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自殺率的韓國社會，尋求臺灣未來之解法
「通過我，進入痛苦之城⋯⋯拋棄一切希望吧，你們這些由此進入的人。」──但丁，《神曲·地獄篇》。
提到韓國，大家想到什麼？
韓式烤肉很好吃？首爾很好逛？化妝品很便宜？會吃狗肉？整形手術那麼多？抑或是街頭隨意可見可聽的明星歐巴歐膩（註1）與K-Pop呢？
除了上述話題，近來更常聽見的是韓國成了「自殺共和國」：越來越多的韓國人，在學校，在家中，在停車場，在各式各樣的日常場所無聲響地死去。
我們經常聽到自殺不一定能解決問題，只看結果過於消極，更為要緊的是理解到底什麼原因促成了自殺。而高自殺率的背後，究竟有什麼值得解讀之處。
我們必須追問—為何如此？是怎麼樣的社會造就此風氣？韓國人一生面臨何種嚴厲的公審？貧富差距足以成為自殺的理由嗎？而又到底是怎麼樣的意識與思維，造成人們在生活遇到難關、壓力大就容易選擇自殺呢？
一個人輕生並非僅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國民自嘲住在「自殺共和國」，也並非僅有一個簡單的理由，《他人即地獄》便是因應而生的作品。我試圖透過社會風氣、國民意識、韓語思維、生活壓力、年齡層、他人目光與生活樣態等各個角度，一一閱讀如學校、地鐵站、軍隊、漢江等自殺事件頻傳的場域，來拼構出「韓國人寂靜的自殺」背後的種種緣由。
自殺意圖恣意蔓延在韓國社會的同時，臺灣社會正因為許多因素，喊著要多向韓國學習。當我們欣賞韓國並試圖超越、學習，應也了解光鮮亮麗之下，為何有這麼多人選擇輕生。
韓國人的自殺或許是他殺
「我知道我在這世界內無處容身，只是，你憑什麼審判我的靈魂？」──卡繆，《異鄉人》。
又一個人死了！確切地說，韓國社會死了一名韓國人。
2015 年 6 月 10 日，韓國爆發 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疫情，確診病例人數達全球第二高。早在 6 日釜山市爆出第一起 MERS 病例後，市政府就緊急成立應變本部，分配一名身強體壯的體育局組長到相關防疫單位。就在疫情逐漸擴大之際，這名 55 歲正值壯年的防疫官員，卻在 10 日被人發現在山區上吊自殺，他的車上留有寫著「對不起」的遺言紙條。
很難說這不是偶然的。
防疫 MERS 政府官員的自殺，會讓大家聯想到誰呢？恐怕是最高層級的長官──盧武鉉（노무현）前總統。
當年盧武鉉一卸任，馬上面臨被指認收賄一事，正所謂無風不起浪，早在盧武鉉 5 年總統任期（2003-2008 年）內，其兄盧建平已經兩次捲入賄賂案──2003 年 9 月，盧建平收賄 3,000萬韓圜（新臺幣約 85 萬元），協助大宇建設社長南相國連任，此案被地方法院判刑一年、緩刑兩年，而南相國於隔年 3 月投漢江自殺；3 年後，在 2006 年參與全國農協中央會收購世宗證券公司過程中，盧建平又被人查出涉嫌收受 29 億韓圜（新臺幣約 8,300 萬元），判刑 4 年，罰款 5.7 億韓圜（新臺幣約 1,600 萬元）；2009 年，盧武鉉和夫人權良淑、兒子盧建昊，也紛紛捲入收賄醜聞案，社會輿論沸沸揚揚，最終，盧武鉉未進法院辯護自身清白，而是選擇留下遺書，於 2009 年 5 月 23 日自殺──為什麼呢？
「我們」的特性
金文學、金兩基（註2）等文化學者們經常使用「我們」（우리）來說明韓國人的特性。
對韓國人來說，「我們」的用法再自然不過了，韓國人提到國家，不說「南韓」，而是說「我們的國家」（우리 나라）；提到父母親或老師，也會說「我們的爸爸」（우리 아버지）、「我們的老師」（우리 선생님）。在這種語言架構與思維下，這些輕生者生前聽到的指責，恐怕是「你身為『我們』國家『我們』的總統，竟然敢貪污『我們』國民的錢！」、「你還有臉做『我們』國家的總統嗎？」等言論—「我們」就像顆巨岩，壓在他身上。
即使是謠言，也讓「我們」的總統有口難辯吧？同樣地，MERS的官員也有相同遭遇，「你身為『我們』國家的疫情防護官，竟然無法阻止MERS來到『我們』釜山，『我們』居民又該怎麼生活啊？」
許多文化學者想透過「我們」語言特性，來探討韓國人的自殺問題，在我看來，情況比他們想像的還要嚴重與複雜。
首先，「我們」一詞已經帶出了「他者」的面向。沒有他人、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他者，如何成就「我們」呢？因此，不僅僅是語言思維造就自殺的盛行，我們必須要放大到韓國社會整體結構、社會的公審，與他人的目光等，才有可能揭露韓國人自殺的真正面貌。
再者，韓國人發達的「被害意識」（註3）下，誰都不想被他人瞧不起，在此間差社會（註4）內，只有努力往上爬，才能逃避被害意識的陰影。
一犯錯。他人的目光就來了。
但韓國人在選擇極端的自殺手段前，其實早已在日常生活裡練習死亡。
過度飲酒是練習自殺的入門儀式
