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有空檔年?──從武漢肺炎談德國留學及台灣教育

截至 2020 年 3 月 19 日早上,除了全國的規定之外,我所在的城市波昂(Bonn)嚴格規定,所有的店家不得提供座位讓顧客飲食,只能提供帶走食物的服務,很多店家甚至只提供非現金收費以避免店員與顧客的直接接觸。大學也已經延後開學,最快要到 2020 年 4 月 20 日才能恢復學校系統的正常運作。
為什麼要有空檔年?──從武漢肺炎談德國留學及台灣教育

我現在是個即將拿到德國碩士學位的學生,讀的是免疫系統生物學。

此篇文我想獻給所有對未來或現在感到徬徨的人,尤其是高中及大學生。就像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幾天前在電視上針對武漢肺炎說的:

「這(武漢肺炎的疫情)很嚴峻,請您們也嚴肅看待它。」(原文:“Es ist ernst. Nehmen Sie es auch ernst.”

你的徬徨擔憂都是真的,唯有認真地面對它,才能夠解決它。

武漢肺炎在德國

從上個禮拜一(2020 年 3 月 16 日)開始,我才能察覺德國人真正意識並且開始執行對於武漢肺炎的行動。相較於德國第一例確診病例的時間(2020 年 1 月 27 日)真的是晚之又晚。但其執行速度不得不說是既快速又徹底的。

截至 2020 年 3 月 19 日早上,除了全國的規定之外,我所在的城市波昂(Bonn)嚴格規定,所有的店家不得提供座位讓顧客飲食,只能提供帶走食物的服務,很多店家甚至只提供非現金收費以避免店員與顧客的直接接觸。大學也已經延後開學,最快要到 2020 年 4 月 20 日才能恢復學校系統的正常運作。

周詳的點,在我看來是那些大措施之後的執行應變。舉例來說,因為所有的大學業務(包括註冊、繳費、上課、考試等)都將延期或者以網路(非人與人直接接觸)進行,學生宿舍單位在措施公布當晚即寄電子郵件給所有住宿生表示為因應武漢肺炎和其衝擊,住宿生每人的網路流量增加到 4TB 一個月,以降低大家在家工作、上課或考試不便的可能。

另外,除了關閉娛樂場所(包括酒吧、書店、電影院等)、超市、藥局、郵局、銀行等,民生必需場所必須正常營業。這與病毒災情嚴重的義大利的應變措施可說是截然不同。也可以理解德國緩慢措施的背後其實有諸多人類心理因素的考量。

說到現在,可能會有種德國好棒的錯覺,其實不然。早在一個半月前,第一個病例在慕尼黑確診,隔天馬上有新的 4 例後,我便知道德國大流行勢在必行。從此在大眾運輸上我便戴上口罩,勤洗手,和消毒。甚至從上上個禮拜開始我不再搭乘任何大眾運輸,總是步行(加上現在是德國最美麗溫暖的季節,何樂不為?)。如此,遇到的歧視和側目卻是不勝枚舉。因為那時武漢病毒對德國人來說還只是一個遙遠的,影響亞洲地區的新聞詞彙。

言歸正傳,我前面提了一些肺炎在德國的現況和自身的想法,除了是讓有家人朋友在德國的台灣人稍微寬心,並理性地看待德國將有大流行的事實,最重要的是,想讓所有的學生知道,3 年前,我只是個單為了準備延畢來德國交換就徬徨焦慮不已的大學生而已,是什麼樣的環境和契機讓我轉變,讓我處在現在的「一級戰區」還能從容生活和冷靜思辨?

圖/Shutterstock

時間

當我大四即將畢業,周遭朋友考研的考研,找工作的找工作;我卻躊躇不定究竟要不要往生命科學領域繼續發展下去。於是我決定要同步進行,等拿到所有的機會再做決定。因此我申請各家研究所,同時考托福好申請學校的姊妹校交換,並承諾自己,如果拿到交換的機會就去外面闖闖看看。

說著簡單,做下去才發現其困難處不是自己,是如何說服家人和朋友自己要放棄好好明星學校研究所不讀,跑到國外「浪費」一年。當好說歹說地說服周遭,卻發現簽證實在是要人命地繁瑣難拿,我直到上飛機前最後一個工作天才能坐高鐵上德國在臺協會去拿到「通融」的 3 個月簽證。這一切的一切,惟「時間」詮釋了得。

台灣的教育是成功的:如果你能忍受那種硬擠強逼的模式,到了國外會發現「耶?這麼簡單的東西怎麼別人搞這麼久⋯⋯。」(舉我自身經驗,我現在實驗室同事都叫我「數學腦」,可是我大一微積分差點被當。) 但也是失敗的──當你與同儕不同,你孤立無援,甚至父母也不諒解時,就會有感。我們從小到大,是一種與時間和同儕一起賽跑的孤注一擲:要在最快的時間吃完午飯,好睡午覺,好上下一堂課,好去補習,好回家寫作業複習功課⋯⋯。卻沒有時間認真(或懶散)地思考自己想要什麼,或是生活應該長什麼模樣。

