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章開始之前，有 4 個問題希望大家先思考一下：
1. 你是否認可章太炎和胡適他們提出來的「中國聯省自治」？若「聯省自治」真的在中國發生了，是否有助於台灣獨立、香港獲得司法保障、港人治港？
2. 你是否認可中國應該摒棄集體主義，而由個人主義主導社會思潮？
3. 你認為是「因為有什麼樣的人民、才有什麼樣的政府」；還是「因為有什麼樣的政府，才有什麼樣的人民」？
4. 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否具有根深蒂固的相同價值觀？
以下是筆者觀點：
一、今日習近平政權，與明末、清末政局堪比擬
中共的「習近平政府」，自上任以來到現在為止面對（或造就）的政局，與明末、清末時期，有相當高的重合程度。
舉例來說，明末和清末時，中國朝廷均是內有政局動盪民心思變、外有強敵虎視眈眈，統治階層則割據一方或各擁其主，內鬥、黨爭不斷──現在的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
習近平政府為鞏固權力，如今也走上了「內鬥」的路線：近期，習政權在中國各大社交媒體上開始利用「輿論戰」，否定「改革開放」和「鄧小平路線」，甚至讓「走資派」這個詞大張旗鼓地死灰復燃，借此分攤人民對當權政府的民怨。
筆者認為，這已是習政府維持政權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或許也會是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事實上，若將最近中國的亂象，對比各朝代、包括民國初年國共相爭時的政局，共同點皆是執政者「離中央愈近、離民眾愈遠」。而歷史上在此之後，「新軍閥 / 政府或擁有軍權的黨派，武力推翻舊軍閥 / 政府」，接著再「武力統一中國」──以歷史上的結果來說，一個獨裁政權只是被另一個取代，到最後還是弄成集權專橫的局面。
因此，中國「未來」（不論內部或外部因素）若真的發生巨大動亂，導致現有政權垮台，要如何避免重演「改朝換代、極權依舊（甚至更甚）」的局面？
恐怕唯有「各地獨立、聯省自治」這一條道路可走──正如上世紀 20 年代時期的閻錫山、陳炯明這一批人的理念。
而這樣的理念，其實來自章太炎、胡適、梁啟超等知識份子所提出的思想：「各省聯合自治、中央權限由中央政府與各省協調，各省乃至各縣各市，皆宜自動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國家須以承認。」
若對照「港人治港」、「湘人治湘」、「浙人治浙」⋯⋯等等主張，不同之處在於此模式並非割據一方，而是相對更為統一。即接近西方所謂的聯邦制 （federation）概念。
反觀現在習近平面對香港和台灣的態度，可以預見如此無止境的「鬥爭」，只會一再加深彼此間的仇恨和對立，終致無論局勢如何演變，均會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悲劇。
二、中國有可能「快速民主化嗎」？
另有一說，指中國民主化後，現在許多問題將迎刃而解。但筆者認為，中國若「冒然民主」亦不可取：現在全體中國民眾的「基本盤」，經過幾十年的黨化教育，尤其是新冠肺炎後習近平政府高舉「毛旗幟」，導致「毛左」和不明事理的人依舊很多，與台灣和香港的民主基礎不同，中國若貿然進行民主選舉，一定會導致所謂的「多數人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
因此，在中國各省，若由「改革派」掌權，取得軍隊、司法、媒體等的實質控制權後，新的掌權者是繼續「唯我獨尊」做土皇帝，還是逐步開放思想管制、實業興國、扶持民企、扶持農民、整治汙吏，到教育學術自由，到人身權利自由，再到政治權利自由，循序漸進？就決定了該國（省）的命運。（蘇聯解體後，不同前盟國的命運彼此相去甚遠，即為明證）
筆者認為，當中尤以「教育學術」的開放最為重要：教育為一國之本。若教育不自由、學術不自由，中國只會陷入宋元明清的「無限輪迴」──
這個民族到現在為止所能夠引以為傲的「百家思想」如儒家道家法家；哲學家們如「孔孟老莊荀」等，都是在所謂「大一統」前的春秋戰國中誕生。而中國近代的知名思想家如魯迅、嚴復、呂碧城、胡適等人，也都是「大一統」前的人。
因此，我想只有學術先自由，才有可能「百家爭鳴」，中國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中國人才真正能夠做「公民」。
三、中國人的「奴性」，與曇花一現的個人主義思潮
進一步談，其實陳獨秀早在「五四運動」時，就在〈偶像破壞論〉中提到必須去除「國家偶像化」──即國家或民族主義，亦為虛幻的「偶像」之一，應為智者所揚棄。
又如胡適所提出的：真正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其實反而是變相的「利他主義」。
胡適在《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中是這麼說的：「假的個人主義就是為我主義（Egoism），他的性質是只顧自己的利益，不管群眾的利益；真的個人主義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
又說：「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絕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試想，若不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與日後的種種，這些理論、這些思潮若能在中國持續發酵激盪，不知會對中國的改革，產生多麼翻天覆地的作用？
可惜的是，現實中，當時的中國人並沒有從皇權統治中走出來，中國人在「民族大義」面前盲目並且手足無措。
所以胡適等人的理論也沒有推行出來，而是中共和國民黨各有各的「愛國方式」──像後來給汪精衛翻案的「曲線救國」；日本解密的中共和日本私下勾結打擊國民黨；以及最後中共在 1950 年代以後犯下的所有過錯。
因為上千年的集體主義，導致中國人從思想到現實生活都變得任人宰割，甚至崇尚集權專制──像民國時期有陳炯明這樣的政治家，但中國人最後卻選擇了孫中山這樣武力統一、專制的領袖。（也可以由此了解，蔣介石後期到台灣實行的白色恐怖，和整個國民黨的專制思想不可分割）
又比如「沒有國哪裏會有家」這個概念：現在這個「國」 卻在兩岸都被政黨道德綁架，而根本不是真正的國。但這既是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政權說出來的偽命題，也是中國人因歷史原因遺留下來的根深蒂固觀念。
四、「兩岸三地」的命運，唯有「抱最壞打算，持最大希望」
在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完善的社會中，人們必須明確意識到需要先「保障自身權利」，之後再去「維護國家」。
人們為了「保護好自己」，才會想要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才會想去推動社會發展，才會真的去關心公共事務、關心政治和政府，而不是名義上都在「為國家、為他人」，實際上卻是變成巨嬰等著政府餵奶。
先有個人才有家、先有家才有國家。若連自己的財產、自由、土地等都沒有辦法得到保障，是要如何去談「大義」？所謂「大義」，無非是犧牲一部分人（或一大部分人），去保護寡頭或當權者而已。
然而，現在被習政權再次挖出來的那套毛澤東理論，正持續在中國死灰復燃中：「（為了民族大義）中國死一半人還有一半，過幾十年又會有新生的一批人，代替死掉的那一半。」這句話站在毛澤東的⻆度自然沒錯，只是人永遠無法知道自己是不是「死掉的那一半」。
更可怕的是，如今竟有很多中國人，尤其是體制維護者，似乎很樂於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完成「大義」，甚至主動請纓當「死掉的那一半」。
所以，如果中國的未來「外」不能走向聯省自治；同時「內」也無法發展教育和學術自由，我想中國人將永遠無法過渡到成為一個有人權觀念的公民。
而這些樂於被中共政權統治的人，終會將今日香港侵蝕殆盡後，再把矛頭對準台灣。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