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人一輩子總會遭逢一、兩次劇變或危機，促使我們個人做出改變，或許能因而順利解決危機，或許不能。同樣地，國家也會遭遇國家的危機，也同樣或許能透過國家的改變解決危機，或許不能。在解決個人危機方面，治療師建立了大量的研究和軼事資料，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否也能幫助我們了解國家危機的解決之道？
個人危機的例子：波士頓椰林夜總會大火
為了說明個人和國家危機，我將以我人生中的兩個故事開場。有人說，兒童最早的確切記憶大約始於 4 歲，儘管他們對於更早前的事件也存有模糊印象。這的確是我的寫照，因為我最早的鮮明記憶發生在我 5 歲生日後不久的波士頓椰林夜總會大火。雖然（幸好）我並不在火災現場，卻從擔任醫師的父親那裡聽到許多駭人的敘述，因而有了第二手的經驗。
1942 年 11 月 28 日，波士頓一家人聲鼎沸的夜店發生大火，而且火勢迅速蔓延。這家名為椰林（Cocoanut Grove，cocoanut 即 coconut 的變體，這是業主的拼法）的夜總會，唯一的出口被堵住，結果造成 492 人死亡，數百人因窒息、吸入煙霧而受傷，或者遭人踐踏、燒傷。波士頓各家醫院都人滿為患，醫師忙碌不堪，不只是因為火災本身的死傷者，也包括因火災心理受到創傷的受害者：丈夫或妻子或兒女或手足慘死而悲痛欲絕的親屬；自己幸運生還但其他數百名顧客卻遇難，深受內疚折磨的倖存者。
在當晚 10 點 15 分之前，他們的人生都很正常，有人在歡度感恩節週末，有人在慶祝足球賽獲勝，還有適逢二戰期間休假狂歡的士兵。然而到了 11 點，大部分的火災受害者都已經罹難，他們的親人和倖存者的生命則陷入危機。他們原本該走的人生出了岔；為了至親死亡，自己卻存活而感到羞愧。這些人失去了他們生命中舉足輕重的人。這場火動搖了我們對公正世界的信心，不僅止於僥倖逃過一劫的人，對遠在火場外的波士頓居民（包括年僅 5 歲的我）也是如此。遭祝融懲罰的並非調皮的男孩或邪惡的壞人：他們是普通人，卻為了並非自身的過失而喪生。
有些生還者和家屬終其餘生都走不出創傷陰影，有些人甚至自殺。但大部分人經歷了幾週無法承受喪失摯愛的徹骨痛楚後，開始了緩慢的悲悼過程，重新評估自己的價值，重建人生，最終發現他們的世界並沒有毀於一旦。許多在大火中喪偶的人再婚了。但數十年後，即便是適應最良好的案例，他們依舊是大火前後兩種新舊身分的混合體。「混合」（mosaic），就像多種迥然不同的元素不穩定地並存在一起。
椰林夜總會是個人危機的極端例子，但它之所以極端，是因為噩運同時發生在許多受害者身上──人數多到引發危機，需要心理治療界找出新的解決辦法。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在人生中親身體驗自己的悲劇，或以二手姿態體驗親友的經歷，這種只降臨在個人身上的悲劇，加諸於受害者的痛苦如同加諸在他的朋友圈，一如椰林夜總會的慘劇之於 492 名罹難者的親友。
國家危機的例子：1956 至 1961 年間的英國
接著，舉一個國家危機的例子作為比較。1950 年代後期和 60 年代初期我住在英國，當時它正經歷緩慢的國家危機，只是我和我的英國朋友當時並未完全意識到。英國原本在科學領域傲視全球，它擁有不列顛專屬且引以為傲的豐富文化史，沉浸於擁有舉世最大艦隊、最多財富和史上疆域最大帝國的記憶中。可惜到了 1950 年代，英國在經濟上失血，強大的帝國開始瓦解，對於自己在歐洲扮演的角色感到衝突，並且必須面對長久以來的階級差異和近期出現的移民潮等問題。
這一切都發生在 1956 至 1961 年間，當時英國廢棄了所有剩餘的戰艦，經歷了第一次種族暴動，不得不開始讓非洲殖民地獨立，加上蘇伊士運河危機，暴露了它已喪失身為世界強國的獨立行動能力。我的英國友人無法理解這些事件，也難以向身為美國訪客的我解釋。這些打擊加劇了英國人民和政界人士對英國身分和角色的討論。
60 年後的今天，英國成為新自我和舊自我的混合體。大英帝國已經瓦解，英國成了多族裔社會，採用了福利國家的制度，以高品質的公立學校來縮小階級差異。英國再也未能在全球重獲海軍和經濟的領先地位，至於它在歐洲的角色衝突依舊存在且眾所周知（「脫歐」）。但英國仍然是舉世六大富裕國家之一，仍然是虛位君主制的議會民主國家，仍然是科學和科技的世界領袖，而且仍然以英鎊而非歐元作為貨幣。
這兩個故事說明了：各階層的個人及其團體都面對著危機和改變的壓力，從單一個人到團隊、企業、國家，再到全世界。危機可能來自外在的壓力，比如遭配偶拋棄或喪偶，或者一個國家遭受另一國家的威脅或攻擊。另一方面，危機也可能來自內部的壓力，比如個人生病，或者國家持續內亂。要成功應付內、外在的壓力需要選擇性地改變，個人和國家皆是如此。
