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新加坡模式」究竟是小國富強之道，還是不尊重人民的威權統治？
從 1980 年代起，新加坡政府著力建構「新加坡模式」發展論述，其主要用意是為抗衡西方重自由的批評。冷戰結束後，西方對新加坡的批判更為嚴厲，新加坡外交官員對「新加坡模式」之說作回應。新加坡官員不時將西方形容為文化與政治衰敗之地，且暗示西方利用自由民主意識形態增強自身的全球影響力。
每當新加坡乃至亞洲發展模式被質疑，新加坡的應對往往是「西洋化」（occidentalizing the West）西方，將之貶為缺效率、欠作為、不清廉、重自利、虛偽、具新帝國主義思想。與此同時，新加坡會「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ing），自我褒為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之外的替代發展路徑，亞洲的經濟崛起與自信滿溢，令此一發展路徑更具魅力。換言之，「新加坡模式」論述是為反駁他者而非自省之產物。
新加坡模式不可分割的一環：「公民宗教」李光耀
今天，「新加坡模式」論述已成構建國家品牌的重要骨幹。這套論述成功反駁外界眾多批評， 得到支持與掌聲。李光耀個人形象與「新加坡模式」論述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李光耀著有兩卷回憶錄，第一卷以「新加坡故事」為題，他的的回憶錄現已被視為研究「新加坡模式」成功秘訣的重要參考讀本。
李光耀回憶錄開首印有世界各國政治與思想領袖之讚言。《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則是李光耀訪問錄，本書旨在教育新加坡年輕一代有關國家發展的「硬道理」，以及解釋需要以另類方式治國的原因。
某種程度上，李光耀言論與思想已變成一種公民宗教，他的著作以及有關他的書猶如聖經，這類神聖典籍被冠以「新加坡故事」之名，並受膜拜（一如其他宗教神聖典籍，多被用以崇拜而非閱讀）。「新加坡故事」之神聖地位會令民眾卻步，使之不再質疑其內容。
2018 年，新加坡歷史學家覃炳鑫曾向研究假訊息散播問題的特選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Deliberate Online Falsehoods）呈交論文，其論文指控李光耀與人民行動黨曾以有關共產黨人陰謀的假新聞打壓政治對手，覃炳鑫為此被質詢 6 小時——期間覃炳鑫的履歷受質疑，且覃炳鑫被要求僅以「是」或「否」回答問題。
向海外取經，亦成為各國師法的對象
不過，李光耀的治國歷程並沒有成為「新加坡模式」論述的唯一焦點。2015 年李光耀去世後，新加坡民眾固然蜂湧而至憑弔這位一代偉人，但新加坡公務員仍然記得，「新加坡模式」並非只由國家英雄支撐，政治體制的制度與價值觀亦同樣重要。
在過去 10 數年，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Civil Service College）一直努力為政府決策思路及其轉變留下紀錄。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希望以自家出版物鼓勵公務員乃至社會多反思國家的核心價值、原則、制度，思考如何延續「新加坡模式」成功之道。
如前文所提，對政府而言，擁抱新加坡實用主義哲學，就需主動學習與模仿世上最好的管治策略，但如何實踐這種哲學卻是問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曾言：「至目前為止，新加坡仍能向他國學習最出色的管治策略，並將之移植，從中得益。不過，我們已漸變得卓越，我們需要自我超越，尋求新解方，走自己的路。」海外代表與官員確實不斷到訪新加坡，希望能學習其卓越管治模式，理解新加坡如何快速躋身成為第一世界之一員，同時擁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前新加坡外交官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曾說，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坦承自己一直遇到視「新加坡模式」為學習對象的國家領袖。西方輿論領袖也一直視「新加坡模式」為標竿。
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更曾在《紐約時報》撰文呼籲美國國民學習「新加坡模式」與認真思考管治問題。澳洲首富萊因哈特（Gina Rinehart）也向其祖國作相近呼籲。據說她曾言：「只要政府盡責、減稅、推行親商政策、去除官僚作風，假以時日澳洲便能追及新加坡⋯⋯新加坡犯罪率低，擁有移工，沒有債務⋯⋯縱然國家細小，人口不多，缺乏資源與食水，新加坡仍能憑其政策存活⋯⋯澳洲縱因國內資源豐富而得到財富，情況卻相反。」
皮爾森（Noel Pearson）則在《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撰文指出，澳洲政府思考福利政策改革之時，不應僅以英美案例為參考指標，新加坡以增加國民資產方式達到重新分配財富效果的強制儲蓄，與全民置業政策亦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英國保守黨國會議員彼德遜（Owen Paterson）亦言：「我們的國家若要繼續蓬勃發展，脫歐後我們必須以成為另一個新加坡為目標──縱然缺乏資源，國家細小，新加坡經濟仍然充滿活力，其國內人口平均壽命達 85 歲。」
（對相關議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倫敦的下一步：該期待「鮑里斯回彈」，還是乾脆成為「泰晤士河上的新加坡」？〉）
