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 加速了很久以前已開始的趨勢，即伊朗由教士專制（clerical autocracy）轉型至軍方專制（military autocracy）。這些日子沒有人會向革命衛隊說『不』。」華盛頓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中東專家 Karim Sadjadpour 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這樣說。
這段評論一方面點出了革命衛隊成功藉疫情擴權，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伊朗政壇未來的最大變數──當革命衛隊掌握實權，神權體制是否難以為繼？
何梅尼確立的伊朗神權體制，修憲後名存實亡
現任伊朗最高領袖（也是神權體制中的最高領導人）哈米尼（Ali Khamenei）年屆 81 歲，還盛傳（曾）罹患前列腺癌，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令其潛在繼任人選備受矚目，卻又正正體現伊朗目前神權統治體制的脆弱。
伊朗神權體制理論上重點在於「法基赫（Faqih，意指伊斯蘭法學家）的監護」的概念，意即法學家掌握管治權力，但權力的大小和範圍，在什葉派學者圈中眾說紛紜。但至少在已故最高領袖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於 1960 年代末、1970 年代初醞釀成形的一派學說中，「法基赫的監護」是種絕對權力，在 1979 年革命後得以落實，形成伊朗最高領袖掌控最高實權的獨有模式。
這個模式有一先天缺陷，即最高領袖必須是備受尊崇的伊斯蘭法學家，意味着真正合資格的人選十分有限，即使是哈米尼在當年也不夠資格，最終促使伊朗須臨時修改 1979 年憲法 109 條，取消要求最高領袖必須為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派教士最高等級的 marji’ taqlīd（Grand Ayatollah，即如今中文媒體習稱的「大阿亞圖拉」）。
事實上，當 1989 年 6 月何梅尼逝世時，哈米尼連比「大阿亞圖拉」低一級的「阿亞圖拉」（Ayatollah）都不是。何梅尼原先指定的繼任人是大阿亞圖拉蒙塔澤里（Hussein-Ali Montazeri），但蒙塔澤里在 1989 年初跟何梅尼鬧翻，被取消繼任資格。同年 6 月何梅尼病逝後，負責選出最高領袖繼任人的專家會議緊急召開，首先否決以「領袖委員會」代替最高領袖的選項，然後再否決大阿亞圖拉 Mohammad-Reza Golpaygani 接任最高領袖，最終哈米尼被推舉出來。
哈米尼當時稱自己宗教地位不足，擔任最高領袖並不合憲，甚至直言連在座的專家會議成員也未必接受自己以領袖地位的指揮。但在時任國會議長拉夫桑雅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力捧下，專家會議仍通過由哈米尼暫攝一年，後再確認他坐正最高領袖一職──就某種程度而言，何梅尼版本的「法基赫的監護」此時已壽終正寢。
哈米尼的說法大概只是以退為進的謙辭手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當選最高領袖確在教士圈子中招致一定程度的反彈，但在伊朗權貴家族支持下，哈米尼的地位很快確定下來──拉夫桑雅尼同年在篩剩一名對手後，在哈米尼的支持下，以絕對多數票當選總統，哈米尼的支持，頗有投挑報李的意味。
哈米尼與革命衛隊的「高度共生關係」
哈米尼的另一憑籍是軍權，這點正與革命衛隊息息相關。正如上篇引述研究革命衛隊的專家 Afshon Ostovar 指，哈米尼跟自己創建的革命衛隊建立了「高度共生的關係」，賦予革命衛隊顯著地位，換取對方成自己權力基礎。《紐約客》對此更有精細描述，指哈米尼為取得革命衛隊的支持，影響力深入到中低階軍官，報導引述智庫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學者 Mehdi Khalaji 指：「哈米尼微觀管理（micromanage）整個體系，故每一個人都效忠於他⋯⋯他知道每位低階指揮官甚至他們孩子的名字。」
Ostovar 在《伊瑪目的先鋒隊》（Vanguard of the Imam，註一）一書中，對革命衛隊如何鞏固哈米尼的角色有更多描述，指出哈米尼及當初扶植他上台的拉夫桑雅尼，實際上屬於「兩種不同的右派」──哈米尼代表的是由保守教士及市集（bazaar）商人組成的「傳統右派」，拉夫桑雅尼則領導尋求經濟現代化、借力技術官僚的「現代右派」。哈米尼在位數年後已站穩陣腳，開始向拉夫桑雅尼一派開刀。
但另一方面，對哈米尼而言，比起現代右派，他更大的挑戰來自所謂的改革派。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於 1997 年爆冷當選總統，保守派陣營深感危機，強烈警告所謂的西方「文化入侵」。Ostovar 形容，革命衛隊及其系統的巴斯基民兵於是成為打擊改革主義及其支持者的防衛前線。
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不惜血腥鎮壓 1999 年改革派學生的示威，以及 2009 年反選舉舞弊的「綠色革命」示威──當年改革派的穆薩維（Mir-Hossein Mousavi）在大選意外不敵爭取連任的阿赫瑪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因票數不符等疑點惹來造假爭議，結果又是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到場暴力清場。即使是去年的反加油價示威，儘管跟改革派沒直接聯繫，因聲勢浩大威脅到政權安穩，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同樣以血腥手段對付。