這裡的關鍵詞是「選擇性地」。個人或國家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完全改變，並拋棄過往的所有認同。陷入危機的國家和個人所面臨的挑戰在於，去了解他們身分中的哪些部分已經運作良好，不需要調整；哪些部分不再發揮作用，亟需改變。處於壓力下的個人或國家必須誠實考慮，仔細判斷自己的能力和價值觀。他們必須確定自己有哪些部分仍然能發揮作用，即使面對已經改變的新情況依然適用，因此可以保留。反過來說，他們也必須有勇氣辨識出哪些地方必須改變，才能因應新情勢。
個人或國家必須找出與其自身能力、以及與他們的其他部分相配合的新解決方案。與此同時，他們也必須畫出界線，強調對他們的身分至關重要、絕不能改變的元素。
這些是個人和國家之間關於危機的相似之處。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其中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差異。
「危機」如何定義？
「危機」如何定義？一個方便的著手處是探究其字源。危機的英文「crisis」來自希臘名詞「krisis」和動詞「krino」，它有幾個相關的含義：「分離」、「決定」、「區別」和「轉折點」。因此，我們可以把危機視為一個關鍵時刻：一個轉捩點，即那個「時刻」之前和之後的情況，比「大多數」其他時刻的之前和之後「大大地」不同。
我把「時刻」、「大大地」和「大多數」這幾個詞放在引號裡，因為這是個實際的問題，要決定這一刻應該多麼短暫、改變的情況應該有多大的不同、以及這個轉折點要比大多數其他時刻稀罕到什麼程度，才值得讓我們把它標記為「危機」，而不僅僅是另一個小事件或逐漸變化的自然發展。
轉折點代表挑戰。在先前的應對方法已不足以解決挑戰時，就會產生壓力，要人們想出新的應對方法。如果個人或國家確實找出了更好的新處理方法，我們就說危機已經順利解決。但是，解決危機的成與敗，差異往往並不很明顯──成功可能只是局部，可能不會持續到永遠，同樣的問題可能會再度出現。（試想英國在 1973 年進入歐洲聯盟，卻又在 2017 年投票脫歐，以「解決」它的世界角色定位問題。）
現在讓我們說明一下這個實際問題：轉折點應該要多短暫、多重要、多罕見，才能稱為「危機」？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或一個擁有千年歷史的區域，要多常發生，把所發生的事標記成「危機」才會有作用？這些問題有不同的答案；針對不同的目的，答案各有用處。
一個極端的答案是把「危機」一詞限制為時間間隔很長，而且十分罕見的劇烈動盪：一個人一輩子只會發生幾次；對於國家來說，幾個世紀只會發生幾次。舉個例子，研究古羅馬的歷史學家可能只會把「危機」一詞用在公元前 509 年羅馬共和國成立後的 3 個事件：對抗迦太基的前兩次戰爭（公元前 264 至 241 年和公元前 218 至 201 年），羅馬帝國（約公元前 23 年）取代共和政府，以及導致西羅馬帝國滅亡的蠻族入侵（約公元 476 年）。當然，如此做的羅馬史學家並不是認為公元前 509 年至公元 486 年之間發生在羅馬的其他事件微不足道，他們只是把「危機」一詞保留給這三大特殊事件。
在相反的另一極端，我在洛杉磯加大的同僚大衛．瑞格比（David Rigby）及他的同事皮耶─亞歷山大．巴蘭（Pierre-Alexandre Balland）和隆恩．博許馬（Ron Boschma）發表了一篇傑出的報告，對美國城市的「科技危機」做了一番研究。他們把科技危機定義為專利申請持續減少的時期，並為「持續」一詞給了數學上的定義。根據這個定義，他們認為美國城市平均每 12 年就會經歷一次科技危機，這種危機平均會持續 4 年，一般美國城市每 10 年就會發現自己約有 3 年處於科技危機狀態。他們認為這個定義，對於理解一個有實際意義的問題很有幫助：是什麼使得有些美國城市能夠避免科技危機，但其他城市卻不能？
研究羅馬的歷史學者會認為大衛及其同事所研究的事件根本微不足道，而大衛及其同僚會反駁說，羅馬歷史學者除了被列為危機的三件事外，根本就忽略了羅馬 985 年歷史中所發生的一切。
我的看法是，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根據不同的頻率、不同的持續時間和不同的影響規模來定義「危機」。人們可以研究罕見的大危機或頻繁發生的小危機。
不論是個人或國家危機，我們往往只專注於某個關鍵時刻：例如妻子告訴丈夫她申請離婚的那一天；或者（在智利史上）1973 年 9 月 11 日，智利軍隊推翻了民主政府，智利總統自殺身亡。確實有幾次，危機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突如其來地發生，比如 2004 年 12 月 26 日的蘇門答臘海嘯，瞬間造成 20 萬人喪生；或是我的表弟英年早逝，他的車在平交道上遭火車撞擊，他的妻子成了寡婦、4 個孩子成了孤兒。
