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中國，可說正值改革開放、「中國崛起」以來罕見的多事之秋。自去年下半年以來，美中貿易戰加劇、香港反送中事件、非洲豬瘟⋯⋯等不同重大事件相繼發生，對中國無論在國際形象或社會現實上，均造成顯著的衝擊。目前失控的武漢肺炎疫情，更為中國的現況雪上加霜。
即便如此，在中國內部的輿論中，依然以諸如「政府對疫情的管控相當有效率」、「相信政府、勿庸人自擾」等言論為主流。這類「天下太平」式的言論，背後當然有相當多的原因，好比中共的網路控制、官媒的洗腦，以及完全不透明的資訊發布⋯⋯等等。
但在本文中，筆者擬依據個人在海外的觀察，提出另一個各評論較少提及的原因：在現行體制下，中國依然有大批的「既得利益者」——同時也是不同領域的（準）領導者。他們儘管清楚知道現狀，仍願意持續為中共政權發聲與背書。
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基礎？
今年初，筆者曾和一位同樣在牛津讀博士的中國朋友 A 討論：「中國人民支持中共政權的基礎是什麼？」
相對於民主國家中，政府合法性的來源是由相對多數的人民透過選舉所授權；在一黨獨大（專政）的中國，中共政權則必須持續「說服」人民，中共的統治是有效且正確的，並以此來維持自身的合法性。例如：「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人民普遍生活水準提升。」就是中共不斷宣傳，用以維持自身統治合法性的基調。
按照歷史上的無數案例，通常來說，倘若人民不滿意政府的施政，卻又缺乏一個可和平轉移政權的制度，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若無法限制人民對其統治合法性的質疑，便會遭到顛覆——這大概解釋了中共近年來，為何需要花上如此大（且越來越大）的心力，進行輿論控制的原因。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歷史也告訴我們，光靠上述的「強勢管控」（如東歐共產國家的「鐵幕」），顯然仍無法長久維繫一個政權的統治——讓大部分人民相信自己在此政權領導下確實過得「較好」（較過去好、或較他人好），才是中共政權長期維持統治正當性的關鍵所在。
換言之，如今在中共規劃經濟下「以政領商」再「以商穩政」，造就出一群（主要位居沿海都市的）各行各業菁英、「政商通吃」的既得利益者、和「先富起來」的中產階級——當然還有他們的接班人，比起廣大的一般老百姓，可能更是維持中共政權穩定的重要關鍵族群。
若說得更直接一些：當中國如今除了政治體制外，市場面上幾乎已全面資本主義化時，人民已經普遍認同「努力競爭成為菁英賺更多錢、就能過更好日子」的價值觀；而菁英們也知道，必須「和政府維持良好關係、才能保有利益」時，中共的統治正當性，就這樣在無形間與人們的利益綁在一起。
不少台灣朋友一直難以理解，為何許多明明擁有豐富海外經歷、在歐美知名學府中渡過整段學生時期，甚至部分早已入籍歐美、在外商工作的中國知識份子菁英，一旦談起中國命運或兩岸關係等敏感話題，卻馬上變了個人般地與北京政府完全口徑一致毫無懷疑——這當中固然有民族主義的成分在，但更大的因素可能在於，他們清楚知道，自己（和家庭）今日的優渥生活與際遇，靠的正是北京當局。
受益於經濟成長的既得利益者，並非僅限「權貴階級」
誠然，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現了相當驚人的經濟成長——即便 2019 年公布的經濟成長率是近 30 年來最低，也依然有 6% 之譜。而在這長達 20 多年的經濟正成長中，即使一直有「數據灌水」、「權貴貪腐」、「分配不均」等批評，但即使最嚴格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過程中確實改善了部分中國人民的生活。
當然，這些經濟成長的果實背後，同時帶來了許多副作用：諸如對環境的高度污染；大城市的高房價和快速飛漲的物價等，因此也有了許多城市中的「低端人口」。
但就筆者親身了解過一些中國朋友的經驗是：經濟成長下的「既得利益者」，依然佔了相當高的比例——當中尤以居住於都市、擁有較好教育資源的族群為最。例如上文提到的中國朋友 A ，在談及中國大城市房價高漲的問題時，脫口而出的回應是：「就是因為房價漲了，我們家才有錢付牛津的學費阿！」
另一個面向，是長期的經濟擴張，也造就各領域人才的中長期需求：例如筆者在和另一位於倫敦讀博士的中國朋友 B ，聊到目前台灣和歐美國家高等教育機構的職缺都相當飽和的求職困境時，他相對地並不怎麼擔心自己的未來：「現在（中）國內的情況是，就算沒有辦法跟以前一樣，一回國就到 985 或 211 這些重點大學任教，先在一些二線的大學找到教職，也不是太過困難的事情。」同時他也相當真心地建議筆者，若是日後求職不順利，可以到中國的大專院校找工作。
最後是一位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的朋友 C 。雖然 C 沒有像前兩位擁有英國的博士學位、家中背景也非達官顯貴、是屬較普通的中產階級，但畢業後他也順利地在上海找到工作，並被公司安排為重點栽培的新進員工，以後可能送往海外進修。
在言談之間，雖可明顯感受到他在大城市生活的壓力，但他仍樂觀地表示，自己在中國的未來，依然是相當光明的。
「支持中共統治是理性決定」——那些（準）體制內的年輕菁英們
上文中提及的三位朋友，年紀都在 30 上下左右。從某部分來說，他們可說是許多中國年輕世代菁英的小小縮影：
縱然資訊接觸管道多元、也有獨立思考的習慣，他們對中共的言論管制、思想控制亦明顯了然於胸；關於其他中國當前面臨的社會問題（例如「低端人口」），他們也十分同情、並承認這是政府必須解決的問題——但這些終究不是他們的切身之痛。
對他們而言，在享受經濟成長果實、個人在現行體制下又已經（或即將）成為「勝利組」的同時，只需付出一些「自由」作為代價，是一門十分划算的交易。因此，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理性地決定」繼續進入、或強化目前的體制，維繫中共的統治正當性、與自身的利益。
這些朋友，都絕對不是所謂「沒有嘗過自由滋味，從小被黨國教育洗腦的青年」；也絕對不是所謂「沒見過世面，只懂翻牆出來筆戰」的「小粉紅」們——他們既對中共的制度和本質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也清楚知曉當前的國際現實局勢不會自陷民族情緒，卻仍選擇繼續支持、甚至擁護這個體制。
這是因為，他們既知道自己的昨日和今日均受惠於現行體制；也清楚知道未來在現行體制之中，他們會是相對擁有更多資源、更大成功機率的一群。
在疫情全面橫掃中國後，各國紛紛下修對中國經濟成長率的預期。但在武漢肺炎爆發之際，中國朋友們仍多樂觀地認為，未來十年內，中國在政府的領導下，依然可以保有每年 6% 的經濟成長率——在他們的眼裡，未來的中國和北京政權前景依然一片光明，或者說，必須一片光明。
也許眼下數年之內，經濟成長放緩還不會衝擊到這一群既得利益者、社會與知識界的菁英。但若經濟成長趨緩成為長期狀態、甚至陷入衰退，因而讓現存的既得利益者也感受到切身影響，情況則可能轉眼生變——筆者認為，到了這時，才是中共體制合法性會被真正挑戰的時刻。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張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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