誰是哈米尼的接班人？革命衛隊的政治賭注
Ostovar 在書中結尾提及革命衛隊的四大挑戰，其中一項便是「最高領袖難以避免的死亡和換人」。下任最高領袖不一定能延續跟革命衛隊的共生關係，如果他高度依賴革命衛隊，後者對政策會有更多話語權，但如果他跟強硬派保持距離以爭取民心，革命衛隊影響力會下降。
這大概也可以解釋，為何革命衛隊（以及強硬派）會對有意限制其經濟利益的總統羅哈尼有如此牴觸情緒。畢竟有哈米尼以總統之身接任最高領袖的先例，羅哈尼顯然也有希望重演歷史。但如今政局發展已明顯向革命衛隊一方傾斜。
2017 年大選前，原先知名度不高的保守派教士萊希（Ebrahim Raisi）突然在政壇冒起，先在 2016 年 3 月獲哈米尼任命為全國財力最雄厚的宗教事業、位「伊瑪目禮薩聖陵基金會」（Astan Quds Razavi）的監護人，隨即成為最高領袖的繼任熱門，但他跟革命衛隊關係匪淺才最值得注意。
萊希長年任職司法界，官至檢察總長，期間跟革命衛隊高層成員建立淵源。在萊希參選後，革命衛隊更公然派指揮官代表團到其辦公定居的第二大城市馬什哈德拜訪，外界紛紛認定他就是革命衛隊的候選人──不止是總統，還是未來角逐最高領袖的人選。值得一提的是，萊希的宗教地位也不高，直至最近才見到有跡象顯示他獲提升為阿亞圖拉，但其岳父 Ahmad Alamolhoda 是馬什哈德的主麻日聚禮領禱。
正如 Ostovar 指出，鑑於最高領袖對革命衛隊本身定位和正當性的意義，推翻最高領袖或試圖以軍閥統治伊朗，並非革命衛隊的可能選擇。但筆者認為，從這角度看，革命衛隊寧願搶先布局，扶植政治盟友為下任最高領袖，維持着宗教統治的牌匾，變相「軍事專制」幕後操縱政局，又或至少建立全新的「共生關係」，皆是非常合理的政治賭注。
萊希當年大選慘敗而回，但去年 3 月仍獲哈米尼委任為司法總監（相當首席大法官，屬司法機關主管），反映政治地位仍然看漲。到今年 5 月，革命衛隊前指揮官兼前德黑蘭市長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Qalibaf）當選國會議長，意味著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機關已有兩個落入革命衛隊陣營之手。
環顧近年常被提及的哈米尼繼任人選，除了萊希和羅哈尼之外，還有保守派的沙迪克．拉里加尼（Sadeq Larijani）。拉里加尼家族是著名教士家族，捧哈米尼上位有功，其政壇代表正是家族的兩兄弟阿里（Ali Larijani）和沙迪克。較年長的阿里 2008 年起出任國會議長，直至今年國會大選放棄連任議席；沙迪克則在 2009 年起擔任司法總監，直至被萊希取代，但他前年年底已出任「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主責調和國會及憲法監護委員會的機構，並相當於最高領袖顧問）主席。
阿里．拉里加尼早年也曾任革命衛隊高層，但其家族背景更為耀眼，他和沙迪克在政治光譜上保守程度不及萊希，似乎沒那麼受革命衛隊青睞。
據報萊希上任司法總監 8 日後，即在未予理由下免去副手 Akbar Tabari 的職務──他是沙迪克拉里加尼任職司法總監時提拔的親信副手。Tabari 其後被控貪污，本月剛開審。沙迪克近月也一直受到各種濫權或貪腐的指控，被視為阻礙他問鼎最高領袖的陰招。阿里失去國會議長地位，更加深家族失勢的印象，但他最近獲哈米尼委任為顧問，反映其家族還未完全出局，至少哈米尼仍予以一定保護。拉里加尼兄弟是否還有機會擺脫二線地位，也許要看阿里明年會否出選總統（如果不選就可能是被勸退，如果出選被禁入圍則證明家族無望反擊）。
當然，獲得革命衛隊支持不代表萊希必定可脫穎而出，外界認為哈米尼之子兼其重要顧問穆吉塔巴（Mojtaba Khamenei）也是熱門繼任人選，穆吉塔尼目前實際掌控巴斯基民兵，同樣跟革命衛隊具有深厚淵源。
按照目前局勢，革命衛隊穩操勝券
下任最高領袖理論上是由高級教士組成的「專家會議」選出，但哈米尼當選的情況證明遴選實際上極受當時的政治風向所動搖，目前局勢顯然對革命衛隊有利。首先，專家會議目前由強硬保守派佔大多數，現任主席 Ahmad Jannati 屢屢阻止改革派以至溫和派角逐公職，亦跟革命衛隊有淵源──其兒子、曾任文化部長的 Ali Jannati 是革命衛隊指揮官出身。
其次，有可能威脅革命衛隊地位的最高領袖人選，已一個接一個瀕臨出局，除了上文提到的拉里加尼家族，有改革派傾向的何梅尼之孫 Hassan Khomeini 被阻入選專家會議，總統羅哈尼也即將明年任期屆滿而失去政治舞台，其餘被談及的人選都是比哈米尼還更年長的老教士，即使上位也大有可能只是過渡人物。
只要哈米尼的身體能撐到明年大選之後，即使民意所限，總統未換上跟革命衛隊親近的人選（例如萊希），溫和派和改革派最有機會推出的人選、現任首席副總統 Eshaq Jahangiri 也不可能有比羅哈尼高的政治地位（他連教士也不是），業已由盟友掌控立法和司法部門的革命衛隊，大概也可以放心，下任最高領袖不大可能會是向其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開刀的人物。
只是革命衛隊的「放心」，是否對伊朗國家利益有益，又或是否值得伊朗國民開心，就是另一回事了。
註：全書名為 Vanguard of the Imam: Religion, Politics, and Iran's Revolutionary Guards（伊瑪目的先鋒隊：宗教、政治及伊朗革命衛隊），作者為美國海軍研究院助理教授 Afshon Ostovar，2016 年出版
執行、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