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從小被長輩「洗腦」台灣比不上國外，出國後卻想反問「我們為何自卑？」
大家總說台灣人很沒有「國際觀」，到底「國際觀」是什麼？
紐約的一年給我上了的另外一課是關於國際觀。
在台灣，長輩、媒體，甚至在路邊都會聽到路人在說「台灣的年輕人沒有國際觀」──到底國際觀是什麼？是語言能力？是經常出國？還是有在國外工作、念書過？
紐約的這一年讓我瞭解到，上面所說的，都只是培養國際觀的「方法」，但並非「國際觀」本身。
在跟各國同學相處的過程中，我體會到「國際觀」是一種覺知──一種「能夠察覺不同文化間的差異，進而尊重並擁抱彼此差異」的意識。（“ Being awar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es and appreciate and embrace the differences. ”）
我認為，這種覺知對於台灣這種中小型的海島國家，格外重要。
像美國或中國這種超大型國家，本著龐大的機會與市場，自然而然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匯聚。這樣的條件讓這些國家的人民，與生俱來就有較多的機會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衝擊，無形間自然能夠培養出一定程度的「國際觀」，尤其對生活在紐約、上海這種大都市的人們，更是如此。歐洲各國則因為地理、歷史因素加上歐盟的政治整合，各國家間人才、貨物流通順暢，也存在有利於培養國際觀的客觀環境。
但台灣不同，台灣在地理上相對封閉，經濟規模也不足以吸引外國人才及資金自然湧入。受到先天條件的限制，比起其他天賦異稟的國家，我們需要花費更多的心思與努力，才能建構出有利於後代培養國際觀的環境：所謂的環境，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教育制度以及提供資訊的媒體。
很遺憾的是，在這件事情上，我們走得非常的慢。在我國高中的時候，學校教育我的是「我們是世界大國」──現在聽來也許荒謬，但時至今日，不少媒體還有公共意見領袖的發言，仍然是本於這種「我們是大國」的世界觀。
荷蘭人說荷語，但英語能力普遍極佳，這讓他們充分發揮了位處海洋歐洲與大陸歐洲交界的地理優勢, 成為轉口貿易大國。比利時有荷語區及法語區，政治文化折衝的地位讓歐盟總部落腳布魯塞爾, 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因為語言的差異，兩區的人們以英語為主要的溝通語言，比國人因此英語能力普遍相當優秀，這讓他們能充分掌握得天獨厚的歷史與地理因素所帶來的機會。愛爾蘭人在歐債危機之後, 積極改革走出陰霾, 成功吸引許多世界科技巨頭的投資, 再次成為賽爾特之虎(Celtic Tiger); 歐洲的朋友們告訴我, 愛爾蘭目前正在積極準備, 在英國脫歐後, 善用自己作為歐盟唯一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普通法系國家的優勢, 吸引更多國際資金及人才前來。這三個國家都是歐洲的中小型國家，夾於歐洲列強之間，因為知道自己擁有什麼與缺少什麼，各自找到了一條屬於自己的發展道路。
而台灣，經過了數十年，仍然有不少人受困在「我們是大國」的世界觀當中，無法正視自己其實是一個位處東亞的中小型國家（也是東亞四國中最小的國家），因而無法走出屬於自己的發展道路。不少人至今還是沒理解「會說世界第二大國的語言，並不等於自己是世界第二大國」，依然活在台灣是世界大國的幻想當中。
這讓我想起了一句在我的中學時期，很常聽到老師或長輩們說的話：「以後全世界都要學中文，你們最重要的是把中文學好，英文不要太差就好了。」但在紐約的一年，我遇到的中國同學的英語能力，明顯超出「不要太差」的水準許多，普遍都說著一口相當流利的英語。
我認為正是這種「一方面不願意接受自己不是一個大國，另一方面卻又假裝自己是一個大國」的鴕鳥心態，讓台灣人至今仍無法正視自己，從而不了解自己有什麼以及自己沒有什麼，也不清楚自己應該要用什麼樣的姿態走入國際舞台，進而吸引世界的目光。
回到長輩們總認為年輕人沒有世界觀這件事情，我認為那些批評年輕人欠缺國際觀的長輩們，其實才是最應該對「年輕人欠缺國際觀」這件事負責的一群人：這一輩人從 1990 年代開始到 2010 年的 20 年間，乘著中國從改革開放到入世(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浪潮， 順著時代的機遇，累積了大量的財富與資源，卻忘了回頭來看自己從何而來與想想自己到底是誰。在浪去潮退之後，仍然把時代的造化全然解讀為個人的成就，依然固我的把屬於那個時代的「中國夢」灌輸給年輕人。
當你們一邊想著自己是大國國民，要年輕人把心思跟目光都放在中國，把台灣的所有事物都拿來跟中國比較；於此同時，你們還要求年輕人要有「國際觀」，這樣的要求難道不矛盾嗎？
我並不是在說中國不重要，中國是我們最近的鄰居，也是當下的世界第二大國。身為台灣人，我們本該用相對多的時間與精力，來瞭解如何與它共處。但是，不論是為了替下一代建立有利於培養國際觀的環境，或者是為了台灣長遠的發展考量，身為台灣人，我們絕不應該只從兩岸的角度去理解中國，而是要以理解整個世界為出發點去認識、了解中國。
