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耶誕節的早晨，法國人睜開眼迎接的是一個有兩院制的新共和政府。這個新政府應該要替法國重新帶來穩定，但是如珍妮．福藍所言：「法國的第四共和可能會像臨時總理萊昂．布魯姆形容的一樣，『內閣中兩大黨勢力同時共存，既是必須，又是不可能的』，可能還會導致政府完全癱瘓。」
這兩大黨就是水火不容的「戴高樂黨」和「共產黨」。當時法國還有第三種勢力，這股勢力反戴高樂也反共產，但是這些人的背景太多元，很難形成一股強而有力的聲音，至少在當時還未成氣候。要實現民主的另一種可能—第三條路，是左岸知識分子的當務之急，但是他們能達成共識嗎？
二戰的罪惡感，讓「左岸學者」沒立場反對共產
亞瑟．柯斯勒和瑪美．佩吉回到了他們在威爾斯的潮濕小屋，屋裡仍舊沒牽電話線。柯斯勒要還要等上一週，才會在信箱中收到 1947 年 1 月號的《現代》雜誌，裡面有存在主義者攻擊他的新文章。
撕開信封之後，柯斯勒隨意瀏覽了波娃的論文連載：《模糊性的道德》，接著便看到梅洛龐蒂的《瑜珈導師與無產階級》（Le Yogi et le prolétaire，英譯：The Yogi and the Proletarian）最新一篇連載文，這個標題取自柯斯勒的新書《瑜伽導師與政委》。柯斯勒先是愣住，然後便從他的單人皮沙發上站了起來，關上書房的門，一如以往地替自己添了杯亞力酒（arak），點了根菸，開始閱讀。
在沙特的護航之下，梅洛龐蒂愉快地繼續撰文攻擊《正午的黑暗》的作者。這是《現代》雜誌第四篇炮轟柯斯勒政治理念的文章。沙特和波娃兩人是共產黨惡意攻擊的對象，卻讓他們的現象學好友，在自己的雜誌中發表親共的言論。他們喜歡和好友激辯，享受辯論和衝突，卻一點也不知道其實梅洛龐蒂對柯斯勒的攻擊，還參雜著私人因素。梅洛龐蒂愛上了柯斯勒的舊愛索妮亞．布朗威爾。布朗威爾向梅洛龐蒂透露柯斯勒的「施虐癖好」，也告訴梅洛龐蒂，自己在倫敦大轟炸時拿掉了柯斯勒的骨肉，當時她深陷危險，痛苦又寂寞。
對馬克思主義者梅洛龐蒂而言，二戰證實了這個世界不能單靠資本主義來運作，經濟集體主義會是比較好的體制。梅洛龐蒂承認共產主義也許太暴力，但是共產主義的理念是要終結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剝削，而資本主義卻只是打著捍衛所有人的自由與和平之名，來圖利少數。換句話說，結果可以合理化手段。不管是考量到大局或是理論上來說，共產主義仍優於資本主義。因此對梅洛龐蒂以及法國和歐洲的眾多知識分子而言，根本沒有理由反對共產主義，但同時他們卻又不可能成為共產黨員。
當初有太多法國人未積極參與抵抗勢力、未對抗占領巴黎的納粹，因而帶著根深蒂固的可怕罪惡感，所以他們不願意、也沒有立場批評共產主義者，畢竟共產主義者是法國抵抗勢力中最積極的一群人。
另一方面，從蘇聯和東歐傳來的共產黨相關消息，也使這些法國人無法投奔共產黨的懷抱。法國共產黨宣稱，自己是一個有 7 萬 5 千名黨員被殺害的黨，而這也是大眾對該黨的印象，雖然實際上被殺害的抵抗分子僅有將近一萬人，而且這些人各持不同政治立場。然而在 1947 年，共產黨抵抗分子功不可沒的印象，仍深植於每個法國人的心中，進而引起罪惡感。1947 年，法國境內幾乎所有人都帶著罪惡感。
要批評共產黨是件令人痛苦的事，不過梅洛龐蒂也坦言，蘇聯政府的警察勢力讓當地人民恐懼，他們甚至會拷問異議分子，蓄意指控他們從事間諜行為，然後把他們遣送至西伯利亞勞改營。但是這些事件都不足以用來譴責立意良善的政治體系。
想當然耳，這樣的論述漏洞百出，梅洛龐蒂的理論根本站不住腳。但在當時，許多左岸學者都和他抱持著相同看法。他們拒絕譴責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再怎麼說，為了尊重戰時喪命的 1,800 萬名俄國人，都不得如此。但是他們也無法漠視蘇聯境內濫用權力的情形，就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老比喻所言：要煎蛋就必須先打破蛋殼。
