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各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現，宛如在看奧運一樣，每天比較著各國的數字。只是跟奧運不同的是，數字越小的才是贏家。當然，不論是從人性上或是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看，疫情中沒有任何國家是「贏家」，無論哪個國家的疫情控制不佳，我們不但替他們難過，也得擔心疫情會擴散到更遠的地方。畢竟在公共衛生上，” We are only as strong as our weakest link ”（鏈條的堅固程度取決於它最薄弱的環屬節）。
在沒有計畫之下，我剛好在兩個天南地北的地方度過了這段疫情：疫情控制極佳的台灣，以及疫情最嚴峻的義大利北方倫巴底（Lombardia）。夾在兩個極端經驗下，讓我有了一些新體驗跟領悟。
從去年秋天到今年 2 月中，我跟家人都定居在台灣。我們早在去年就興奮的訂了史上第一班直飛台北到米蘭的飛機。我是驕傲的台灣人，先生是驕傲的義大利人，我們有兩個「很台也很義」的小朋友。因為經常往返兩地，我們過去還常開玩笑，說航空公司應該要贊助我們作兩國友誼的代言人。
遺憾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在亞洲開始不久後，義大利就「傻傻的」把台灣列入中國一部分，取消所有「中國」直飛義大利的飛機。2 月中，我們只得先飛到歐洲他國轉機，才得以飛回先生位於倫巴底省的家鄉，也是義大利疫情最嚴重的省份。
3 月開始，歐洲爆發比亞洲嚴重許多的疫情，我見證了周圍義大利人從輕鬆看待疫情、照樣過日子，到突然被封國、彷彿連空氣都變得悲傷凝重的過程。跟先生在一起後，我在義大利前後度過好幾年，對這個國家有一定程度的認識；這次的疫情，卻讓我體驗到我從沒看過的義大利：
從熱情招呼，到保持距離
義大利人是世界上最熱情的人種之一，他們具有強大的社交能力，習慣用熱情的擁抱，以及留在臉頰上的吻來表達豐富的情感；然而這次疫情，卻限制了他們的肢體行動──平常會彼此熱切打招呼的鄰居，現在只會從遠方點頭示意；即使要前往同個方向，也得保持距離、隔著街走。就連偶爾隔街聊天，話題也不脫生活的不便，或者某個舊識生病去世⋯⋯。
教堂是義大利人重要的集會場所，更是每個小鎮最重要的精神中心──小朋友從小就會在教堂的活動中心跟朋友們遊玩，許多家庭周日早上也會到教堂參加彌撒；現在卻變得無比冷清。往年老一輩最期待的、由教宗舉辦的復活節彌撒，今年也只能線上觀賞。我們認識的每個人似乎都認識至少一個死者，卻都無法替死者舉辦喪禮。
傳統官僚系統，拒絕讓疑似患者接受檢測
在我們的小鎮上，家庭醫生每天忙著與當地衛生官員吵架，只為了要說服他們讓一些高風險的病人接受檢測。即使得到檢測，還得等個好幾天才能得到結果，效率極差。 最近有個在安養院工作的護士出現症狀，官員卻不認為他應該接受檢測。一般人都不解：若這名護士確實有肺炎，回到他的工作崗位將有多危險？但是據說，即使疫情嚴重，地方官員還是擔心檢測的費用過高，地方經費會被消耗掉，因此拒絕檢測。
部分醫療人員認為，正是義大利舊世界的傳統官僚系統，害死了許多病人。義大利的家人感嘆：在歷史課本上，米蘭倫巴底地區會被後人認定為這世紀最繁華進步的城市之一，但是富有的城市卻讓他的上千居民因為官僚失敗而死亡。
疫情最嚴峻的時刻，卻被歐盟給拋棄了
3 月初，歐洲境內疫情只在義大利時，義大利被稱為「歐洲的中國」──這可能是許多義大利人第一次感受到什麼是「歧視」。
