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如同前面的系列文章所說，我是遼寧瀋陽人，目前也還住在這裏。我曾是一個普通的英語老師，但因緣際會之下於 14 年前開始關注台灣，也徹底愛上了這個國家； 2018 年，我因為涉嫌「支持台獨」，被關進監獄連續半年。
以下這系列文章，我想和讀者們分享，自己這段過去未曾公開完整講過的真實經歷：事實上，我實際在監獄的日子儘管「只有」半年，但從被逮補、審訊到「監視居住」、入監服刑，卻是段整整兩年的，極其難熬的時光。
上篇請見此：《從審訊、監視居住到入監：我在中國的親身經歷（二）》
我的罪名是「尋釁滋事」
在武漢肺炎中的中國「吹哨人」：陳秋實與方斌，將分別被判 1 年和 5 年刑期，前央視記者李澤華「監視居住」半年。
當初本人「審訊 3 天、關押 5 天」（詳見上篇）後接下來的待遇，就是李澤華的「監視居住」。
首先要說的是，在中國被「監視居住」的，都是政治犯。我不知道這三位到底是哪裏犯了罪，但情節肯定沒有我嚴重。因為我的「罪行」是「支持台獨」，如果我真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這類罪名判刑定讞了，可能這輩子都出不來的。
其次，政治犯的案子都是「公安抓捕，國安接手」。為什麼要最底層的公安員警抓呢？因為必須給政治犯罪者一個最臭、而且不大的罪名，例如「嫖娼」、「販毒」、「賣淫」之類的──至於當初他們給我安的罪名，是「尋釁滋事」。
共產黨為什麼要這麽做呢？理由很簡單。他們就是要讓政治犯罪者出國以後，也無法頂著「反共的光環」。老共要讓所有人知道：這個人被關，是因為他做了「很齷齪的事」，在「你們國家」也應該被唾棄；同時讓這個人即使逃出國，也很難用「政治庇護」的理由來取得簽證。
比如在美激烈反共，支持台獨疆獨與藏獨的曹長青，他在中國的「罪名」就只有一項：嫖娼。
之後由「國安接手」也很容易理解，因為是政治事件嘛。可是這裏面有一個「眉角」，拿我自己舉例好了：公安抓捕我的時候，沒收了我身上所有帶的東西，接著又去我家搜了一遍，拿走了所謂的「證據」──可是國安帶走我的時候，並沒有把證據一起帶走。
由於一般老百姓是完全無法接觸國安局的（最好也永遠不要接觸），因此當我被「國安接手」，之後就算又被放回來，由於「證據」不在國安手上，自是拿不回來；而當我現在去公安局，想要領回我東西的時候，他們則說那些是「國安備查」的證據：「你怎麽知道 5 年之後，你不會再被起訴？」他們分明知道我的案子已經結束了。
總之， 2018 年時走了那趟「派出所」後，我一共損失了幾百塊錢、手機、電腦、身份證、駕照、畢業證。有些東西可以補辦，有些東西永遠拿不回來了。
說說我的「監視居住」生涯
為什麼會有「監視居住」這種制度？因為共產黨從過去的事件中，學到了經驗。把人送進大牢裡未必是最好的方法，對方一個鬧事或尋短，反而處理起來麻煩。
因此現在審訊「敏感政治犯」的時候，老共會先判斷這個人的個性。如果很聽話，那就直接送進看守所羈押；如果這個人性格很「剛烈」，那麽他可能不適合送去看守所；不如送回家進行「監視居住」。
至於我被監視居住的官方理由，是「患有嚴重疾病不適合羈押」。這是國安人員到醫院給我開的證明──在中國，共產黨幹部若要「幫」你開這種證明，從不需要你本人在場。
而辦理監視居住的手續也很簡單：監視人是我家人，監視地點是我家中。然後表格上列了一大堆規矩。至於正式收到的「監視居住決定書」，則列了以下六項要點：
一、未經執行機關批准不得離開執行監視居住的處所；
二、未經執行機關批准不得會見他人或者通信；
三、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
五、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
六、將護照等出入境證件、身份證件、駕駛證件交執行機關保存。
從這個「決定書」來看，大致就能想像那大半年我所過的日子。
意外「放鬆」，卻膽戰心驚的半年
不過，在這裏也要解釋一個刻版印象：外人常以為只要中國人被列為「監視居住」的政治犯，大概都會被矇上黑布、載到無人知曉的黑牢，時刻都有秘密警察盯梢，三不五時還會有人夜半敲門查勤、甚至嚴刑拷打⋯⋯等等。（例如《紐約時報》外籍記者這篇「繪聲繪影」的報導）
但事實恐怕不然：至少就我的個人經驗來說，對於被監視居住的疑犯，現在的老共顯然超級希望他自己跑去國外申請「政治庇護」──這種「不聽話的政治犯」，時刻有「傷害」別人和自己可能的人，至少在瀋陽的老共，還真的不想留我哪怕一秒鐘。
所以被監視居住時的我，根本沒有警察管。補辦身份證、辦理出國手續都超級順利（我親自辦理過）──老共希望這種人趕緊走人。
監視居住的法定最長時間是半年。儘管其實根本「沒人管」，但我在這半年時光中，仍萬念俱灰。因為我闖的禍實在太大了──用警察的話說，他當了半輩子警察，因為小事得罪共產黨就被關的人多了，但是我這種「支持台獨」這麼重罪的人，他是第一次見。
因此在當時，不要說原本的教職別想回去了，任何一份正經工作都就此與我絕緣。而比生活煎熬更大的，是心裏的煎熬：今晚還睡在自家床上，但明天隨時可能被公安或國安帶走，從此與家人們兩不相見的不安與恐懼感，總讓我夜晚難以成眠。
如同上篇系列文章所說的，當時被拘留審訊關押後，「救」了我的事件，是瀋陽正在申請「文明城市」。坦白講對於一個專制國家的人來說，這「文明城市」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身為一個小市民還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創城期間，瀋陽市不能發生「大案特案」，所以我的卷宗被留在了瀋陽，我也大概真成了「尋釁滋事者」。
比起那些在中國因言獲罪，入獄多年甚至失去生命的人來說，我失去的其實並不多；而我擁有的，是「共青團中央」和警方在微博上對我的「大字報通報」──對於我來說，這無比珍貴。至少，它代表我敢講出自己所想的，哪怕我可能會為此失去一切。
之後，我還是被關了。沒有判決、沒有資料、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押我進監的警察很明白的告訴我：「因為你太可恨。」
但在監獄裡折騰的那半年裏，我收獲了太多。在那徒留四壁的空白時光中，我想透了也許幾百個、上千個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總不斷強調的──
中國的問題，絕不僅在共產黨，更在全體中國人。
未完待續，下篇請見《從審訊、監視居住到入監：我在中國的親身經歷（四）》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