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歧視」、「同族歧視」，一條模糊的界線
我是亞洲人，男友是白人。他的身上有一層薄薄的金色小絨毛，我總是笑他「自帶皮草」，他通常也只是笑笑，或是順著我的話開玩笑自嘲。有一天，他抱怨著公寓裡沒有裝冷氣，好像一個巨大的烤箱。我笑著說「因為你還穿著毛衣呀！」他皺了皺眉說，「寶貝，這是種族歧視。」
「白人體毛比亞洲人多」是個透過主觀觀察而得到的刻板印象。男友曾經看著我光滑的手臂，問我有沒有定期整理四肢上的汗毛，並對否定的答案感到驚訝。當然跟性別還有荷爾蒙也有關，但由於我不曾仔細觀察過朋友們的四肢，沒有辦法確認或是推翻這個刻板印象，畢竟只是一個小基數的主觀觀察呀。對我而言是個沒有惡意的言論，但是卻很有可能冒犯到白人族群。
2017 年維多利亞的秘密時尚秀在上海舉行，身為「維秘天使」的吉吉哈蒂德卻因為種族歧視的爭議風波而缺席了。她在個人的社群上分享了一個手拿佛首餅乾的影片，並且瞇起了眼睛模仿亞洲人的樣子。中國的網友主張吉吉哈蒂德歧視亞洲人，並覺得被冒犯了，全面抵制她前往中國；亦有人覺得她這樣的行為，只是為了討好所謂的「白左族群」。
白左是個貶義詞，指的是「左派的菁英白人」──這個族群被認為是一群只關心移民、少數族群、同志文化、還有環境等議題的人。他們為了自己的優越感而提倡自由與平等，並且過於執著於「政治正確」。
哈蒂德生於美國，擁有巴勒斯坦與約旦血統，並不符合傳統的「白人」定義。號稱擁有許多高知識份子與專家用戶的中國問答網站「知乎」上關於哈蒂德的討論，有一個許多人按讚的意見，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所以哈蒂德為了討好白左，刻意地攻擊中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朱鋒表示，中國人如此地不滿白左的原因，則是因為他們認為白左「總是表現出一種優越感，並對於中國太過苛刻」。
普遍來說，亞洲人相對西方人，擁有較為細長的眼形，不見得比較小，而是細長。但這也只是一個透過主觀的觀察而得到的刻板印象。在西方國家長大，我的膚色與外在特徵並不曾成為經營人際關係的障礙或是困擾。曾經在一群亞洲人的朋友之中，我問：「你們見到新來的小眼睛男生了嗎？」並誇張地用手拉長眼尾──我並沒有被指責「種族歧視」，因為我也是來自同樣的種族背景，並且被大家接納為「亞洲人的一員」。所以當我說出「新來的小眼睛男生」的時候，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客觀的敘述，因為他的眼睛細到幾乎看不見瞳孔。但若我不是「亞洲人的一員」，或許就會被扣上「歧視亞洲人來討好白人」或是「太洋化」的大帽子。
不是所有事情，都（只）關乎種族
作為一個在加拿大成長、多年旅居西方國家的台灣人，我有很多涉及「種族」的經驗，而從這些經驗中，我學習到的是：指責別人「種族歧視」很簡單，但有時候也不妨換個角度。
還記得我在加拿大讀高中時，轉學後的第一週，就被其他族群的女生從二樓倒水淋得全身濕。她們還喊著：「從哪裡來就滾回哪裡去！」遇到這種情況，我當然可以主張這是種族歧視，但是我隨即又想到：其實從許多好萊塢的電影情節可以發現，即使在同族當中，也不乏有這樣的情節。
2004 年上映的青春喜劇《辣妹過招》就是一個從小在非洲長大的美國白人女生，回國之後轉學到一所新學校，因為格格不入而經歷了勾心鬥角與校園霸凌。英國奇幻文學小說《哈利波特》中的露娜・羅古德，是金髮碧眼的白人，也因為個性「太怪了」而在學校被排擠。霸凌背後有許多原因，種族只是其中一個，而不是唯一一個。也因此，我在留心這個議題的同時，也會提醒自己不要把「種族歧視」過度放大，而忽略其他面向。
數年前和妹妹一起去歐洲旅行，在維也納觀光了一早上，過了午餐時間才進到餐廳吃飯。有一個家庭和我們差不多時間抵達，我們姐妹之間講英文，而那個家庭則是用中文溝通。我們點了午間特餐，點完餐之後，服務生為我們端上一盤麵包。此時就聽到另外那桌開始酸溜溜地說：「看，只有講英文的人才有麵包耶！」、「那個女的是認為我們吃不起麵包嗎？」、「講英文比較高尚啦，我們次等公民連麵包都沒得吃。」
