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導言：從 2011 到 2016 年，何偉以《紐約客》特派記者身分，舉家遷往開羅，報導自 2010 年末「阿拉伯之春」後，埃及所受的影響以及局勢變化。下文為派駐埃及期間，他針對民間「割陰」習俗所做的社會觀察與報導（文中提及的薩依德，是作者在當地結識的埃及人）。
人在開羅時，我常在傍晚時帶著愛麗兒和娜塔莎在家裡花園玩。我們有架鞦韆和一點其他玩具，女孩們就在蜘蛛網大門和高聳磚牆圍起來的狹小空間裡跑跳。門外則是熙來攘往的艾哈邁德．赫什馬提街與伊斯梅爾．穆罕默德街（Ismail Mohammed）。這個地方感覺就像綠洲：一座小島上的一小塊地，被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包圍著。
一天下午，薩伊德過來，我們聊了半晌，女孩兒則在旁邊玩。他隨口問我有沒有計劃讓她們割陰。我望著在蜘蛛網大門邊挖土的愛麗兒和娜塔莎──她們才 3 歲。
「不考慮，」我說，「美國沒有人這樣做。這樣違法。大家都覺得這很可怕，對女孩很不好。」
「割陰在這裡也違法，但大家還是照做。」他說。
埃及「割陰」違法，但依然盛行於民間
穆巴拉克當局在 2008 年禁止割陰，但這種習俗依然普遍。到了 2015 年，由埃及衛生人口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Population）出資的一次調查估計，15 歲至 49 歲間的埃及女性有 90% 動過這種手術，過程中會部分或完全割除外陰。
反對這種習俗的人將之稱為「女陰殘割」，而埃及人通常是在孩子年紀在 9 至 12 歲之間時進行手術。手術極端疼痛，有時候女孩子還會因為併發症而殘廢，甚至死亡。長期影響還包括囊腫、泌尿問題和生產時併發症的風險。這種作法完全沒有正面效益，似乎是因為割陰會減少女性性交的樂趣，所以才讓男性主導的社群對此趨之若鶩。
我問薩伊德，他該不會打算要她的女兒動手術。
「沒錯。」他說。
我直截了當告訴他不該這麼做。
「我們必須這麼做，」他說，「不然女人會為『dakar』瘋狂。」 這個字的意思是「男人」。他接著說，「她們會在家外頭到處跑，追男人。」
後續我陪薩伊德再去他母親老家的旅程中，這個話題又出現了一次。我們和他的兩個外甥坐在客室，其中之一不久前結了婚。忘記是誰提到女性割陰，於是我便問起法律是否會對村民造成阻礙。
「法律沒有影響。」表親說。他表示，醫院如今已經不能動這項手術。「但還是有醫生願意開刀，」他說，「換成他到你家動手術就好。」
我問，為什麼民眾覺得這種手術有其必要。
「水很燙。」他說。據他解釋，尼羅河的水溫太高，會讓女人發展出強大的性衝動，手術是控制她們的必要手段。
《古蘭經》中無根據，其他阿拉伯國家也反對
這個社會議題讓里法阿特大動肝火。我們在課堂上談到這件事的時候，他開始抓狂，抱怨心態傳統的埃及人有多麼愚蠢。他認為，迷信、性別歧視、宗教、貧窮與這個國家的現代化轉型問題，讓女孩受到的殘害被遮掩得完全看不見。
割陰原本是非洲部落習俗，後來卻在包括尼羅河沿岸在內等許多地方根深蒂固。進入現代，埃及伊斯蘭主義者把割陰當成信條加以提倡，或許是因為這是控制女性的另一種方法，但這《古蘭經》裡卻找不到根據。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鮮少進行這種手術，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波灣國家的保守派對此也相當反對。不過，埃及人的這種習俗並不限於穆斯林，也有大量的科普特基督徒殘割自己的女兒，情況在南方尤甚。
政府對抗割陰手術的行動在受過教育的開羅居民間取得重大的成果。但在非法棚戶區，民眾的觀點與看法依舊與家鄉的人相去不遠。這種現象有部分是地理形勢的作用。埃及沿單一河谷發展的狀況讓交通相當便利，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口都生活在距離開羅 3 小時車程之內的地方。
像薩伊德這樣的人很容易就能跟家鄉保持聯繫──無論何時，他跟自家人出身的農村從未距離超過兩小時以上的車程。開羅人有時候會開玩笑，說上埃及與其他鄉村來的大量居民，已經把首都從城市變成巨型鄉村了。
埃及經濟結構中，永遠缺席的女性
我時常想到中國的流動方式與埃及有多麼不同。我住在中國的那幾年裡，有超過 1 億 5 千萬中國人離鄉背井，相當於世界史上最龐大的農村人口移入都市現象。移工如洪水般流入都市，但他們沒有像埃及人那樣，把這些城市轉變為鄉村。中國的結果完全相反：這些城市把移工變成了都市人。
無獨有偶，中國有些情況也可以用地理形勢來簡單解釋。中國版圖大小與美國相當，早期發展聚焦於東南沿海城市。對多數移工來說，這是一段迢迢遠路，他們通常一年只會返鄉一次。鮮少有中國人能像薩伊德的模式，一日往返與親戚見面。
