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上篇：〈抵禦席捲全球的獨裁「妖風」（上）：民主如何死亡？──「起初很慢，接著突然就垮了」〉
如果說世界各地民主所受的打擊還有一線希望，那就是許多威權政權也不是那麼穩定。別忘了蘇聯是怎麼政治破產的：起初很慢（雖有僵化跡象，卻沒多少觀察者當一回事），接著突然就垮了。
一些強大的獨裁政權看似穩固，但也危機四伏。2009 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就差點在後來所謂的綠色行動中滅亡。政府撐過了民眾抗爭並加以無情地鎮壓，但即便經濟停滯，伊朗人仍大膽地繼續反抗最高精神領袖大阿亞圖拉（ayatollah）。神權統治顯然比它的表象更加脆弱。
同樣的事也發生在衣索匹亞，這是非洲人口第二多的國家，超過一億人。腹背受敵的衣國政權近來交棒給年輕的阿比．艾哈邁德（Abiy Ahmed）。他在 2018 年 4 月成為總理，並開始一連串政治改革，讓該國令人恐懼而腐朽的體制走向開放。他的鵲起被人拿來與戈巴契夫相比。阿比團結了青年和過去被排斥的種族族群，而他們已經受夠了政治打壓、地區衝突、菁英割據國土和少數族群的霸權。這一切不見得會確保衣索匹亞朝民主轉型發展，但至少已經開了這扇門。
中國和越南似乎是世界上最穩定的專制政府，但也各自面臨威權主義成功後的兩個典型困境。隨著經濟成長，教育變得更普及，社會也變得更加多元而複雜，更難繼續滿足於缺乏自由和透明的生活。如有危機突然爆發，民眾可能就會開始要求體制內無法實現的改革和問責制度，中國、越南一黨獨大的政體也可能被這政治地震所撼動。但如果中國公民覺得共產黨政權能走上稱霸全球這條充滿誘惑的道路，這樣的變局就不太可能發生。
許多專家主張中共已經找到了打造完美專制體制的公式，那就是利用社群媒體和其他回饋機制，在民怨擴大為政治威脅前就加以處理。但中國體制所謂的威權力量與它的缺乏透明，最終也可能是垮臺的肇因。除了中共的監控正日漸增強、習近平主席權傾一時之外，少有人真正知道北京的權力中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對許多到過西方甚至在西方居住的商務及專業人士來說，這實在令人惱火，因為他們知道自由與法治的可貴。
「政治架構俱備，只欠突發進展」
全球人口最多的 50 個國家中，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土耳其、奈及利亞、坦尚尼亞、肯亞、莫三比克和摩洛哥在內等國家，雖然還不是民主，但至少都有多黨競爭選舉所需的政治架構。對一個政治架構已經到位的國家來說，只需要一些突發進展，比如執政黨分裂、民意轉向，或軍事危機，已經存在的形式就可能落實為真民主。雖然這件事不見得會發生在上述每個國家，但只要世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願意支持民主轉型的力量、對頑固的獨裁者施壓，總有幾個國家會改變。
歷史總有辦法令我們吃驚，好壞皆然。如果我們還需要其他案例提醒我們何謂希望，馬來西亞也是一例。2018 年 5 月，這個全世界最牢固的獨裁政權之一在掌權 60 年後出現大轉向。該國的一黨專政體制曾看似牢不可破，把持媒體、商界、金融和司法體系，並挾此龐大的制度優勢，即便在失去多數人民支持後，仍能「贏取」決定性的國會多數。不過首相納吉．拉薩和執政黨主政將近 10 年後，終於在選舉中遭到人民毫不留情的否定，得票率僅及三分之一，就算有盤根錯節的政經優勢也無力回天。
讓他們崩盤的導火線是一馬發展公司鬧出的一起驚人醜聞，這間國營的開發公司讓數十億美元的公共資金人間蒸發──根據報導，其中有 7 億進了納吉的私人戶頭。美國司法部和其他國際機構的犯罪調查對於揪出這個盜賊集團的網絡厥功至偉。而在執政黨分裂的同時，反對黨則團結起來，再加上這起令人咋舌的貪腐案掀起廣大的民怨，馬來西亞因此迎來了史上頭一遭民主的政權轉移。
