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英國封城實況：當「第一世界問題」變危機，才懂平凡生活的可貴
自 3 月 20 日學校關閉後，英國首相沒有如傳說的立即宣布封城，但是我家先生自行決定從這天晚上開始，全家自主隔離 14 天。 這位一直很鐵齒的法國人，最近這三週突然從一個極端變到另一個，我很懷疑他其實是被外星人掉包過了。
倫敦機場、西班牙飯店空蕩蕩，慶生規劃也泡湯
話說新冠肺炎疫情開始之初，他就像大部分「樂天」的歐洲人，絲毫不覺得有什麼好怕。 2003 年 SARS 爆發時，他剛好在上海念大學，因此自認「見多識廣」──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沒有什麼可以阻擋一年一次回台灣度假。
3 月初，他仍然照既定行程去摩洛哥出差，帶了一瓶乾洗手去、在機場多買了一小瓶回來，還興高采烈的跟我說卡薩布蘭加機場有好多，不過他很理智的沒有亂掃貨。（老婆心想你也太老實，好歹多買個幾瓶備用啊！）3 月中，他住在西班牙的多年好友格瑞 40 歲生日，太太偷偷邀請了幾個好朋友去為他過生日，我們一家去年就訂好了機票，很期待與分散各國的好友相聚。
行前我一直在為是否能回台灣煩惱，絲毫沒注意歐陸除義大利以外的疫情，直到出發的那天，我才赫然發現西班牙的確診人數原來位居亞軍，但是人在路上，回頭已經來不及了。幸好我帶了很多乾洗手和消毒液，還有 2 月中在法國藥房買的「貴森森」的醫療口罩，一家人提心吊膽的飛往巴塞隆納，隔天再坐車到錫切斯（Sitges）。
出發那晚，平日熱鬧非常的史坦斯特（Stansted）機場像鬼城，空空蕩蕩的看不到幾個人影，巴塞隆納機場也差不多，竟然連大廳都有一部份的燈是關著的，更添詭譎氣氛。
錫切斯是巴塞隆納南方約 30 分鐘車程的熱門海濱度假小城。這時雖還不到旺季，但是整個城市異常冷清，我們入住濱海步道旁的四星級飯店，雖然才上午 10 點，前台人員毫不考慮地給了我們鑰匙，還幫我們換到有海景的房間。他無奈的說，平常此時是公司行號來開會的旺季，現在全部取消，飯店沒什麼客人，但是希望我們還是住得舒適。
接下來除了到海邊短暫溜小孩，我們只在朋友家活動。原本 40 多人的生日派對，只有我們一家和朋友太太住瑞士的姐姐一家出席，其他人全部取消；據說還有朋友到了候機室，打電話告知他決定還是不來了，就這麼爽了約。 雖然這和當初想像的熱鬧派對差了很多，但是我鬆了一口氣，人少風險小，在這個節骨眼上絕對是好事。
旅行後的覺醒：返家準備自主隔離
週六傍晚，我和先生回飯店拿東西，赫然發現飯店的玻璃門不再自動開啟。前台人員幫我們開門，解釋因為封城在即，飯店不能再接受新客人，所以不得不實施門禁。當晚，大家在電視前看西班牙總理發表演說，嚴肅正色地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我雖然一個字都聽不懂，但是從總理的語氣與在場西班牙人的凝重表情看來，事態的嚴重不容置疑。
週日下午，格瑞開車載我們去機場，在車上他對先生說，他花了近 10 年辛苦創立的座談會公司，因為疫情本年度活動全部取消，不知何時才能重新營運，他也等於暫時失業，想工作都沒事可做。我們在機場外道別，期許情況好轉後再相見，但是沒有人知道，那個「將來」會在多久之後。
歐陸旅行與朋友相聚，在不久前還是稀鬆平常的事，然而當下的大環境讓這件事顯得如此不合時宜。我想先生大概就是在那個週末裡，意識到狀況早已超出預期，不只台灣確定去不成，連倫敦都可能回不去。後來我們非常幸運地平安回到倫敦的家，當晚法國總統馬克宏也發表了演說，對法國人民宣佈：" We are at war ”（我們正在戰爭），先生對冠狀病毒的態度至此有了 180 度的大轉變。
接下來的一週，他開始為接下來的居家隔離做準備，趁小孩還在學校，拖著我去 IKEA 買辦公桌和一些整理家居的小物、去亞洲超市和其他地方買存糧，還扛了一箱可樂娜啤酒回家（聽說 Corona 因為與新冠肺炎同名，業績慘跌，所以他覺得要道義相助一下。雖然可樂娜否認此事），然後宣布他已經做好了自主隔離的準備，只等小孩們停學就開始嚴格執行。
