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怡潔／在倫敦醒來
2003 年我來倫敦念書時，來自世界各地的的碩博生圈子裡，聽過台灣的人不多。就算聽過，也還停留在 Made in Taiwan 的階段，偶爾碰到認識台灣、去過台灣，或是對台海關係稍有了解的人，我就感動萬分，把想家的情感變成熱烈的談話。
在那個時候，要遇到台灣同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出國之前已經認識，或是有共同的友人介紹，否則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為數不多的台灣留學生，並且還要投契到能夠交朋友，簡直是大海撈針。我在倫敦大學附設宿舍裡住了兩年，認識的台灣人寥寥可數，系上也完全沒有同鄉，交到的朋友幾乎都是外國人，並不是挑選過的結果，而是真的「沒有選擇」。
我的留英世代：畢業後難以續留
某次我和外國友人上中餐館，他環視一周後很認真的問我：「為什麼不管在世界上什麼角落── 即使是倫敦這樣一個國際化的城市也不例外──中餐館裡永遠清一色是中國人？」
「啊？」我當場愣住，努力思索這個我從來不覺得奇怪的現象。
「妳看，倫敦的義大利餐廳裡可能有英國或是波蘭服務生，賣炸魚薯條的可能是印巴裔，連比較新潮的印度餐廳裡，有時都有非印度人的侍者，可是中餐館絕對只有中國人，沒有外國人。對了，妳遇過台灣人嗎？」我搖頭，還真的沒有。
「可是台灣人出國大多是來念書啊！」我試著解釋，「台灣年輕人只有出來念書，才有機會在英國長住，就算法律規定一週可以工作 20 小時，大家忙著上課寫論文都沒時間了，怎麼還有閒暇打工？」
這段對話讓我印象深刻。那是我第一次發覺，在我的世代，台灣可以出國念書的年輕人，多半有家庭的經濟支持，不需要像很多同年齡的歐洲人一樣，半工半讀養活自己；或是像中國移工，在語言相通的餐館工作維生，努力掙錢過日子。
但是除了念書，我們沒有什麼機會嘗試別的事物，往往學位一拿到就得打包回家，求學的時光濃縮在一紙證書上，模糊得像一場夢。我們不像拿歐盟護照的歐洲人，英國離家不過一趟便宜的廉航，混得下去就留，撐不下去就走，自由得像風；我們也不（需要）像靠跳機或「假留學真打工」留下來的中國人，無論如何都要待下來，什麼樣的風險都願意擔、什麼樣的雜工都願意打，只求一個比家鄉更好的生活。
我的世代身在一個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處境，畢了業想留下來，面臨的是無解的 Catch 22：沒有工作不能拿簽證，沒有簽證不能找工作。除非學有專精無人能敵，否則很難靠所學加上中文能力說服公司為你申請工作簽證；沒有簽證面試第一關就被刷下來，連證明學識能力的機會都沒有，拿著碩士學歷也比不過有英國或歐盟護照的中／大學畢業生。在這樣的情況下，大部分的碩博士生畢業只能回台灣找工作。雖然國外學位普遍受到尊重，找到的工作也都不錯，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我知道有部分的人也希望能留在英國闖一闖。
碩士畢業後，同期的歐盟同學很快地找到工作，非歐盟的同學陸續離開。我在上述的困境裡掙扎了很久，一邊用毫無興趣的會計課程續學生簽證，一邊用 20 小時的工作權，先後在不同地方打工等待機會，隨時有山窮水盡打包回家的準備。2008 年，第一屆台英青年交流計畫（打工度假）開放，我已在英國無法申請。2009 年，因為申根簽證被拒簽，交往近 4 年的法國男友提議結婚，我就在實際多於浪漫的衝動下結了婚。簽證問題解決後，我才終於有機會全職工作，然而我的起點已經比同齡的人晚了很多，兩個孩子陸續來到後，我終究不得不離開熱愛的旅遊業，成為全職媽媽。
年輕世代，多了打工度假的選擇
在我忙於家庭的這些年中，晚我一個世代的台灣人一批批來到倫敦，他們不再只有念書一種可能，打工度假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讓許多來自各行各業的年輕人，即使沒有深造的意願、沒有家庭的金援，也能夠來英國體驗兩年的生活。
