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亦即俗稱的「高考」，在不久前正式閉幕。今年共計有 1,071 萬名考生步入考場，進入這個血淚斑斑、足以決定人生命運的試煉場。
本次高考也是自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官方舉辦的最大規模集體活動，考場四周戒備森嚴。今年參加高考的學子更可謂要接受「雙倍考驗」，應考前受疫情影響程度不一之外，考試全程亦需戴上口罩，恐會影響部分考生發揮。
事實上，中國高考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一個孩子自呱呱墜地始，靠讀書博取功名利祿，絕非僅是個人的事情──無數中國家庭為此付出全部資源，從事這場終極戰役的「後勤支援」。
因高考導致「學區房」的房價高不可攀，即為一例。因成功取得了「好」學歷、在社會上成為新興中產階級的中國父母們，如今拼死拼活也要搶購「好」學區的房子，並宣稱：「我們為上一代打贏了高考這一仗，現在也要為下一代站穩高考先機，不可以輸在起跑線上。」
北京海淀區家長時常在網路上開玩笑：「目前在北京念小學的競爭程度更甚於大學，家長關注自己小學孩子的學業成績，更甚於自己念大學時的成績。」家長們幫孩子寫小學作業博取好成績的「軍備競賽」傳言，在北京海淀區這類競爭激烈的「好學區」中早已是半公開的秘密，甚至有家長一路「護送」到孩子念人大附中和清華附中等「明星中學」為止。
隨著中國政府近年來投入高等教育的預算及品質逐年攀升，高等教育也逐漸邁向「商品化」的過程──由於中國家庭、個人及區域之間的所得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也因此越來越沒有所謂的「公平」可言。較有經濟能力者，甚至可以用金錢鑽高考制度漏洞，以取得更多優勢。
例如，就在今年高考前夕，中國媒體竟爆出山東高考兩年 242 人遭集體「冒名頂替」的弊端，背後更反映出「中國特色的高考移民」現狀。
當代孟母三遷：中國的「高考移民」
所謂中國「高考移民」，出現於上世紀 90 年代，迄今愈演愈烈。和許多國家皆有的所謂「遷居好學區」概念有所不同，高考移民指的是中國考生（家長）依據各省市的「高考分數線」（即錄取標準），及隨之而來的錄取率高低差異，透過遷移戶口或轉學等辦法，到高考分數線相對較低、錄取率相對較高的地區應考。此種現象的發生，也與中國「戶籍制度」的鬆綁有關。
簡單來說，由於中國各省的錄取成績標準、名額不同，造成較有經濟能力的「高考移民」家庭能利用制度漏洞，實質上「用金錢來購買分數」，形成更不公平的競爭狀況。
為什麼中國各省市的「高考分數線」（錄取各校標準）會有所不同？政策的原意，應是基於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下，所做出的「補救手段」：眾所皆知，「教育資源」向來存在著極大的城鄉差距，在中國更是自古以來便如此。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曾言：「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意思是說首都地區的「高考」（科舉）錄取率非常高，一個長安城「考上進士」（取中）的人數，竟然跟一整個大省的人數差不多，可見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程度。
然而，如今的高考移民們，卻等於是自小在「京城」等教育資源豐沛的地區唸書；等到快要高考了，父母再透過「投奔親友」或「購買當地房產」等方式，將考生戶口遷移到平均錄取分數較低的地區，取得對當地學生的相對優勢，爭取更好高校錄取的升學機會。
對於相對缺乏資源的家庭而言，外地來的高考移民等於為他們本已艱辛的高考路「雪上加霜」；而對於高考移民家庭本身來說，先拼了命買下「好學區」的戶籍」、再拼了命買下「好考上」的戶籍，這種為了一場入學考試，進行「現代孟母三遷」的怪象，亦造成無數金錢與資源的消耗。
考上中國名校的「終南捷徑」，與一些「例外」
中國近年來，更興起一股「港澳台外」入學熱：擁有香港、澳門、台灣或外籍身份的考生，由於錄取標準完全不同，亦被視為一種考上中國名校的「終南捷徑」。
