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遼寧瀋陽人，目前也還住在這裏。我曾是一個普通的英語老師，但因緣際會之下於 14 年前開始關注台灣，也徹底愛上了這個國家； 2018 年，我因為「支持台獨」罪名，被關進監獄連續半年。
過去的十幾年間，我曾陸續讀過 1000 餘本由台灣作者所寫作的書，對台灣的方方面面算是有些暸解；但同時間也發現，不少台灣人似乎並不那麼了解「中國」這個國家，或者說經常把中國人視為一個「陌生而可憎」的整體──正如不少中國人對台灣的理解一樣。因此希望以一個在中國出生長大並活了 30 多年的個人身份，用以下的系列文章，藉由談談一些在我眼中「中國人其實大多心知肚明、但外人經常以為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幫助大家從另一種角度，更認識這個地方、與居住於其中的不同人們。
上篇：《那些「中國人其實大多心知肚明的事」，與我想對台灣人說的話（一）：共享單車與騰訊阿里》
網路上流傳著一個影片：一位大叔站在路邊，攔住一個又一個路過的行人，要告訴他們什麼是「六四事件」，來往行人則一臉困惑、紛紛走避。
看到影片的外國人和台灣人，想必會覺得中國人真可悲──大多數中國人竟然不知道這麽大的、「改變整個中國命運」的事情。中國人被共產黨洗腦得真徹底啊！
作為一個中國人，每次面對這類國際媒體完全不了解中國，便驟下結論的「集體反智」，我都會有一種很深的無力感。我想告訴所有人：你們認知到的不是完整的事實。有些事情只是「現在的表象」，並非「當時的內涵」。
先說一個我看到的現象：外國人被足夠多的、離開中國的所謂「民運人士」、「學運領袖」影響太大了。這些人為了在異鄉生存，必須營造出一種「真相」：唯有他們是覺醒的、是正義的，共產黨自是無比邪惡的，而（他們之外的）無數中國人民，則全都是被邪惡的共產黨所洗腦愚弄的「平庸之惡」。
偏偏，人們思考問題時，常有一個巨大的誤區──非 P 即 Q 。即「如果他們確實是正義的，那麽武力鎮壓他們的共產黨、以及沒有聲援他們的中國人就必然都是邪惡的。」反之亦然，即五毛們口中「共產黨和廣大中國人是絕對正確與正義的，學運份子及他們的支持者不過是邪惡境外勢力煽動下的少數叛黨、犧牲者⋯⋯」云云。
讓我們暫時跳脫這個誤區來思考：也許，沒有人是完全正義的，或者沒有人是完全邪惡的。以此為前提來看「八九六四」，或許我們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完整。
首先，中國人確實大多數不知道什麼是「八九六四」，那是因為這個詞語不是中國人發明的。但 1989 年 6 月 4 日前後發生的事件，絕大多數中國人其實多少都是知道的，它在中國的名字叫──
「鬧學潮」。
六四事件的「中國定調」
這也是外人「不知道中國人其實知道」的事情。
事實上，若較年長的中國人回憶起 1989 年，經常都會說：「當年鬧學潮的時候啊……。」且「鬧學潮」不僅是單單 1989 年那年的事，其實早在 1986 年底左右就已陸續開始。
再看這個詞語「鬧學潮」。「鬧」明顯不是一個褒義詞：這代表百姓回憶起這件事，首先會想起它「影響」過自己的生活；「學」代表大學生：當時的大學生，用現在的話說，是「很值錢」的。至於「潮」，意思是人數眾多。
三個字連起來的意思是：「一大群天之驕子正經事不幹瞎鬧騰。」
多數中國人真正不知道的，是天安門廣場那些血腥鎮壓的照片；而共產黨「讓」中國人知道的是：「軍警」才是受害者。事實上在民間，也流傳過很多張「軍人被吊起來折磨」的圖片。
所以，中國人哪會公開出來，紀念外人口中的「八九六四」什麼呢？
更重要的是，現在的你或許無法相信，但就算是知道有「武力鎮壓」吧，對當時的中國老百姓來說也不過是一件「小事」：因為就在這不久之前，是遠遠更大規模的「嚴打」。
這個詞很多外人不知道，但「嚴打」，才是讓中國人瞠目結舌的大事情。
六四前的「嚴打」統治
「『鬧學潮』？拜託你們別鬧了。我們被『嚴打』得還不夠嗎？」這是外國媒體上經常看不到，當時無數中國老百姓最真實的心聲。
首先，絕大多數中國人，向來有一種「各掃門前雪」的心態。凡是不關自己事、但會負面影響到自己生活的，中國人大多深惡痛絕；所以當時中國許多老百姓，其實完全知道頂大高校的天之驕子們想做什麼、在做什麽，但是他們不開心，或者說他們很恐懼。
因為「我們」才剛剛經歷了十年文革以後，又一次的「全民鬥爭性運動」，關乎每個人，誰也逃不掉。「我們」才剛剛結束這驚心動魄的「嚴打」，為什麼你們還要繼續「鬧」？
什麼是「嚴打」？時間回到 1983 年 8 月 25 日，共產黨突然宣佈《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決定》，民間簡稱為「嚴打」或「八三嚴打」。