馬來西亞的戲劇化發展反映出很多民選威權體制的特徵：它們都看似穩固，直到它們不再穩固為止。它們可以藉定期的多黨選舉來聲稱自己的正當性，不過這既是它們的優勢，也是弱點。因為沒有敗選的風險，它們沒有自我改善的動力，再加上缺乏獨立的司法、自由的新聞和活躍的公民社會來監督，當貪腐和人權侵犯累積到忍無可忍的程度，這樣的政權遲早會被民眾背棄──不論是藉選票反對或上街頭抗爭。
無論是選舉舞弊、言論審查或威嚇反對者，這些常見的控制工具都有其限度。一旦政府濫權逾越底線，或是社會更為繁榮、教育程度提升，人民將停止忍受傲慢自私的獨裁政府。他們會開始渴望發聲、問責與法治，而且更願意冒個人風險來加以實現。
有兩個因素經常把這些政權逼落懸崖。一個是長期的變遷：社會和經濟發展會讓民眾得到更好的教育、更多的資源，也會有更多需求。反對聲量會具體成形的首要族群就是城市的專業階級和年輕人，特別是現在的智慧型手機世代。第二個因素則是政權內部的分歧，這會讓領導階層產生裂痕，令新的政治聯盟有隙可趁。兩者對馬來西亞都是關鍵。我們可以期待這些因素在別的獨裁國家也浮出水面，而我們也應該在它發生之際助其一臂之力。
和馬來西亞一樣，俄國的年輕世代也在經濟成長和資訊更通暢的環境中長大。他們也想要真正的選舉、言論自由、確實可問責的政府以及法治。換句話說，他們也想要民主。這些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俄國人有些雖年僅 12 歲，但不會輕易放棄。
2011 年 12 月，他們發起了俄國自蘇聯解體以來規模最大、遍布街頭的示威遊行。此事觸怒並嚇醒了普丁，促使他對美國和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蕊採取報復，並指控他們在俄國煽惑動亂。但到了 2017 年，普丁第 4 度就任總統時，全俄大約有 26 個城市又因此爆發了抗議。不過現在白宮已是川普當家，普丁還能怪誰？民選獨裁國家都看似穩固，直到他們不再穩固為止。因為在鐵腕維持的風平浪靜底下，俄國有一整個世代的年輕、都市化、高教育水準的公民都忿忿不平；他們已經受夠了盜賊統治，不會沉默。
普丁在內心深處很清楚這件事，所以不會允許俄國的選舉像馬來西亞那樣出現強大的反對黨。2018 年 3 月的俄國總統選舉就是一場表面戲碼，唯一有實力的反對派候選人亞歷塞依．納瓦尼（Alexei Navalny）被禁止參選。普丁雖然是盜賊統治者之中的巨人，但我們不應高估他政權的穩定性。他的盜賊統治控制了大量的金錢、政治宣傳和壓迫手段，不過其中的不安也同樣龐大。
這就是普丁這麼介意其他獨裁者的垮台的原因。我的史丹佛同事麥克福爾從 2012 年 1 月以美國大使身分抵達莫斯科的那一刻起，就遭到普丁不間斷的政治宣傳攻擊。克里姆林宮這麼做的動機之一，是麥克福爾在 2005 年發表於《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上的一篇文章；該文逐一分析了 2000 年到 2004 年間，是什麼條件促使塞爾維亞、喬治亞和烏克蘭發生了抗議選舉舞弊、帶來民主轉型的「顏色革命」。這些條件包括反對黨的政治空間、不得人心的在位者、團結的反對派和政權內部嫌隙，而普丁正是害怕麥克福爾來俄國是要催生這些民主轉型的條件。
如果一個獨裁者會擔心一介美國大使能推翻俄國這等狡詐無情的政權，那麼他在內心深處絕無真正的自信。
勇敢的反對派領袖
獨裁政權垮台的另一個要素是勇敢的反對派領袖。2015 年 2 月，普丁最強大、最富群眾魅力的對手鮑里斯．涅姆佐夫就在克里姆林宮附近遭槍殺身亡。馬來西亞的反對派領袖安華．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也不斷遭到名譽中傷，而他過去 20 年的人生有將近一半時間是在單獨監禁中度過的。
2014 年 11 月，安華二度遭誣告雞姦罪定讞，而他在上訴的最後階段之前，來到史丹佛發表了有關「伊斯蘭與民主」的學術演講。他直接了當地宣稱，伊斯蘭教與自由民主體制中的宗教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法治等要素都能相容。他正面譴責了馬來西亞國內假伊斯蘭之名興起的種族和宗教偏見，並在最後引用 20 世紀初的突尼西亞詩人阿布．卡希姆．夏比（Abu al-Qasim al-Shabbi）的詩句作結，而夏比的詩在後來的阿拉伯之春中鼓舞了突尼西亞和埃及的抗議者。安華借詩人之口這麼說：「生命若是人民所願，枷鎖必將斷裂。」