時間拉回到我在德國的第一年,交換。基於沒有學分的壓力,我選擇我真正有興趣的課(煮飯的科學、進階免疫學、版畫⋯⋯),上德文(我剛去德國可能連 A1 都沒有,交換一年完上完 B2),用有限的資金到處旅遊,與朋友上上酒吧,煮煮飯,躺在草地上曬一下午的太陽然後幸福地去買枝冰舔著走回家。同時,我也觀察德國的高等教育系統,逐漸了解這是我想要的學習方式。於是享受生活之餘我也申請德國的研究所,留了下來。

許多人問我,喜不喜歡德國?我總說「我喜歡德國人、德文,但討厭德國。」德國在這是指整個大系統的緩慢、不知變通,和打從骨子裡的一股驕傲。但也因此,我被迫成長,在探索和摸索的過程中,活下來然後茁壯。

舉例來說:當我剛拿到德國碩士入學許可時,中間有許多行政程序需要進行,我有一次打電話到外事處,嘗試用我努力一年的德文溝通了 10 分鐘,最後卻被直接要求去找一個真的德國人再打來。當時真是又急又氣,只能忍住淚,打電話給朋友請他幫忙。反觀上禮拜,因為碩班即將完成,需要申請找工作簽證而再次打給外事處。想都沒想德文劈哩啪啦地倒出來,不能說文法完全正確,但精準地在 5 分鐘內問到我想知道的資訊。

這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時間。

如果當初我決定不交換,直接踏入研究生生活,我幾乎敢肯定,我不會有這樣的時間了解自己和這個世界。

自我思辨

台灣的教育成功在塑造出「機器人」。我們大部分都很會算數、寫文章、操作機器,甚至彈鋼琴、畫畫;卻不知道為什麼要算數、寫文章、操作機器、談琴和畫畫。因為我們的教育(或社會)要求「一致」。考試有統一的答案,早操有一樣的步伐,甚至審美觀必須要一樣。這樣系統出身的人,沒有自我思辨的能力,因為不需要,因為這會浪費時間去練習變成一樣。

因此第一年碩士班,我在考試上沒有任何問題,但當同學們爭相舉手在課堂上問問題時,我卻有「蝦,這麼簡單的問題喔?」或「天啊,他怎麼能馬上想出這些問題⋯⋯。」之類的心裡嘀咕。

德國的社會同樣重視基礎能力(尤其重視語言的正確使用,這是另一個故事了),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覺得與別人不一樣才是你的價值所在。走在路上各種想得到,想不到的人都有。大家會多看你一眼,但不是異樣的眼光,只是好奇,想看看你在幹嘛。

大學教育也是一樣,他們鼓勵問問題,和理論後的實作──幾乎每堂課都是理論之後有兩三個禮拜的實作,從中驗證或深入思考。上上禮拜我剛交完碩論,並在做碩論期間完成 3 個博士班的現場面試(每個都是 3-5 天不等),其中收穫最多的除了認識各式各樣厲害的人,最重要的是我發現我問題一籮筐,跟教授聊天或討論實驗,問題一個接一個,問都來不及。並且能及時地應對和與人交流。那種啟發是雙向並且快速到你讀一年的書也不及的。

尊重

我前面提到,我在德國疫情開始前戴口罩,甚至只因為我是亞洲面孔便受到歧視。舉一例:三個禮拜前我晚上 8 點多在 U Bahn 站(一種德國大眾運輸)等車,突然一男子走來,看似微醺。用德文問我:「嘿,你是不是從 China 來的?」我說:「不是,我不是從 China 來的。」他說:「真的嗎?你真的不是從 China 來的?但我想問你有關武漢肺炎在 China 的情況。」我心裡一個惱火說:「我已經跟你說過了我不是從那裡來的,而且我是在這裡讀書的,對那邊發生的事一概不清楚,你聽懂了沒?」他於是說:「好啦好啦(拿出一瓶消毒的東西),我也是在這裡讀書的⋯⋯。」接著問:「嘿,那你要不要噴一下?」

沒錯,我確實無法說德國人是個尊重人的民族,尤其喝醉時。但他們非常認真並且慎重地嘗試著。就像一個德文單字 “Schuldbewußtsein” 所要表達的:我對這個行為的錯誤有所認知──沒錯,我認知到了,但要怎麼反應,因人而異,並且我尊重各種反應。我想這就是民主的真諦吧──了解並且面對事實,無論好或壞。

最後我想再以梅克爾幾天前的電視演講作結:

「我們讓政治決策公開透明,並加以解說;我們盡可能地為我們的行動做辯護與溝通,好讓它可被理解──這些都是一個開放的民主體制所會包含的元素。」(原文:“Das gehört zueiner offenen Demokratie: dass wir die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en auch transparent machen und erläutern. Dass wir unser Handeln möglichst gut begründen und kommunizieren, damit es nachvollziehbar wird.”)

以此獻給所有為防疫奉獻的你,妳。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何承祐

Photo Credit:Unsplash、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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