在我的觀察裡，他們把台灣透過這樣的管道帶進英國──台灣人多了，飲食文化的傳播，是最顯而易見的改變。台灣美食開始經由 street food（流動小吃攤）和 food market（美食市集）慢慢地打出名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非刈包和珍珠奶茶莫屬。
倫敦的刈包最早是從 Broadway Market 的 Bao Bar 開始，儘管他們的刈包只有掌心那麼大，精緻而秀氣（個人覺得刈包是個粗獷而豪情萬丈的食物），價錢卻是台灣的好幾倍。但是美食口碑傳出去後，每逢週六開市，小小的攤子外總是大排長龍。我在草創時期光顧過，那時還是三個創辦人（其中一位是台灣人）親自顧攤子。幾年內他們有了投資贊助，餐廳一間接一間開在市中心。同時期其他台灣人搭上熱潮也做刈包，或是小吃和便當，台灣美食如雨後春筍在倫敦每個時髦的區域冒出。
至於珍珠奶茶，我始終想不透為什麼花了那麼長的時間才紅到倫敦。剛來倫敦的時候，唯一買得到珍珠奶茶的，是中國城幾家香港茶館──奶茶是加煉奶的港式口味，珍珠不但少，而且不是半熟就是軟爛，不喝嘴饞，喝了心酸。
倫敦第一間比較像樣的珍珠奶茶店，是一個英國人去台灣學藝回來開的，口味還可以，但是總少了一點台灣味。接下來幾年，台灣本土品牌開始進駐，一轉眼倫敦市中心佈滿了珍奶店，連主要地標附近都找得到（還可以邊喝珍奶邊逛倫敦塔，厲害吧？）。
這些看似瑣碎的小事在我眼中意義深重：時代改變了，台英之間比過往更頻繁的交流，讓台灣成了家喻戶曉的存在。而這樣的改變，絕大關鍵來自打工度假，和唸完書後以打工度假或其他簽證留下來的台灣年輕人──他們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與知識，在無形中影響著各個面向，推動了文化的改朝換代。
這幾年我認識了一些打工度假的台灣人，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在倫敦各個角落做著不同的工作──有的只來兩年賺取經驗、有的在兩年內做出成績，得到工作簽證待下來、有的在兩年內遇到了對象，於是在此安身立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道路，並都在此因為某些機緣交會。就這樣，台灣人在倫敦（和英國）的網絡日漸壯大，幾乎是需要什麼專業，都有來自台灣的人才，這是 10 幾年前沒有的榮景。
別讓脫歐阻撓你圓夢
脫歐是大多數倫敦人不樂見的結果。 脫歐在即，沒有人知道英國的未來會更好或是更壞，然而倫敦是一個精神上獨立於英國之外的城市。現任市長 Sadiq Khan 上任後，在脫歐的陰影下，推出 London is Open（倫敦是開放的）的口號，努力證明這個城市仍然對歐洲和歐洲以外的世界敞開大門。
正如英國文豪狄更斯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開頭所寫：「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This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在倫敦的這 17 年來，我見證了許多變化，然而我最樂見、也引以為榮的，是台灣年輕人在這個年代裡，有了一扇敞開的門，門後有無限可能；因為他們，台灣在這個城市裡有了一席之地，再也不是遙遠沉默的島嶼。
脫歐勢必帶來的拉扯與傷害已無法避免，但站在歷史的這個時間點，只有未來能給我們答案。 無論是成是敗、是好是壞，倫敦都有其不可取代的獨特性，英國的國際地位也難以動搖。如果你有英國夢，不要讓脫歐的不確定性影響圓夢的行動；如果已經身在英國，請善用這個前人夢寐以求的機會，做你想做的事，努力發光發熱。
每一個世代吸取的養份不同，身處的困境不同，面對的挑戰也不同，先來後到並不代表什麼。 我樂見更多懷抱理想與熱情的新世代，把更多的台灣文化帶來英國，或把英國經驗帶回台灣。 兩個國家之間，有 9,845 公里的距離、7-8 個小時的時差、13 小時的飛行，然而在我離開的 17 年後，卻感覺兩地，前所未有的靠近。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IR Stone@Shutter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