等到如雷的掌聲平息、熱情景仰的師生散去後，我和安華在史丹佛充滿田園風情的校園中漫步了一會。我私下問了他一些難題，這使得我們被悲涼的痛苦籠罩。如果他返回馬來西亞，判決多半不會更改，他必須再次長期入獄，而且可能又是單獨監禁。距離他第一次從這樣的囚禁中獲釋已經過了 10 年。他當時已經 67 歲了，我擔心他無法撐過第二次的長期徒刑。
「為什麼不留在這？」我問他。但說實在的，這其實是請求。「你可以得到美國的政治庇護，你可以在這裡為馬來西亞的民主努力。」
「我必須回去，」安華回答我：「戰場在我的家鄉。如果我不回去，政府會把我抹黑成懦夫和逃犯，讓我的奮鬥失去正當性。」
世上沒有比這更勇敢的話了。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些話常被掛在人們嘴上，卻難得有人身體力行。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正親眼見證有人實際體現這些話。當時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見證同樣的事，不過這些事蹟確實一再發生。
兩年半過後，在奧斯陸自由論壇（Oslo Freedom Forum）上，我遇見了卡拉－穆爾札這名兩度險遭克里姆林宮以特殊毒藥暗殺的記者，他也是涅姆佐夫的同伴。我們在奧斯陸碰面是 2017 年 5 月的事，而卡拉－穆爾札在 3 個月前剛遭遇第二次暗殺。每一次，負責醫治他的莫斯科醫生都警告他的妻子，卡拉－穆爾札的維生器官即將衰竭，只有百分之五的機會能撐過去。第二次復原後，醫生篤定地警告他：「再有第三次，你就死定了。」
我在挪威時詢問了卡拉－穆爾札之後的打算，他的回答和 2014 年的安華如出一轍：「等我完全康復，就會回俄國。」我大為震驚。我才剛認識他，但仍懇求他不要在普丁仍然當權時回到俄國。而他不為所動：「我遲早都要回去。如果我不回去，就會和這場奮鬥失去聯繫，這樣我就很難造成改變了。」
這樣的勇氣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強心劑。我們可以因為恐懼和憤怒起身行動，在這個屬於川普和普丁的時代做出正義之舉。但恐懼會令人麻痺，憤怒會令人走向極端。更好的動力是信念和希望──相信自由值得付出一切捍衛的信念；以及只要珍視自由與正義的人能睿智而堅定地團結一心，就能夠取勝的希望，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無數國家已經證明了這種希望的存在。
我們生活在一個恐怖的年代，但促使我寫下本文的不只是恐懼和警惕，更是我從世界各地為自由獻上一切的民主人士身上得到的希望和勇氣。我想到在緬甸撐過 11 年禁閉，拒絕對軍事獨裁低頭的辛瑪昂。我想到在安哥拉無懼死亡威脅和牢獄歲月，堅持揭發盜賊統治的拉斐爾．馬克斯．德莫賴斯。我想到奮戰不歇的人權鬥士暨前聯合國結社自由觀察員梅納．克萊（Maina Kiai），以及賭上生計與性命的記者暨反貪腐人士約翰．吉通戈（John Githongo）這些肯亞人。
30 年來，貪婪的肯亞權力掮客一直想威脅或收買克萊。「你要什麼儘管開價。」他們這麼說。但克萊從未動搖。他會這麼回答：「這些是我的信念，這就是我。我這輩子都在為民主和正義奮鬥。」
獨裁者最心驚膽戰的正是這事：即使面對酷刑、誹謗和鎮壓，這些社運人士仍拒絕放棄。無論是德黑蘭、開羅、莫斯科還是北京的暴君，這樣的恐懼在他們的內心翻騰，令他們無法安眠。在 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裡，支持民主的示威者經常引用這一段夏比最有名的詩句：
慢著，別讓春天、明澈的天空和閃耀的晨光愚弄了你⋯⋯