除此之外，在義大利疫情爆發初期，歐洲許多國家（特別是德國、法國、捷克）決定禁止緊急用品的出口，拒絕提供醫療用品給當時急需的義大利。當義大利請求開啟歐盟緊急機制（emergency mechanism）時，他國都沒有回應。
直到最近，歐洲各國都度過了各自疫情最艱難的時期後，歐盟主席才在上周提出「衷心的歉意」（heartfelt apology）。事實上，這已經不是歐盟第一次讓義大利失望了，過去義大利在面對敘利亞和非洲難民與移民問題，承受龐大壓力時，同樣沒有得到來自歐盟充分的支持。
一場疫情，讓驕傲的義大利人卑微了
過去，我所熟知的義大利人是個很驕傲的族群，他們的驕傲是有道理的：文藝復興是他們的，達文西（Da Vinci）跟米開郎基羅（Michelangelo）是他們的，韋瓦第（Vivaldi）、威爾第（Verdi）、但丁 （Dante）、伽利略 （Galileo）、哥倫布（Columbus）是他們的。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拿坡里都是他們的。普拉達（Prada）、 阿瑪尼（Armani）、法拉利（Ferrari）、偉士牌 （Vespa）是他們的，聲樂界男高音帕瓦洛蒂（Pavarotti）跟波切利（Bocelli）是他們的。全世界都通吃的義大利麵、披薩、金莎巧克力也是他們的。
我記得 10 年前剛跟先生在一起的時候，最無法忍受的就是平時逛街時，每三家店就有一家是義大利品牌或者取義大利文品牌名。看著他驕傲的用字正腔圓的義大利腔，唸出店名或菜單上的菜名，讓我又氣又好笑。甚至最近讀到的一本由哈佛教授寫的商管書，每個章節都一定會提到這名教授是個義大利人！
然而，這次在疫情控制上的失敗，讓驕傲的義大利人卑微了。
而我覺得這是錯的──我們本來就不應該把疫情控制，跟一個國家的優劣完全連結在一起，認為疫情控制得好的國家就是優秀、控制不好的國家則屬落後；尤其是身為台灣人，看到自己的國家表現這麼搶眼，難免會直觀的得出這樣的結論。
但是，疫情的控制有太多因素需要考量，有些因素的確是人為跟政策可以控制的，但是有些因素（例如找到零號病人（patient zero））靠的大多是運氣。義大利不巧地成為了歐洲疫情擴散的震央（epicenter），不像歐洲他國可以先觀察鄰居們表現的機會，更沒有昔日 SARS 的寶貴經驗。當初義大利宣布封城，歐美媒體報導的語氣，彷彿無法相信一個民主國家會採取這麼極端的政策；結果幾個星期後，他國也都相繼實施封城／國政策。固然義大利的防疫有值得改進之處，但以一次防疫的結果來定調這個國家，終究是太草率。
在兩種極端經驗間，學習保持謙卑
在家隔離的我們，每天想的、聽的、看的、都是疫情相關的新聞，思緒很容易被這個疫情影響。但是我每天提醒自己，要綜觀全局，雖然這個疫情將會在歷史上留下足跡，但是歷史是悠久的──當初 SARS 帶給台灣的「詛咒」，反而讓我們在這次新冠疫情中因禍得福。義大利人在這個關鍵時刻可以做的，是帶著謙虛的態度，從自己的錯誤及他國的經驗中學習，為未來做好更妥當的準備。
而台灣能做的，除了繼續保持警覺與謹慎，並適時向他國伸出援手之外，也不要讓自信變成自滿，而限縮了我們持續進步的可能性；畢竟我們的好，有客觀的數字說話，毋須透過貶抑其他國家體現。
當我在海外為台灣感到十分驕傲的同時，意外地，我也因對義大利具有一定的認識和情感，而從兩種極端經驗中，領悟到另外一種謙卑。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