當時的時代背景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1966 - 1976）結束不久，中國在「十年內亂」後，紅衛兵們紛紛回歸「正常社會」，很多人卻無法適應──「什麼都無罪，什麼都有理」已經深植於這群人的心中。所以不僅失業率大幅飆升，一大批打砸搶、强奸犯、搶劫犯、殺人犯、盜竊犯和流氓團夥，更橫行於中國社會。
當時的當政者是鄧小平，在幾項重大刑案接連發生後，他決定「治亂世用重典」。
但這個「重典」，重到了什麼地步？
我舉例說明：上海黃浦路的一個小流氓，摸了在路邊挑水果的漂亮姑娘乳房。恰巧巡路警察經過，一把抓過那個小流氓，讓他跪下，然後當街行刑式槍斃。
當時社會氣氛極為肅殺，所有刑事犯罪動輒「斬立決」，同時也禁止任何集會式娛樂。達官顯貴家庭犯法，一樣不留餘地：一個開國將軍（朱德）的孫子在家開私人 Party ，跳舞而已。因被人舉報「淫窟」，警察上門以後不久，他們就都死了。收屍，是家屬的事。
更不用說，如果涉及性交易、哪怕只是「與非配偶發生過性關係」的中國婦女，都有可能被舉報為「女流氓」，動輒判處 10 年以上徒刑、甚至直接槍斃。
嚴打不是只針對「流氓」嗎？為什麼幾乎所有人都被波及？因為「互相舉報、連坐搜查」：一戶出事，周邊社區戶戶被列為「潛在嫌疑犯」跟著遭殃。沒有人能保證自己的鄰居家不會哪天出了個「大動靜」，又或許只是房頂大燈掉下來了也說不定──而這種小事的結果，是鄰居家被全面搜查，自己家也無法倖免。
數萬人因小罪被「迅速槍決」幾年後，「你就要我上街反政府」？
根據後人整理當時的政令公告，「嚴打」自 1983 年開始，一直持續到 1987 年，共分三大步驟：第一階段是 1983 年 8 月至隔年 7 月；第二階段是 1984 年 8 月至 1985 年底；第三階段從 1986 年 4 月上旬到該年 10 月國慶，加上收尾工作，歷時約 3 年半到 4 年。
在這段期間，根據官方數字（實際數字已無可考，非常可能遠高於此），全中國至少有 177.2 萬人遭到逮補，174.7 萬人被判刑，當中在第一階段就迅速執行了 24,000 人的公開槍決，「勞動教養」（即勞改）者則有 32.1 萬人。
文革的舉國大動亂，不過是十多年前的事，在這極其誇張的「又四年」折騰以後，無數中國人早已被共產黨「治」得服服貼貼。當然，大家也都有一種「怕鬧」的恐懼心態，因為這實實在在地波及過自己──試想，才不久之前，連在家開個 Party 都有可能被槍斃，如今好不容易狀況穩定些，你卻要我上街鬧騰反政府？
所以在我看來，「鬧學潮」、或所謂的「八九六四」，之所以不被當時多數中國人支持的最根本原因，不是因為中國人「愚笨邪惡」；而是之前更嚴厲的「嚴打」，讓中國人怕了。
所以在我看來，「鬧學潮」、或所謂的「八九六四」，之所以不被現在多數中國人提起的最根本原因，不是因為中國人「都被洗腦」；而是之前更殘酷的「嚴打」，才是心中最痛。
反過來說，如今高喊著「毋忘六四」的人，為什麼喊的不是「毋忘嚴打」、「毋忘文革」這些分明造成更大悲劇、「始作俑者」也相同的事件？或許也值得我們深深思量一番。
誰是絕對的正義？
回到 1989 年 6 月 4 日那一天。一群累了、怕了，不想被波及的中國人；和一群有理想、在如此環境中仍堅持要「立刻改變中國」的中國人，誰對了？誰錯了？誰是絕對的正義？誰又是絕對的邪惡？
如果你問我，我會說可能在人性之下，誰都對了，至少誰都不該被輕易怪罪。
而如今回首那年，所謂建國以後的「動亂之止」，「改革開放、民之富裕之始」──中國人其實也都知道，在這之前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
至於這之後的結局：中華民族打斷了脊梁骨跪著賺錢，是中國人追求的嗎？中國人到底更在乎自由民主、民族尊嚴還是白花花的錢？誰又知道呢？
所以，在「八九六四」中，是否我們要重新定義某些角色？至少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可能也有一種正義叫「我不想鬧」吧。
而儘管「中國人的正義是什麼」確實是個大哉問；但輕易把一國所有人民都當成「被洗腦的受害者」或「縱容暴行的惡棍同路人」，對這個國家的人民是否公平？
憤怒無比廉價，或許它根本免費。知人所知的清醒，才是身為一個人最偉大的特徵。當「八九六四」一次又一次地被提起、被聚焦、被定調，我希望全世界的人們都擁有這個能力。
至少，能夠更完整地認知到在那時候遠比「學運領袖」們為數更多，數億個無名無姓的中國人們，當下真正在面對的事情。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