韓國人愛喝酒，且當地酒席文化（술자리）中，喝酒是不能自己倒的，更有自己倒酒會讓坐在對面的人倒楣三年的諺語，不讓對方幫自己倒酒，也有表達不滿之意，即「你不用幫我倒，我自己來—就當做我自己一個人在喝酒就好」。入夜後的韓國街頭，經常可見三五好友結伴相約到酒吧喝酒聊天，互相倒酒。若是一個人在家喝悶酒，無疑是韓國人最寂寞、最失落、沒有朋友的時候—對韓國人而言，酒不只是酒，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承受挫折、練習死亡的儀式—暫時麻醉自己身處現實困境之解藥。
輕微失敗者，一個人喝悶酒。嚴重的，則是靜謐步上自殺之門前。韓國人的死是沒有聲響的，完全異於日本人的自殺，因為日本人平日安分守己地生活，幾點上班、幾點下班、人與人的位階、物品的設計等，都被完整地規劃出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定位點，不輕易與他人起衝突，安安靜靜、不強出頭地生活著。但當日本人決定要自殺時，選擇的往往是「聒噪的死亡」，即要引起他人注目的自殺，選擇場所往往是地鐵站，跳軌自殺的人數也最多，選擇的月台一定是交通量、乘客最多的地鐵站，如赤羽地區。
日本人自殺，必求讓自己的死成為公眾事件，哪怕是對社會的反諷、指控也好，尤其是日本人跳軌自殺，充滿了極度諷刺感。之所以諷刺，在於日本人生前一直不喜歡給他人添麻煩，若當他們要麻煩他人、引起他人注意之際，就是要帶給別人巨大的「迷惑」（めいわく）。
這巨大的迷惑就發生在那一跳，務必使自己的死成為公眾事件，讓當天的交通大亂。
但韓國人喝了酒，不論是在家上吊自殺、燒炭自殺，或是從漢江橋上縱身一跳，抑或是前往深山自盡、跳崖等死法，完全異於生前吵吵鬧鬧、急性子、情緒化的生存樣態，韓國人在選擇結束自己生命時，竟是如此安靜的。
易言之，韓國人生前大聲喧嘩、引人注目地活著，如整形、注重外在打扮，以及服裝設計等，都可看出這一點；他們死時卻是悶不吭聲，私想韓國人在死亡前刻是否意識著要躲避他人視線，找一個地方安靜死去呢？
不論是在釜山地區自殺的防疫官員，或是盧武鉉前總統等人，他們會走向絕路並非偶然，除了責任感、自愧之外，他人的目光正緊盯著他們的錯誤，社會公審也讓他們喘不過氣、張不了口、伸不出手、抬不起腿來了。
是啊，在韓國，他人即地獄⋯⋯
自殺防治諮詢安心專線：0800-788995（24小時）
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
張老師專線：1980
註１：韓語音譯，指女生稱呼哥哥、姊姊
註2：金文學（김문학, 1962年-），中國瀋陽出生的朝鮮族比較文化學者，著有大量針對中日韓三國文化進行比較、批判的著作，其著作曾引發討論。2001年加入日本籍。
金兩基（キム·ヤンキ, 1933年-）日籍日韓比較文化學家，為一比較民俗學家、哲學博士、教授、國際性學者。作者善用人類文化學方法，著重分析、論述日本人和韓國人的外部行為與行為內部的深層思維結構，探討日韓文化模式的差異。且作者曾在韓國和美國任多年的客座教授，以第三者角度客觀地比較和考察了兩國文化。
註3：韓國人的「被害意識」是我在2014年左右提出來的觀點。「被害意識」建構出韓國人的生存樣態、民族特性以及社會結構，且相互影響。易言之，對比臺灣、日本與中國等他者，被害意識是專屬於韓國人之所以成為「韓國人」的發達意識。繼之，懸擱既有先入為主的「概念」，我們描述有些現象為何只發生在韓國，而非日本、臺灣，甚至是中國—我們探討的是根源性問題。朝鮮半島自從有歷史以來，一直夾於大國之間，是「被動式」、「防禦式」的存在；長久以來，以此狀態為核心所發展的深層被害意識，首先外現於韓國人的身體上，如整容風盛行、愛打扮、講求快、喜愛吸引他人目光等。被害意識導致的「弱者」心理，讓韓國人把自信建立在他人目光之上，當然也特別意識到他人目光所夾帶的態度。被害意識導致的警戒心，也加強了韓國間差社會內的間距與競爭，導致社會眾人只會注意到第一名，掌聲也只給第一名，第二名什麼都不是。儘管21世紀的韓國已經躋身已開發先進國家，但被害意識仍深深地影響韓國人的生存樣態。請參閱筆者《再寫韓國》（月熊出版社）與《他人的目光—韓國人的「被害」意識》（唐山出版社）等書。
註4：「間差社會」循著韓國人發達的被害意識所衍生出來，為我自創詮釋韓國社會的名詞。簡單來說，生活在朝鮮半島的人們，幾百年來刻意地維持著人與人的等級差別，明顯地告知他人與自身的差異與區別，且在注重他人目光的被害意識發酵下，更是有可能穩固抑或加深社會等級擴大、人與人位階差異的社會現象。
圖／逗點文創結社
《作者簡介》
陳慶德
作家、韓國社會文化專家。
旅居韓國十年，國立首爾大學西洋哲學組博士候選人。博士階段，透過現象學方法，分析語言學習經驗與文化觀察，著有《首爾大學博士生的韓語文法筆記本》（聯經）與《他人的目光—韓國人的「被害」意識》（唐山）、《再寫韓國：臺灣青年的第一手觀察》（月熊）等書。
目前以（口）譯者、專欄作家身分，出沒於 UDN 鳴人堂「再寫韓國」、關鍵評論網與香港「明報・世紀」等各大專欄。
賜教信箱：[email protected]
備註：本文為陳慶德的《他人即地獄：韓國人寂靜的自殺》。由逗點文創結社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關卓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