蛋殼破了，然後呢？
時年 36 歲的英國歷史學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在例行造訪巴黎的途中認真閱讀著《現代》雜誌。柏林在牛津的老友，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艾耶爾（A. J. Ayer）也一同埋首閱讀著。艾耶爾不只對不同的理念有興趣，同時也熱衷於追求左岸俏妞，其中包含瑪美．佩吉的雙胞胎姊姊西莉雅。這兩位男士追求理念之戰追得很緊。
柏林事後也憶起「柯斯勒—梅洛龐蒂之亂」時的氣氛：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不僅是在實務上，理論上亦是如此。若是否認這個事實，尋求一個包山包海、可譽為人類唯一真理的理念，必會導致壓迫。緊接著壓迫而來的便是毀滅和流血—蛋殼破了卻不見蛋的蹤影，只有無數顆雞蛋、無數條人命等著再被打破。最後，這些熱血沸騰的理想主義者根本就忘了要煎蛋，只一味地繼續打破蛋殼。」
卡繆繼續替柯斯勒撐腰，反駁梅洛龐蒂的論點，卡繆認為這位現象學者的想法太過迂迴，還違反道德，這點他非常不能認同。卡繆本來就表明了自己不會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做出選擇，現在更是公開堅決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卡繆提倡的是一個改革的民主左派，換句話說就是：社會民主主義。
另一方面，共產黨則認為柯斯勒、卡繆、梅洛龐蒂、波娃和沙特這整票人全是叛徒，儘管他們彼此的理念其實也有分歧。雖說這些人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哲學和歷史意義抱持著不同看法，共產黨對他們還是一視同仁，用黨報無情地攻擊他們。
到了 1947 年，法國國內共有 27 份日報，其中共產黨報占了 25%。艾迦．莫翰（Edgar Morin）坐在每週固定享用午餐的小聖本篤酒吧（Le Petit Saint Benoît）看著這一切。莫翰將來會成為一名社會學者，不過此時的他是名忠貞的共產黨員。
共產黨知識分子：從渴望改變世界，到如今自成一個世界
早在 1938 年時，年輕的莫翰就從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和蒙田（Montaigne）身上尋找答案。他嚮往著快樂光明的未來。那時的他很害怕成為抵抗分子，怕自己都還沒活過就死了。然而他還不知道，戰爭其實反而教了他如何活著。民主主義輸給了法西斯主義，被法西斯主義給摧毀了，所以在莫翰眼中，「似乎只有史達林的共產主義才能解決法西斯主義。」
1942 年 1 月，莫翰放手一搏，成了共產黨員。有兩年半的時間，莫翰和他的朋友拋棄了他們的習慣、家園、甚至是自己的身分，就這樣有一天是一天地活著。「隱姓埋名的生活換來了令人醉心的自由：皮外套、冒險、羊毛衫和兄弟情誼。解放終於來臨之時，我們很難適應和平，很難適應有份工作，很難循規蹈矩，很難接受生活中這種全新的枯燥乏味。」
恢復和平已經兩年了。但對艾迦．莫翰和其他 20 多歲的共產黨員而言，戰爭就是「人生大學」，他們仍不適應現在的自己。共產黨《行動報》給了莫翰一個專欄，但是莫翰的行文風格和筆法不合傳統守舊黨內編輯的口味。莫翰的戰時同袍要不死了、要不被驅逐出境，要不就人間蒸發了。不過他在黨內也結交了一些新朋友，其中如作家瑪格麗特．莒哈絲和她先生羅貝．安泰姆，以及她的情人迪奧尼．馬斯科羅（Dionys Mascolo）。
他們常聚集在莒哈絲位於聖伯諾瓦路五號的公寓中，辯論、喝劣酒、唱歌。共產黨以及黨報社替黨內的知識分子找工作，然後用他們的文章洗腦廣大的讀者。莫翰被派到德國撰寫戰後德國現況的專書，由於案主是共產黨出版社，因此該書的結論必須符合黨的指導方針。此書一出版，《法國文藝》就給予極高的評價。