當然，能夠取得上述身份的中國家庭，其經濟實力恐怕更在一般的高考移民之上。至於原本就屬上述身份的港澳台外學生，會不會因為「特權」入學會而被當地學生私下恥笑或鄙視？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每個人的經驗也不同，在此暫且略過不提。
而儘管眾多中國網民都對這樣的「兩套標準」詬病多年，畢竟北京政府有「統戰業績」的政治壓力，相關規定繼續沿用至今。
「魔都」上海是比較特殊的例子：擁有上海戶籍的同學，普遍上有著「離不開上海」的情結。他們就算高考分數可以進入排名更前端的大學，泰半寧可選擇在上海當地的大學就讀；若要赴外地唸書，則寧可出國留學──有位上海出身的同學告訴我，會選擇去「帝都」北京唸大學，代表你「上海的血統不純」。
「唯有讀書高」的單一價值，諸多教育亂象的根本肇因
高考移民的現象，主因還是中國的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有能力的家長選擇「用腳投票」只是結果。
尤其在社會長期灌輸「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下，今日中國，高考移民甚至已被無數中產家庭視為一種「不做就會輸給別人」的必要之舉，成為一種集體的「理性」。
由於上述種種因素，如今「出身決定命運」的案例，在中國高教體系中自是屢見不鮮。例如擁有北京戶籍（但未必在北京應考）的學生考上北大的機率，是河南省學生的 28 倍、是安徽省學生的 41 倍。
至於相對沒有資源的家庭怎麼辦？考生只能加倍苦讀、成為所謂萬中選一的「真學霸」，外加有幸運之神眷顧（例如該年報考科別沒有太多學霸級的高考移民），才有機會進入名校窄門。
筆者留學「五道口男子職業技術學校」期間，不乏聽聞外省市學子考入清華、北大等名校之困難艱辛。個人觀察在學習態度上，這些「學友」們也普遍比北京戶籍的學生更為上進。
例如，筆者在參加某年度的「兩岸知識大賽」期間，認識人民大學一位程度非常好的四川女同學，這位女同學敘述自己其實是靠「複讀」（重考）一年才進入人大的：她第一年在四川的高考，考進全省文科前 200 名，成績好到可以進入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但仍無法考入自己理想中的北京各學府，所以選擇了複讀。「複讀」一年的壓力很大，三不五時會有成績無法進步或考試失常的壓力；所幸她在寒窗苦讀又一年後，第二次高考時成為四川文科前 100 名，終於如願擠進人民大學的窄門。
白居易也曾「以身試法」
最後，聊聊相對輕鬆點的話題：其實「高考移民」的現象，根據中國媒體的說法，在數千年的歷史中，早有許多「前例」可循。
北宋年間，歐陽修曾經上書給宋英宗謂：「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之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於人，是十人取一人。」大意就是因為區域的差別，導致「高考錄取率」大為不同──北宋時江南考生多而錄取比率低，很難考中；北方考生少而錄取比例高，容易考中。
明朝開國之際，因科舉錄取之「人中龍鳳」大半來自南方，甚至引發北人學問不及南人的政治風暴──於是朝廷將科舉分為「南北二區」減輕爭議，清朝則繼續沿用明朝舊制。接著到了清朝中葉之後，台灣仍被「消極統治」時，大批來自福建的讀書人，更選擇以台灣作為「邊疆考場」，就為了謀求一個上榜光宗耀祖的機會。
又如《對酒吟》一詩：「公門衙退掩，妓席客來鋪。履舄從相近，謳吟任所須」。唐朝官員流連妓院風氣甚烈，白居易自然也不例外。但沒想到，香山居士竟然也是「高考移民」的代表之一：
白居易的祖籍山西，生在河南，「戶口」則隨他祖父，屬於陝西省渭南縣下邽鎮的居民──按照唐朝的科舉制度，理論上白居易應該去陝西渭南投考才對。但白居易鄉試那年沒去渭南，而是遠赴安徽宣城報考。
白居易此舉在唐朝可是「違法行為」：因為按照史載唐朝法律規定，所有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都必須在其戶口所在地報考。
飽受高考制度之苦的中國網友們，於是黑色幽默地紛紛猜測：一定是因為當時安徽的「高考錄取率」更高，或者「白家的政治後台很硬」。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