但大多數的個人和國家危機都是經過多年的醞釀而來：例如怨偶長期的爭吵，或智利在政經方面的困難。「危機」是長年累積的壓力突然爆發，又或是這樣的壓力猝然化為實際行動。這在澳洲總理高夫．惠特蘭（Gough Whitlam）身上得到證實，他在 1972 年 12 月策畫了一場為期 19 天的旋風計畫，造成明顯的重大改變，事後卻輕描淡寫地把自己的改革說成是「確認已經發生的事」。
由個人危機的角度來看國家危機
國家並不是擴大的個人：它在許多方面都與個人有明顯的不同。為什麼要由個人危機的角度來看國家危機？這種方法有哪些優點？
一個優點是我在與朋友和學生討論國家危機時經常看到的，就是對於非歷史學者而言，個人危機較為熟悉和易懂，因此個人危機的觀點較能幫助非專業的讀者和國家危機「建立聯繫」，了解其複雜之處。
另一個優點是，對個人危機的研究已經歸納出 12 個因素，有助於我們了解各種危機不同的後果。這些因素提供了有用的起點，讓我們可以依樣畫葫蘆，了解國家危機的不同結果。我們會看到有些因素直接由個人危機轉譯為國家危機，例如，面對危機的個人經常會得到朋友的幫助，就如同處於危機中的國家可能會得到盟國的幫助一樣。面臨危機的個人可以根據他們看到其他人處理類似危機的方式，來模擬他們的解決方法；面臨危機的國家也可以借用並調整其他曾面臨類似問題的國家所設計的解決方案。置身危機中的個人可能因為度過危機而獲得自信；國家也是如此。
這些都是直接的相似之處。但我們也會看到有些影響個人危機結果的因素，雖然不能直接轉移到國家危機上，但仍然可以作為有用的比喻，暗示與國家危機相關的因素。例如，心理治療師發現定義一種稱為「自我強度」（ego strength）的個人特質有其效用。雖然國家沒有心理上的自我強度，但這個概念提出了一個對國家很重要的相關概念，即「國家認同」。同樣地，個人在解決危機時常發現他們受到現實的限制，諸如育兒的責任和工作的要求。當然，國家並沒有育兒責任和工作要求的限制，但我們會看到，國家的選擇會受到諸如地緣政治和國家財富等其他條件的約束。
以國家和個人危機作比較，也能使缺乏個人危機類比的國家危機特徵更加明顯。在諸多鮮明的特徵中，其中一個是國家有領導人，但個人沒有，所以領導人角色的問題經常會出現在國家危機中，而不會出現在個人危機裡。長久以來，歷史學家一直在爭辯：不同凡響的領導人是否真的改變了歷史的軌跡（通常稱為「偉人史觀」，Great-Man view of history），或者如果換成其他領導人，歷史的結果是否會類似。（例如，1931 年希特勒發生車禍，如果他真的因此死亡，那麼二次大戰是否還會爆發？）
國家有它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機構；個人沒有。解決國家危機總需要各團體在國內互動和決策；但個人通常可以自己做決定。國家危機可以藉由武力革命（例如 1973 年的智利）或和平漸進（例如二戰後的澳洲）的方式來解決；但孤身一人不會進行暴力革命。
這些相似、比喻和差異，是我認為用國家危機和個人危機相比較，會有助於我任教的洛杉磯加大學生了解國家危機的原因。
《關於作者》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地理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獲獎無數，包括美國國家科學獎、泰勒環境貢獻獎、日本國際環境和諧獎、麥克阿瑟基金會研究獎助，以及洛克斐勒大學頒贈的路易士．湯瑪斯獎等。
戴蒙是全球唯一兩度榮獲英國科普書獎殊榮的作家，被譽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達爾文」。
《槍炮、病菌與鋼鐵》是其成名之作，探討人類社會不平等的起源與地理成因，與《大崩壞》、《昨日世界》合稱「人類大歷史三部曲」。
《關於譯者》
莊安祺
台大外文系畢，美國印地安那大學英美文學碩士。譯作包括《人類時代》、《感官之旅》、《Deep Play 心靈深戲》、《艾克曼的花園》、《氣味、記憶與愛欲：艾克曼的大腦詩篇》、《愛之旅》、《我的大象孤兒院》、《美味不設限》、《萬病之王》等。
備註：本文摘自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Upheaval: Turning Points of Nations in Crisis）。由時報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邱佑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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