，顯然不太有興趣將自己的理念解釋給外國人聽，總而言之他很忙，沒辦法在東京碰面，因為他夏天會到山裡避暑。最後他總算讓步，只要我願意坐兩小時電車到日本中部的長野縣，他就願意邊進午餐邊聊。
我們在一間北歐風格的餐廳碰面，這間餐廳位在空氣清新的青翠谷地，遠離東京的燠熱。我從茅野市整潔的小車站搭上計程車，連這裡的司機都還戴著白手套。自動導航系統顯示車子走在對的路上，四周的整潔頗有瑞士阿爾卑斯山的味道。藤原在餐廳等我，約莫 60 出頭的他身材瘦削，感覺有一點點笨拙的樣子，他身穿格子襯衫和白色休閒褲，花白的頭髮像雜草亂竄，他的英文中規中矩但有點不自然，就一個贊成學校全面禁止教授英文的人來說，形成了有趣的對比。
他說，英文跟日文截然不同，日本兒童幾乎不可能對英文拿手。「一萬人當中只有一人能兼顧兩種語言，」他說：「我花很多時間在英文上，現在我很後悔。」此外他略帶輕蔑地說，無法溝通讓外國人老是覺得日本人好像在深思什麼，只有當日本人打破語言藩籬，才能向外面的世界證明，他們其實沒什麼要說的。
我問他，為何他認為《國家的品格》如此契合時代精神，他說日本這 60 年來，一直在追逐如過眼雲煙的財富，對繁榮的熱衷使日本看不到自己追求的資本主義模式那有勇無謀的本質，更重要的是看不到自己的美德。近 20 年的停滯帶來宏觀的視野，「以前的日本跟英國紳士一樣鄙視金錢，」他說：「可是戰後在美國的影響下，我們眼中只有繁榮。」
他回想起江戶時期（1603-1868）的黃金年代，當時「武士道」這種武士的道德與精神規範，透過書本和歌舞伎等庶民場所，從菁英分子散播到平民百姓，「人民信仰武士道的 260 年間沒有戰爭，」他指的是在德川幕府嚴厲掌控下，建立起宗族之間的和平：「12 世紀，武士道一開始時有點像刀劍之術，但由於江戶時代沒有戰爭，刀劍之術於是成了一套價值，像是濟弱扶傾、行善、誠心、勤儉、忍耐、勇敢、正義。」
日本在接觸到他所謂「狗咬狗」的西方價值下，以上美德多半已經消失。他說起近期西方企業把陌生概念引進日本，並表示「惡意併購或許於理於法都說得通，但對我們日本人來說，不是件很光明正大的事，」他善意地微笑：「我覺得『企業屬於股東』這樣的邏輯相當恐怖，企業屬於在其中工作的職員，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又上了一道菜，這道菜以完美的方式展現干貝。「中國菜當然非常可口，但我們更注重美學。我們在書寫上有書道，花有花道。」他指的是將日常經驗提升到例行常規之上。在英國，他看到受人敬重的劍橋教授，竟然用龜裂的馬克杯稀哩呼嚕喝茶而感到驚愕，也或許是暗自開心。「日本有茶席，我們把每件事都變成藝術。」
藤原對日本放棄武士道價值、全面擁抱西方思想而墮入軍國主義的行為，表示不以為然。日本在朝著強權目標邁進之際，也模仿起英國等島國的殖民作風，他說：「我總是說，日本應該不同於一般國家，日本不應該是個普通國家，我們變成一個平凡的國家，就跟其他大國一樣，對他們來說沒什麼關係，但我們必須是孤立的，特別在心理上。
工業革命後的兩百年來，西方人過度仰賴邏輯思維，即使現在他們還是傾向認為，只要是仰賴邏輯推論就不會有問題，但我不這麼認為。真的還需要別的東西，你或許會說，基督教就是所謂別的東西當中最重要的，但是對日本人而言，我們沒有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這樣的宗教，所以我們要有其他東西，就是內心深處的情感，也是我們已經擁有了兩千年的東西。」
這種內心深處的情感，或者說這個無殼社會的黏稠蛋白，據說從日本人的人際互動到聆聽昆蟲的獨特方式等，都能用來解釋他們行為的許多不同切面。我們談了沒多久，藤原果不其然引述東京醫科齒科大學角田忠信的知名研究，結論是日本人的腦不同於其他大多數民族，他發現日本人聽得到寺廟的鐘聲、昆蟲叫聲，連打鼾用的都是與西方人相反的左腦。
藤原的書中有一段令人不悅的敘述，說到一位美國的客座教授在聽見蟋蟀的聲音時，問道：「那是什麼聲音？」藤原顯露出驚愕的樣子。這位教授怎麼會認不出這是樂音？他想知道，我們日本人怎麼會被這群蠢蛋打敗？「每個日本人都會把蟲鳴當作樂音，當我們在深秋時節聽到蟋蟀聲，我們當它是樂音。我們聽見秋天的憂傷，因為冬天即將到來、夏天走了。每個日本人都感受得到，我們感受得到生命短暫的憂傷。」