不同的民族性，造就我們面對傳染病不同的反應
我家先生這幾個月的思考模式轉變，和大部分的歐洲人一樣：他們其實不知道這樣大規模的傳染病意味著什麼，當然也不知道潛在的傷害與損失。沒有這樣的認知，自然不會在第一時間作出積極的反應。
身為台灣人，我們生於憂患長於憂患，從小在天災（颱風、地震），和長輩（出於保護）的威脅恐嚇中成長，造就了小心謹慎、信任權威、擅於從眾的性格；這和許多歐洲人在自由安定環境中長大，塑造出自我中心的氣質有很大的不同。也因為如此，後者的危機意識不如台灣人敏銳，這些都是生活環境與民族性使然，沒有絕對的對錯好壞，只是不同的態度，也會在生活的不同時刻產生不同的結果。
封城前後，我們陸續聽到一些認識的人，因為相關行業停擺而失業（或無限期停／待業）的消息。這些人分散於廣告界、服務業、餐飲業、旅遊業和其他被列為 ” non-essential "（非必要）的產業，一旦沒了生意，收入馬上不保。
英國政府雖然保證大部分受雇者和自雇者還是可以領到 80% 的薪水（最高上限每人每月 2,500 英鎊，約合台幣 87,500 元），但是對一般有家庭要養、有房租／貸要付的人來說，薪水打 8 折甚至更多了（英國平均月薪約在 2,000 鎊左右，資深管理階層每月通常可以拿到 2,500 鎊以上），仍然是經濟上不小的衝擊，更不用說那些一點補助也拿不到的臨時工和零時工（Zero hour contract──零時數合約，指受雇者沒有固定工作時數，依雇主排班而定，有工作才有薪水，沒工作就沒有收入）。
這樣說或許有些殘酷，但是對很多人來說，這幾個月以來，媒體刊登的確診和死亡數字，在離自身很遠的時候，都只是新聞版面的聳動標題、在沒有身歷其境的時候，也只不過是沒有溫度的數據而已。新冠病毒在病理上帶來的痛苦是一回事，它為人心帶來的恐懼、猜忌、懷疑、排擠等等負面情緒，和在經濟上造成的衝擊與傷害，是另一個災難。它引起的骨牌效應並不是立即的，而是逐漸而全面的──許多人只有在自己的骨牌倒下的時候，才感覺得到真實的威脅──病毒在歐洲的擴散，就如溫水煮青蛙，沒有得病的人們不知道自己也在同個鍋中，直到封城失業的那一天。
沒有人預料得到，歐洲文明與經濟，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因為一個前所未見的病毒瞬間崩毀。 國家體制與人民為此付出的慘重代價，足以讓 2020 年在歐洲歷史上寫下繼兩次世界大戰後，最沉痛的篇章。
不分國家種族，我們共同的渴望
這幾個月來，許多論壇與文章有各式各樣的聲音，批評歐洲各國的處理方式，也有不少異國婚姻、友誼和人際關係，因為截然不同的觀念受到很大的考驗。這場全球性的災難裡，你我都是手無寸鐵的受害者，我們可以理性探討東西方在思想行為上的差異，但是一方面怕被種族歧視，一方面因恐懼而仇外，無益於己也無助於人。
在錫切斯的那個晚上，西班牙朋友們肅穆的看著電視，知道過去的生活暫時告一段落。我坐在他們身邊，是整間屋子裡唯一的台灣人，也是剛剛脫離了歐盟的英國人，但是我覺得我們的命運緊緊相連，在一段漫長旅程的起點，只有彼此可以依靠。在這個時間點上，觀念與做法的歧異已是其次，無論哪國人，大家都希望這場惡夢趕快結束，再次與親人朋友恣意聚首、熱情擁抱；也能再度任意走出家門，大口呼吸自由新鮮的空氣。
我想念一年未見的台灣親友，但是知道他們平安的生活在完善的抗疫機制下，是很大的安慰。我也掛念分散歐洲各國，和住在附近，卻不能見面的朋友們，希望大家都好。接下來的幾個月，日子會很難過，但是我們都要好好過。
這條黑暗甬道總會有光明的出口，讓我們期待在那頭相見！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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