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導言：朴智賢來自北韓，一個初春的夜晚，她橫渡圖們江，離開北韓；徐琳出生南韓，因為父親的外交官身分，移居倫敦。兩人在截然不同的環境和意識型態中成長，卻意外的在英國相遇，結下一段不解之緣。近期，她們甚至透過朴智賢口述、徐琳執筆，出版了一本北韓生活實錄。以下便是徐琳在合作中的心路歷程。
智賢經歷的一切很可能會發生在我身上：她與我年齡相仿，說同樣的語言，一樣愛吃泡菜，而且也是韓國人。她為了脫離暴政、保護家人，先逃到中國，10 幾年前才獲得英國的庇護。
我呢？差不多在這同一時期，我因著父親工作調派的緣故，移居倫敦。我沒有像智賢那樣，涉水橫渡圖門江，或是長途跋涉挑戰蒙古沙漠，但我來回穿梭諸多國之邊界。每回穿越國界，韓國籍的身分認證就像是烏龜身上套著的那層殼，跟著我一路從一個國家入境另一個國家。
智賢來自北方，我來自南方，卻有同一個認同：我們倆都是韓國人。光這一點就足以連結起我們。
記錄她在北韓那段日子的同時，我接納了她的觀點，走進了她的內心世界，我變成了「她」。我們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故事，但童年、死別、苦痛、夢想卻是相通的。
智賢描述北韓人權狀況的同時，我因為自己出生在「好」的那一邊，內心的罪惡感油然而生，壓著我手中的筆；我聽著她回憶自己的童年、家庭、工作、囚改營、奴隸般的生活和逃亡，我記錄著，焦急得想串連起這兩條人生，給出連結，做出修補。
我們倆都強烈地渴望告訴這世上的其他人，假如這個國家沒有分裂、沒有遭到日本占領、沒有爆發韓戰，我們會成為什麼樣的女性？無論如何一定要掀開那神祕面紗，揭露事情的真相。我一定得寫出來。
南韓女孩遇見北韓女孩：「萬一她是間諜怎麼辦？」
2014 年，曼徹斯特，我和智賢的第一次相遇，緣於國際特赦組織（International Amnesty）拍攝的一部紀錄片。擔任口譯的朋友臨時有事，緊急情商請我代班：工作內容基本上是用韓文訪問智賢，再把她的回答用英文謄寫下來，趕在近期將推出的紀錄片《另類訪談》（The Other Interview）上映之前交稿即可。
我不是專業的口譯人員，因此不禁有些焦慮，但真正令我緊張的是別的：和北韓人對談？不會有危險嗎？不是禁止的嗎？萬一她是間諜怎麼辦？我一邊努力試圖解答內心的疑問，一邊填寫國際特赦組織的表格，接下了這份任務。有一股無法名狀的東西敦促著我接下它。跟著特赦組織團隊一同從倫敦到曼徹斯特的車上，紀錄片導演向我簡報了這項計畫，然而，在我內心播放的卻是另一部影片。
我彷彿回到 1976 年我們家在首爾的公寓，小時候房間的牆面，牆上的海報：鮮紅的底色上一隻緊握的拳頭，揮舞的拳頭上是大大的幾個字：「打倒共產黨」，這張海報獲得了我們那區小學舉辦的反共海報競賽銀牌的殊榮，底下還有我的名字徐琳。
每個月 15 號宣告戰爭演習開始的警報聲──1953 年韓戰結束後施行的措施，又在腦中響起。每次演習，生命彷彿靜止：街上不見車輛、操場沒有孩子奔鬧。直升機在天空轟轟飛過，家家戶戶躲進自家公寓樓房的地下，專為躲避空襲而預備的防空洞。首爾形同空城，20 幾分鐘後，一切回歸常態，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出身外交官家庭，從小心中只有「一個韓國」
出身自外交官家庭，我很小的時候就對「另一個」韓國的存在非常敏感。當父親被派到非洲任職時，整個城的南韓外交圈大概總共就那麼三、四個家庭，照理說北韓外交團的人員也應當差不多，或許少一些。總之非常難得看到「他們」──就算在超市碰見了，也不過短短 3 分鐘，因為他們很少出門，而且總是團體行動。
那是我跟北韓人的第一次接觸，儘管彼此外型相似，感覺上彼此間的距離卻是好遙遠。母親告誡我，千萬不能跟他們交談，一定要緊緊拉住她的手，隨時緊挨著超市手推車，免得被綁架。當我們開車行經他們身旁時，我總是狠狠地瞪著他們。心裡雖然害怕，但起碼我人躲在車窗裡頭啊，他們不能對我怎麼樣。在我的認知裡，北韓人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結果他們竟然出現在我們眼前！
扣除掉這些不期而遇，非洲的生活對一個韓國女孩來說是很棒的人生經驗。一雙單鳳眼，一頭烏溜溜的直髮，對某些人來說，我怎麼可能不是李小龍或成龍的遠房表妹呢；相對地，在另一些人的眼裡，我來自一個勤奮的國家，經濟「奇蹟」的典範。家門口總是國旗飄揚，我夢想著將來成為我們國家的總統。
我在法國的多數朋友並不了解南北韓的不同，就某種程度來說，這樣也不錯：我是韓國人，在我的想法裡，韓國指的就是南韓，北韓不屬於「我認知」的韓國。1979 年，我 14 歲，父母親告訴我朴正熙總統遇刺身亡了。我母親淚流滿面。我也覺得悲傷，只是不清楚為何傷心。歷史的覺醒慢慢在我心底成形。
五千年的共同歷史，與五十年的立場戰爭