新加坡的精英式管治也受到《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讚頌：「西方世界最應當學習『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縱然時刻談論亞洲價值，但這仍不失為已被西化之地。『新加坡模式』結合兩點：第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自力更生精神；第二，美國管理理論。西方可向新加坡學習同時不失自由。我們為何不辭退表現差劣的教師，為表現良好的公務員提供更高薪酬？西方福利國家是否須當善堂角色？」
公共住房與強制儲蓄，成功轉型「中產消費型社會」
新加坡的城市發展與社會政策亦同具啟發性。早在新加坡獨立後數年，確保居住環境清潔與綠意盎然已是政府施政重心，其目標有三：第一，建立新加坡作為第一世界的現代化國際形象；第二，提高民眾生活質素；第三，如前新加坡環境及水源部常任秘書所指，方便國家吸引資金、匯聚人才， 以助國家經濟增長。
新加坡發展模式最引人注意的一環，是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相較英殖管治者， 新加坡政府更能為廣大民眾提供組屋單位、供其置業，現在已有八成人口居於公共房屋。政府以兩種方式實現此一建屋目標：第一，著力清除國內「甘榜」（kampongs，鄉村之意）；第二，運用相關法例收回土地。1961 年河水山大火（Bukit Ho Swee fire）使政府開始建構有關後殖時代「住屋危機」之論述，並進而快速為寮屋區住民建屋。按官方說法，河水山大火令國家「因禍得福」。
新加坡民眾可利用中央公積金計劃（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政府強制儲蓄計劃）之存款購買組屋單位，他們購買單位時可獲政府補助，其組屋單位地契年限為 99 年。民眾一旦成為業主而非租戶， 形同擁有國家持份者身份，會對家園更有歸屬感，並隨單位市值上漲而成為中產。
過去數十年，組屋單位市值急速增長，新加坡的中產階級亦隨之而膨脹。如前文所提，為免種族分隔問題於組屋之中出現，政府在 1989 年開始推行族群融合政策。大部份民眾入住相對價廉物美的組屋，變相方便政府控制人口，使之配合國家經濟政策，新加坡社會隨之而轉型，從工業型社會變為中產消費型社會。民眾生活依賴新加坡政府，其霸權因而變得更穩固。
從「缺水被威脅」，到志在「管理全球水資源」
新加坡具創意的水資源管理政策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在國家歷史裡，缺乏水資源一直是國家難題，新加坡需與鄰國馬來西亞訂定協議，依靠馬來西亞供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兩國關係變得緊張之時，馬國政治領袖總會揚言停止供水以威脅新加坡。
從 1980 年代開始，兩國再就供水問題談判， 但談判並不順利，不時陷入僵局。自 1970 年代起，新加坡開始增加投資，積極進行各類水資源管理研究與發展項目。「四個水龍頭」（four taps）現已成為新加坡水資源管理國策。「四個水龍頭」意指：第一，從馬來西亞買水；第二，收集雨水；第三，海水化淡；第四，回收經過濾的水，生產「新生水」（NEWater）。
政府利用高科技進行海水化淡與生產「新生水」，至今兩者供水量已佔總量逾半。要徹底實現供水自主目標，在新馬兩國供水談判取得優勢，需付出高昂成本，故此從成本效益角度看，新加坡仍不能不繼續向馬來西亞買水。
新加坡「水資源管理樞紐」（hydrohub）發展策略已成功，水資源管理現已成為國家發展另一優勢。按照「水資源管理樞紐」發展策略，新加坡將國家定位為「全球水資源管理策略研究與發展重鎮」。在未來數十年，全球對水資源管理知識之需求會有增無減。單是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便已有兩所水資源管理研究機構，這兩所機構分別為新加坡水務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Water Policy, IWP）與水務研究中心（Water Research Center）。新加坡水務政策研究所側重水務政策研究，水務研究中心則主力研究水務工程細節。
自 2012 年起，新加坡每年都會舉行三大探討水資源管理的活動，分別為：第一， 新加坡國際水資源週（Singapore International Water Week）；第二，世界城市峰會（World Cities Summit）；第三，新加坡環保潔淨峰會（CleanEnviro Summit）。「水資源管理樞紐」發展策略孕育了包括凱發集團（Hyflux）與勝科海事（SembCorp）在內的新本土水資源管理企業，相關公私營機構合作也因「水資源管理樞紐」發展策略而增強。
除了謀取利潤，新加坡也有輸出水資源管理經驗、造福世界，例如新加坡曾協助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制訂指引，助其監管全球各地水質。新加坡亦與不同國際組織合作，為他地提供水資源管理培訓。
從 2011 年起，新加坡水務政策研究所每年都與公用事業局（Public Utilities Board, PUB）合辦水資源管理領袖培訓計劃，計劃由淡馬錫基金會贊助，過去已培訓數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人士、高級工程師與組織領袖，可謂相當成功。可以說，「水資源管理樞紐」發展策略是有別於傳統、重合作而非競爭、有益於新加坡國家品牌建構工程的一個案例。
備註：本文摘自陳思賢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由台灣季風帶文化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