到外地工作的中國人通常會成為體系的一部分。他們在工廠裡做事，睡在宿舍裡，任職的工作有明確的內容與穩定的上下階級。工作條件也許很糟糕，很剝削人，但整個產業的環境也教會人們什麼叫「制度」與「程序」。農村的時間觀已經過去，工人學會看時鐘生活。夜校和商業課程在工業城鎮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因為教育能幫助工人晉升為管理階級。
女性同樣會參與這個過程──事實上，女性移工人數一般都比男性多，因為多數的工廠比較喜歡聘女員工。久而久之，他們的想法與觀念漸漸受到同事、室友與媒體所影響，而不是家鄉的長輩。宗教對這段過程可以說沒有任何影響。但識字與否則有：基本上，所有中國移工離開家鄉時都已經識字，這也讓他們更快吸收新觀念。
這一切同樣少不了強大的經濟與教育根基。大規模人口移動始於 30 多年前，而中國在這 30 多年的迅速發展期間，製造業平均占了超過 30% 的 GDP。至於埃及這個年輕人口眾多的國家，明明有便宜的勞動力，有便於基礎建設的地形，又有重要航道經過，但製造業在已經不高的 GDP 中卻仍只占 16%。
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的策略是重金投注於公立教育，同時對位置能吸引外國投資的關鍵城市提供優惠政策，但埃及政府從未有效推行這種做法。在埃及，政府試圖在塞德港等運河城市成立製造業專區，但貪腐與政府缺乏方向的程度，已經將這類建設的能量消耗殆盡。
結果，埃及產業部門停留在以能源開採與生產為基礎，雇用的人力相對少了許多。外國援助掩蓋了這個缺口。成果來得容易，但不會創造出體制性的變化。即便是開羅，全體勞工中也 25% 至 40% 主要受雇於非正式部門。
對於未受教育的上埃及人來說，從事地下經濟的比例特別高：拾荒者、管理員、送貨員、營建工人。他們打黑工，生活在非法棚戶區這種體制外的環境中。而且，所有的經濟動向都是由男性主宰：男人離鄉工作，女人則留在家鄉等著結婚。遷徙在中國與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是一種革命性的社會力量，但在埃及反倒而是強化了傳統的兩性差距。
一對雙胞胎姊妹，別無二致的人生
薩伊德的母親有個同卵雙胞胎姊妹，至今仍住在華斯塔。每一回薩伊德帶我去他老家，我們都會順道去阿姨家拜訪，離開之後他也總是提到阿姨看起來比他母親老很多。因為務農，他阿姨在戶外待的時間更久，上埃及的陽光曬黑了她的臉。
但身為外國人的我倒是對這兩個女人依舊的共通點更印象深刻。成年後，她們邁入了不同的世界：雙胞胎之一跟工人丈夫一起移居首都，另一人則留在故鄉，與農夫結婚。但她們的經濟與社會成就基本上沒有差異：
兩姐妹都沒有發展自己的職涯，也沒有在正式經濟中工作過。她們的錢基本上全部來自男人。她們不識字，不會開車，很少離開家。她們同樣虔誠。兩人用風格同樣保守的希賈布包住臉，穿的也都是長而厚重的罩衣，連熱天也不例外。她們燒一樣的菜，用餐時女人永遠先服侍男人，男人永遠先開動。
40 年前，薩伊德的母親搬到北非最大的城市，見證了首都前所未有的成長。但就連一座 1 千 7 百萬人口的巨型都市，也壓不倒這座她們稱為「關係」的村子帶來的影響力。
《關於作者》
何偉（Peter Hessler）
生於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牛津大學英國文學碩士。何偉自 2000 年至 2007 年間曾擔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同時也是《國際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2011 年至 2016 年擔任駐開羅記者，為《紐約客》撰寫中東報導。
著作《消失中的江城》曾獲 Kiriyama 環太平洋圖書獎，《甲骨文》入選2006 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這兩本書與《尋路中國》共同構成了何偉的「中國三部曲」，成為中國觀察與非虛構寫作的必讀書單。2008 年，何偉因其卓越的報導而獲得美國國家雜誌獎；2011 年，何偉以其筆下「敏銳觀察中國平凡百姓如何應對改革時代社會快速變遷的複雜生活」之紀錄，再獲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表彰其寫作成就。
備註：本文摘自何偉（Peter Hessler）的《埃及的革命考古學》（The Buri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由八旗文化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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