儘管我一副不信的樣子，他還是不疾不徐地繼續。他又解釋「物哀」這個熟悉的相關概念，有時翻譯成觸景生情，也有世事無常的意思，他說因此日本人愛櫻花，就是因為它在輕輕飄落地面之前是如此短暫，「如果櫻花盛開半年，沒有日本人會愛，」他說：「櫻花之美，是因為它不到一個禮拜就凋謝。」
對此也有所闡述。轉瞬即逝的櫻花確實是美麗的象徵，但我並不認為有必要以腦部定位實驗，或是主張日本人獨特的敏感以為解釋，用共同文化經驗的連結（cultural association）來說明對昆蟲、櫻花以及其他無數東西的反應，不是比較恰當嗎？
藤原部分承認我的論點，但他還是認為，日本人對自然的愛是獨特的。於是我故意激他：既然如此，他們為什麼要將盆栽的樹木，一輩子局限在一尺見方的盆子裡？「因為他們太喜歡自然，想將它留在身邊。」他回答得很妙。
接著我又問，那為什麼一個愛好自然的國家，對下雨會如此恐懼？我這麼問，是因為只要下一陣雨，人們之前預藏的雨傘就會大量冒出來，哪怕是從人行道到坐上計程車之間的幾滴雨，都會讓年輕小姐們想到弄濕就嚇得不得了。我挑釁地說，像我就不介意淋成落湯雞，所以從沒想到要帶傘，淋點雨不是讓我和大自然的恩賜更一致嗎？我應該在藤原說出答案前，就猜到他會怎麼說。「英國的雨跟日本的雨很不一樣。」他回答。
「別嘗試用西方的概念理解日本」
日本擁有難以理解的島嶼文化，改變這樣的觀念並不容易。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試圖駁斥日本例外主義的觀念，但就在我交稿前，將稿子寄給了我的朋友嘉治佐保子。她是慶應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專精歐盟的總體經濟學。
嘉治的英文無懈可擊，與西方人相處就跟和日本人相處同樣自在，她的行為舉止就像倫敦、紐約的任何摩登女性，50 歲出頭的她，曾經幫忙撰寫過一本嘻笑怒罵的小冊子《仇視日本者指南》（Xenophobe’s Guide to the Japanese），書中她跟兩位合著者小小嘲弄了日本習俗，像是對「愛情旅館」的情有獨鍾、強迫送禮、鞠躬的藝術等，以及外國人對這些行為的錯誤觀念。基於她的見多識廣加上辛辣度，因此她的回信讓我相當吃驚：
「在我看來，地球上唯一不急於了解日本人的就是日本人。沒有人能用西方的文字概念來『了解』日本，因為在日本沒有絕對的事物。有時我看到西方人試圖定義日本或日本人，會為他們感到難過，甚至有好心的日本人，用西方的術語來『解釋』日本，通常是為了對客人和外國人表示友善，但那是白費力氣的。
如果你遇到一位日本人能精確定義日本人，他或她就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在日本，每件事調和得天衣無縫，重要的是沒有人（沒有日本人）會擔心那條線要劃在哪裡。我會同意用無殼的雞蛋做比喻。
我要附帶一句，我的姊妹（她活躍於外務省，也是我的朋友）是日本人中的日本人，也許是我認識最日本的人。她不畫地自限，也從未有過要界定任何事物的念頭，所以你看吧，跟你能不能講外國語言或在國外生活多年，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若是不界定事物或者出示界線，就沒辦法和西方人順暢溝通，但我當然是個日本人，因為我對於西方人不斷試圖定義『日本』這個不能定義的東西感到卻步，而且驚奇。幹嘛費事呢？又辦不到。我就不會想嘗試。如果能夠掌握、界定、理解日本，那日本大概就不再是日本了。我想我已經讓你夠困惑了，我真的不該讓一個面對截稿日期的人困惑，但事情就是如此。」
《關於作者》
凌大為 David Pilling
《金融時報》非洲版主編暨專欄作家。曾任亞洲版主編，2002 至 2008 年擔任駐東京辦公室主任。所撰寫的日本專題報導及亞洲每週專欄獲得亞洲出版協會獎（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 Awards）、英國報刊年度評論獎（Editorial Intelligence Comment Awards）等諸多獎項肯定。目前住在倫敦，但經常走訪非洲。
備註：本文摘自的凌大為《底氣：逆境求生的藝術，從日本看見自己》。由遠足文化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