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在自給自足、自有一套審查機制的泡泡中生活著—整體經濟和產業全繞著他們打轉。如同莫翰，作家只要依照共產黨理念寫作，作品就會被翻譯成蘇聯集團內使用的各種語言，也會受邀至所有東歐國家演講。
「越聽話的作者越有名氣。史達林獎就是我們的諾貝爾獎。大多數的作家和知識分子都習慣了這個虛假的世界，這個錯綜複雜的社會和其假象。但我們也不要忘記，這些年輕人起初都是為了要改變世界、為了要創造更美好的人生。」
當共產黨成為「教會」，沙特則提出替代方案
要這些知識分子看清事實，採取行動，離開共產黨，等於是要他們二次起義，而多數人都缺乏這種動力。「一個人一生要起義兩次是極為困難的。第一次對抗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的腐敗，第二次對抗當初帶給你希望的大家庭。」
1947 年，身為一名年輕的史達林主義者，就像是隸屬於一個「前所未聞的奇妙宗教組織」，此外，共產黨還「在太平之時，維持著戰時的心理狀態」。共產黨已經突變成了一種擁有「屬於自己的神聖經文和入會儀式的兄弟會」，共產黨就像是一個「帶給信徒溫暖的教會」。
對莫翰和共產黨來說，所有選擇不入會的人都是敵人。後來莫翰在回顧這一切時點出：卡繆的道德主義，其實就是「他對共產主義的期望之精華」。莫翰後來才明白，失望透頂的卡繆，幾乎是被共產主義的現實情況給「傷得體無完膚」，所以才決定棄絕政治狂熱。卡繆採取獨善己身的做法。
然而在 1947 年時，追隨史達林主義的莫翰卻抨擊卡繆，認為他說好聽點是個假惺惺，說難聽點就是個失敗主義者。至於那些存在主義學者，他們是最危險的一群人，因為他們奮力抵抗模棱兩可的行動，但他們清晰的思路卻被抨擊為虛無主義，被認為與共產黨的偉大計劃格格不入。
《法國文藝》無情地攻擊沙特，說他是悲觀主義者，但沙特拒絕「先驗性的希望」（a priori hope）。沙特的看法是：「作家不該保證美好的未來，而是應該據實描繪出這個世界的樣貌，藉此激勵人心，讓人願意為了美好未來而做出改變。」共產主義者最害怕的就是沙特，因為沙特是左岸哲人中，唯一一個向年輕人具體提出新替代方案的人。但是沙特背後並沒有政黨撐腰，紅軍也不支持他。
柯斯勒讀完了梅洛龐蒂的諷刺文，打了個哆嗦。書房內老舊的油爐又壞了。他起身給自己再倒一杯亞力酒。他知道卡繆這次還是會挺他。想到這裡，柯斯勒露出了微笑，他很明白這隊友為什麼如此積極鼎力相助。這不只關乎政治和哲學理念，還帶有私人情感，就和他與梅洛龐蒂的關係一樣。
《關於作者》
阿涅絲波西耶（Agnès Poirier）
出生於巴黎，在倫敦受教育。記者、廣播從業員、評論家和作家。波西耶替許多英美主流媒體撰稿，文章散見於《衛報》、《觀察家報》、《倫敦泰晤士報》、《國家》雜誌、英國BBC、美國CNN、Sky News等，她同時也是法國政治週刊《瑪莉安》（Marianne）的英國編輯。波西耶寫了四本介紹英法兩國不同行事風格的書籍，其中包括：《一針見血：一名法國女子對英國的看法》（Touché: A French Woman’s Take on the English）。波西耶任教於巴黎政治學院（Pari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也替坎城影展預選參展之英國片。她巴黎倫敦兩頭住，喜歡騎單車、聽查爾斯・崔尼的音樂。
備註：本文為阿涅絲波西耶（Agnès Poirier） 的《巴黎左岸1940－1950：法國文藝最璀璨的十年》（Left Bank: Art, Passion, and the Rebirth of Paris 1940-1950）。由創意市集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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