訪談準備就緒。我看著眼前的朴智賢，她跟我差不多年紀，跟我一樣戴眼鏡。她看起來相當「普通」，沒有什麼「罪大惡極」的地方。儘管如此，我非常害怕。萬一她把我當成「臭資本家」怎麼辦？又萬一我不經意地說出了什麼可怕的話怎麼辦？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處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她羞怯戒慎地為我們斟茶，收音工程師則忙著調整別在她襯衫領口的麥克風。這段時間，智賢臉上一直掛著笑，也很有禮貌，卻沒有正眼看過我。
當她開始訴說，我早先的恐懼慢慢轉變成震驚。眼淚泛上眼眶，遮蔽了我的視線。我仔細聆聽，捕捉她所有情緒，不放過任何一個字，和任何聲音的細微變化。專訪結束了，我也精疲力竭了，奇怪地卻感到心滿意足，如釋重負。
在這場翻轉對北韓人既定想法的拉鋸戰中，我贏得了一場戰役，成功地把人道概念擺在政治論述的前面。我剛剛認識了一位在政治圈裡絕對噤聲不談的北韓女性，身處逆境卻依舊閃耀人性光輝的勇者。這是天上掉下來給我的一份小禮物。
之後，我倆的人生路又在倫敦舉辦的幾次人權大會上數度出現交集，每次相遇我們總是非常高興，只是我們倆個性都太保守。這幾次的相遇改變了我對這個分裂國家的前景看法，至少我是可以比較理性地看待了。
我們倆，分處邊界的兩邊，她在北，我在南，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模擬了一場戰爭，將近 50 年之久：我是她的敵人，她是我的死對頭；我們是「好人」的一國，他們是「壞人」的一方，他們那邊則是反過來。拜世界強權之賜，我們雙方反目成仇。疑問接踵而至，我止都止不住：那 5,000 年的共同歷史呢，該如何看待？
我想成為領頭羊，帶領韓國走出分裂之痛
曼徹斯特專訪之後的兩年裡，我的看法逐步醞釀成形，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想解開這個最根本的身分認同的問題。兩年，是否已經足以讓智賢和我建立起互信的橋梁？
一天，她問我願不願意幫忙把她的故事寫下來。她希望由一位韓國女性來執筆，因為她想說的心情故事無法用另一種語言來表達。她想要能生動傳遞，但不帶批判的文字。英國和加拿大的官員提議她寫書，但她不想透過中間翻譯，她也不想沾染政治：「我情願把這個留給政客」，她對我說。
她想觸及人的內心，你的，我的。她只想訴說一個「平凡的」北韓家庭的故事，告訴大家他們所遭遇的那些你我均無法想像的苦痛。兩個人一起。只是，要達成這個目標，分享我們的故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答應提筆為的是，想替這些在歷史長河浮沉的小老百姓發聲，是因為被撕裂的民族無人提及。我想成為領頭羊，走出國家分裂導致的痛苦，這場二次大戰結束後留下的歷史悲劇，難以承受的分裂。當我跟身邊的人談到智賢時，每個人都表現出很大的興趣。我要寫出她的奮鬥故事來拯救其他人的生命。我一定要把她的故事寫出來。
本書源起於一段偶遇，而後有了諒解和夢想：韓國統一的夢想。是的，她在共產政權底下成長，我在民主社會長大；是的，她被迫離開祖國，無法再回去，我憑自己的意願選擇出國，可以隨時回去，然而時序走到今日，我們已經不能只著眼於那些將我們一分為二的差異了。
這是智賢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我花了好長的時間才領悟到北韓也是我國的一部分；一句韓國老話說得好：「不朝自己臉上吐唾沫。」北韓人也好，南韓人也罷，重要的是我們都是韓國人。
由於對這個北方大魔頭的認識太少又長期忽略它，以至於現階段情勢的發展令我瞠目結舌不敢置信：北韓天天躍上報紙頭條，卻依舊神祕如昔。韓國不僅僅是南方的「江南Style」和北方的核子試爆而已。在這兩個刻板印象之外，更有一群跟我們一樣的平凡百姓。
我們希望本書能發揮引領的作用，喚起人民的意志，打破界線兩邊被迫隔絕 70 年的局面。也希望書中所有第一人稱的「我」，都能共有一個身分認同，都是一個韓國的人民。更希望能開創歷史（Histoire），開啟韓國人以自己的方式完成統一大業的契機。
以下，就是朴智賢的故事：不能說的秘密（上）黨國英雄的父親，為何會娶身份低下的母親？
《關於作者》
藉由南韓女子徐琳的筆，朴智賢給了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奇蹟」國度下的北韓普通家庭的日常浮世繪。
從童稚的無憂無慮一直到痛苦入獄，智賢捱過 1990 年代初期的大饑荒，透析專制極權的洗腦宣傳，萌生生命的火種，她是生命力和意志力的具體呈現，樸實無華的典範。
這股令人動容的聲音源自立場旗幟完全相左的兩位韓國女子，源自於她們之間的對話與交流。一個共通的願望將她們緊緊相連，那就是期盼兩韓終有一天能夠和平統一。
朴智賢 1968 年生於北韓清津市。2008 年抵達英國後，積極投入北韓的人權保護運動，獲頒 2018 年 AWA 亞裔傑出女性「評審團主席獎」。
南韓籍的作者徐琳與家人定居倫敦，對朝鮮半島的動盪局勢一直非常關注。
備註：本文為朴智賢、徐琳 的《我想活下去：從大饑荒與我最幸福中逃亡，兩韓女子的真實對話》。由大田出版社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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