因為恐怖的黑暗、轟隆的雷霆和呼嘯的狂風就要來襲
從大地盡頭來襲
你要當心，當心灰中的殘焰
（全文完）
《關於作者》
戴雅門（Larry Diamond）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Center on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Rule of Law）主任，領導其下「阿拉伯改革與民主」（Arab Reform and Democracy）及「全球數位政策育成中心」（Global Digital Policy Incubator）兩個專案。亦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高級顧問，並共同創辦極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戴雅門是全球知名的民主理論大師，從事各國的民主發展、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的研究已長達 40 多年，學術成就斐然。但他不只是一般象牙塔中的學者，也積極參與各種推廣民主的實務工作。2004 年，他曾出任巴格達的「聯盟駐伊拉克臨時管理當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的資深顧問。2011 年，他主持的「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藉由矽谷提供的新網路資訊科技，協助埃及的抗議群眾成功推翻獨裁者穆巴拉克，在當年發揮了新網路科技推動民主的正面力量。
他與台灣也有特別深厚的連結。1974 年剛完成探討奈及利亞民主的博士論文之後，他就遊歷台灣、泰國、以色列、埃及、葡萄牙、與奈及利亞等 6 國，見證席捲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之後負責史丹佛大學的台灣民主研究計畫（Program on Democracy in Taiwan）長達 10 年。2018 年受「長風文教基金會」邀請來台參與「美國民主往何處去？」系列講座。2019 年受華人民主學院與香港支聯會邀請，在「六四事件 30 週年研討會」，發表「天安門 30 年後：中國對全球自由的威脅」專題演講。
著有《尋找民主》（In Search of Democracy）、《浪費的勝利：美國為何未能為伊拉克帶來民主？》（Squandered Victory: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nd the Bungled Effort to Bring Democracy to Iraq）、《民主的發展與鞏固》（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在台灣已經出版的有《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每個公民都該知道的民主故事與智慧》（天下文化，2009）。
《關於譯者》
盧靜
雜學家。為了畢業劇本接觸 TRPG，為了推廣遊戲開始翻譯，結果入門卻是社會科學。喜歡民俗、文學、社會科學，希望透過翻譯，讓讀者用新的視角觀看生活與社會。譯作賜教：[email protected]
備註：本文摘自戴雅門（Larry Diamond）的《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由八旗文化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張詠晴、邱佑寧
核稿編輯：何承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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