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國的弗洛伊德案發生後，從美國作為起點、一路蔓延到全世界，都紛紛響應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為號召的非裔民權運動。今日，在弗洛伊德宣告死亡 2 個多月，針對各層面的種族平權討論仍不停歇，民眾也繼續表達對於種族歧視問題的強烈不滿。希望藉由連署以及抗議行動迫使改革即刻展開。同時，無論是商業、娛樂產業、新聞界還是社群媒體，也都藉此重新檢視並修正內部政策──這不是美國人第 1 次意識到種族問題的嚴重性，但這無疑是在社會造成最大轟動的一次。
然而，非裔族群在美國本土所面臨的種族偏見問題，不僅僅是 17、18 世紀以來的販奴而造成的人權問題和歷史傷痛，或是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黑白種族隔離政策（Jim Crow Law）的種族歧視問題，更是到了 20 世紀末至近日美國當局的種種政策──美其名為打擊犯罪和禁止毒品販賣，實質卻造成非裔以及拉丁裔族群的大規模監禁，以及刑滿後在社會中面臨到的限制和歧視。
40 年歷史的「毒品戰爭」，繼續影響美國社會
自 1960 年代，藥物濫用漸漸成為美國社會需要著手的問題後，1971 年前美國總統尼克森便以演說宣布美國進入「毒品戰爭」（The War On Drugs），以加重徒刑等嚴格執法手段，向美國人民宣誓要消滅輕至大麻，重至海洛因的毒品。從「毒品戰爭」開始的各項執法政策，經過近 40 年，仍持續影響現今美國社會。
自「毒品戰爭」下達後，若回顧歷史，將發現「毒品戰爭」長久以來無法與種族脫鉤，並且深深打擊美國的少數族裔社群。尤其若以入獄人口來看，美國每年入獄的人口逐年增長，更成為世界上監禁人口數量最高的國家。根據美國皮尤中心 2020 年 5 月公布的調查，在 2018 年每 10 萬名非裔成人，就有就有 1,501 正在監獄服刑，另外拉丁裔則是 797 人，白人則僅有 268 人──由此可見，非裔和拉丁裔族群「不成比例」地因違反法律入獄，然而非裔和拉丁裔族群真的比其他族群更容易犯罪嗎？我們是否依然能夠以教育程度較低、社會資源較少、居住環境較差來概括這樣的現象？或許這些問題能夠解釋一部分的大規模監禁現象，然而，在這些問題的底下和政府所頒布的眾多法律之下，其實可以看見的系統性歧視（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以及被包裝過的新種族隔離政策。
到了雷根擔任總統時，他大幅增加毒品戰爭預算，並且強調對於毒品犯罪的懲罰和制裁。1986 年，美國國會除了將毒品戰爭的預算增加到 17 億美金，更頒布了毒品「最低刑期」（Mandatory Minimal)。後來的歷任美國總統，都持續編排大量的預算並賦予警察強大的公權力和補助。當柯林頓上任後，他更頒布了「三振法案」（Three-Strikes Law）。此法案宣布若嫌犯已犯過 2 次重罪，再犯一次就可以處終身監禁，且很難假釋。不過強大的公權力並沒有帶給美國人民更大的安全保障，反而因為警察可以僅僅因為「懷疑」就隨機攔車搜索，如此的「懷疑」也容易來自於警察自身的偏見，也因此讓許多弱勢族群遭到定罪的機會增加。
當罪犯回到社會：沒有友善接納，只有「新種族隔離」
在美國人民若要申請公共住宅、高等教育、尋找工作時，常常需要填上無罪聲明（Conviction Box），屋主、大學、雇主都可以合法地拒絕提供租屋、註冊名額和職位給曾有犯罪歷史的人。雖然近幾年美國和歐洲開始出現了「禁止無罪聲明」（Ban the Box）運動，也已有好幾個歐洲國家和美國數州跟進。但此舉卻可能更大加深了種族偏見和歧視的現象──因為雇主和屋主再也無從得知潛在員工的犯罪歷史，他們只能從名字去猜測他們的性別和種族，再加上社會上普遍對於非裔和拉丁裔族群的偏見，多數雇主會寧願選擇雇用相對條件較差的白人。
即便從小到大，人們被教育：種族偏見、歧視都是不對的。但是自毒品戰爭以來，許多法律和政策都大幅增加了身上被貼上「罪犯」標籤的人口。即便回到社會上，「罪犯」們除了要面臨社會上不友善的偏見，更必須面對自己社區的鄙視和不信任，監獄加上社會的雙重隔離，就被稱之為「新種族隔離」（The New Jim Crow）──此名詞來自民權律師 Michelle Alexander 在 2010 年出版的著作《新種族隔離：色盲時代的大規模監禁》（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Michelle Alexander 在著作中形容新的種族隔離就像是一個鳥籠。法律名正言順地將這些種族弱勢族群關起來並合法剝奪他們的公民權，然而他們沒有和社會上其餘的人擁有一樣的權利，改變周遭的環境和政治體系，因為所謂「體系」就是設計來防止他們改變。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王新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