他們不曉得我們會講中文，所以毫不避諱地高談闊論。我們為他們的想法感到遺憾，但同時又覺得被冒犯了。奧地利使用的語言是德文，不管我們講的是中文還是英文，對服務生而言都是外國人。如果她真的是種族主義者，看到我們都是亞裔，應該會使用同樣的對待方式我們呀。
最後，那個家庭決定要抗議餐廳對客人的待遇不公，把服務生叫來，要求要和「講英文的女生」一樣的服務。服務生解釋，除非付錢單點麵包，不然她不能主動提供給單點的客人。這番解釋本該澄清誤會，沒想到卻火上澆油──因為那一家人只聽到了「付錢」，他們在空蕩蕩的餐廳裡大吼大叫，指責服務生種族歧視，「竟然只有講中文的我們需要付錢才能得到麵包」。受限於語言能力，他們無法清楚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服務生也只聽懂了「種族歧視」，最後雙方不歡而散。
在歐洲的確不太清楚什麼時候會有麵包：有些地方不會主動提供麵包，但像在法國，除非是家庭式的外國（指不是法國的）餐廳，不然總是會有麵包的。我們理解為何雙方都感到挫敗，其實如果那個家庭一開始好好地問，他們的溝通會更有效率。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我們都需「追問更多」
喬治・佛洛伊德，一名美國黑人，因被白人警察用膝蓋壓制在地而喪命，這個過程被拍攝下來並放上網，引起了各地的抗議與聲援。西方的音樂產業為了表達對這件事的不滿，自發性地選定在 2020 年的 6 月 2 日，不發表新作品，也不在社群網站上發文──這天於是成了「Blackout Tuesday」。
音樂圈的影響力迅速地在網路上蔓延，公眾人物及網路名人也在自己的社群網站上分享黑色的方形圖片，來提高群眾意識並強烈反對種族歧視。曾經參與南韓男子團體 NCT Dream 的熱門曲〈Go〉還有 NCT U 的〈Boss〉製作的黑人詞曲家 Tiffany Red，也藉此契機指控 SM 娛樂公司不尊重她，且沒有給予她應得的報酬。
Tiffany Red 聲稱沒有得到應得的報酬（underpaid），並將事件上升到 「SM 娛樂公司罔顧黑人的人權」，因為他們在 Blackout Tuesday 回覆了她的郵件。她在網路上公布的文件顯示，她收到的金額不高，但真的是 underpaid 嗎？身為局外的人的我們無從得知他們的合約內容，她可能是一次性地售出她的版權，也可能是抽佣金。的確，SM 娛樂公司在 Blackout Tuesday 回覆信件不是個明智之舉，但換個角度，也有可能，他們想要儘速消除 Red 的疑慮。
而回到爭議本身，在我看來，低廉的版權費可能跟她的膚色有因果關係，也可能毫無關聯。她的貼文以「我是個黑人女人」開場，暗示 SM 娛樂公司種族歧視，引發網路輿論甚至公憤；然而，局外人無從得知 SM 娛樂公司是否確實給了「白人男性作曲家」更為優厚的待遇，也就很難明確判斷 Red 究竟是 K-pop 產業裡被剝削的「廉價勞工」，還是單純利用「黑人」、「女性」的雙重弱勢身份，對歌迷進行道德綁架。
2014 年，沒有任何前科的 18 歲的黑人男孩 Michael Brown，在未攜帶任何武器的情況下，被白人警員射殺致死。他的死引起了多日的暴動，抗議罔顧黑人的人權，並促成了一些媒體開始統計警察執法過當致死的案件數。
根據《華盛頓郵報》自 2015 與一位在職警察合力做出的統計，當年因警察執法過當致死的案件約有 5 千件，其中半數為白人。但若從人口總數來看，黑人的致死率是最高的。上圖可見每 100 萬個黑人，就有 31 個死於執法過當，而白人僅是百萬分之十三。
統計顯示出數字，但根據解讀方式的不同，會得到不同的結果。我們不曉得黑人與白人的犯罪率各是多少，也不清楚被逮捕率是多少，更不曉得從每多少次的逮捕中會有一次執法過當致死⋯⋯。看待一個議題／事件，永遠有太多的面向，值得我們進一步「追問」與「深思」──若是少了這個過程，對於特定一方的觀點照單全收，即使立意良善，終究難以綜觀全局，更少了自己辯證、從而釐清盲點或破除迷思的機會。
寫作這篇文章，提出這些角度或許很不「政治正確」，但請別誤會，我想表達的絕非否認種族歧視的存在，也不是要合理化警方執法過當，更不是針對佛洛伊德之死，在提倡平權的潮流中逆勢操作；而是想藉由自身經驗，與一路上的思考，提醒自己與讀者：在歧視與被歧視之間，或許我們該保持的是更開放的態度──畢竟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