學習如何與中國共處，是這個世代無法逃避的課題
最後一件我在美國學到的事情，是學習如何區分中國、中國政府、還有中國人。同時也學習如何誠實且真心的與中國人交朋友，儘管我們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立場。
我認為，如何不帶偏見與情緒地與中國人相處，是我們這個世代的台灣人最大的課題之一，當然這在一開始具有一定程度的挑戰性。例如，中國朋友常常會在聊天時，開一些他們認為「無傷大雅」的小玩笑，像是「台北的市容怎麼看起來那麼落後」、「你們本來就是我們的」，或者是「台灣真是寶島，還是早點收回來算了」之類的玩笑。
對於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國民而言，這可能只是輕描淡寫的一句玩笑；但對於一個日夜受到欺壓霸凌的鄰近小國國民而言，這些玩笑乍聽之下，就像是恐嚇或威脅，因此很容易就有了情緒。
這種情緒除了來自於一個長期受欺壓者對於欺壓者長期霸凌的積怨外，同時也來自於台灣的年輕人總是被上一輩拿來與中國的年輕世代比較，並且貶抑的不滿。但是不論如何，現實就是中國是我們最近的鄰居，它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我們不得不也必須與它互動。
除了克服這種長期積累的情緒外，我們還需要學習不帶偏見地與中國人互動──這邊所說的偏見包含過度崇尚中國（媚中）以及過度貶抑中國（恐中）。我認為不理性的媚中或恐中的態度都無助於改善台灣現有的問題，只會讓問題更惡化，尤其不理性的媚中態度更是讓台灣社會總是抱怨多於行動的主因之一。
我曾看過不少人在台灣已有份相當不錯的工作，卻總是在抱怨台北不如上海、北京，認為中國方方面面都比台灣進步太多。上海、北京是亞洲第一級大都市，各種機會、資源以及發展性一定會比台北來得更多，毋庸置疑是一個能讓人快速拓展視野、增加閱歷的國際級舞台。
但我好奇的是，如果真的覺得中國各方各面都比較好，為什麼不積極地去爭取中國的工作機會？如果是現實上自己無法得到中國的工作機會，既然走不開了，為什麼想的不是讓自己所在的地方變得更好，而是一味的自我貶抑，唱衰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
這些人總覺得台灣社會虧待自己，認為自己是被埋沒的千里馬，總是說著上海、北京如何發達如何繁榮，常常抱怨台灣停滯不前、沒有未來。但是，吹捧中國、貶抑台灣並不會讓懂千里馬的伯樂走到眼前，也不會讓一隻普通的馬變成千里馬，更不會讓上海或北京的工作從天而降。我認為，這種吹捧中國、貶抑台灣的言論，更多只是把自己的不如意怪罪給外在環境，或者替自己的不積極與不想努力找藉口，讓自己能夠好過些。
相對於媚中，則是恐中。在可預期的將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只會越來越大，對於台灣的影響只會更多不會更少，我們這個世代的台灣人，已經沒有恐中的本錢──逃避中國、中國人或者是視而不見，並不是對這塊土地負責任的態度。
我記得在紐約時，幾名中國朋友曾跟我說過，在沒來過台灣或真正認識台灣人之前，總會覺得台灣是一個擁護分裂主義的激進區域，台灣人必定對中國人充滿敵意，因此他們心裡對台灣很是排斥。直到來了台灣，或是真正的認識了一些台灣人之後，才了解原來台灣跟台灣人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樣。
我對兩岸問題未來將如何發展並沒有頭緒，但身為一個台灣人，當我下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的把握每一個交流接觸的機會，讓中國的年輕世代能夠更客觀的了解台灣，還有為什麼中國人與台灣人對於兩岸問題會有如此不同的態度與看法。不管是否能夠說服他們，我認為彼此的理解與尊重，是減緩對立或是避免未來更多衝突的第一步。
國家是想像的共同體，台灣人卻欠缺「一個共同的想像」
說了那麼多，總得說說結論是什麼。左思右想後，我想也許可以從紐約的這一年帶給我的最大感觸說起：「國家是想像的共同體，但台灣人卻一直欠缺一個共同的想像。」
我在異鄉深刻的體會到這件事情。
這種想像不是台北會變得跟上海一樣的那種幻想；也不是明年的 GDP 成長會從 2% 提高到 5%、5 年內可以贏韓國的那種遐想。這種想像是關於「我們究竟想要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的願景，還有相信自己能讓自己的國家往這個願景前進的信念。
怎麼定義一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卻又有別於中國文化的台灣文化？怎麼在中國的崛起跟打壓下，走一條屬於自己的發展道路？台灣要用什麼樣的姿態走入世界舞台，才能讓世界更認識我們，讓世界不再疑惑為什麼我們要認為自己是 Taiwanese 而不是 Chinese？
這些問題很困難，但困難之處不在於沒有答案，而是在於發現答案的過程必定格外艱辛──我們需要最大的勇氣、最廣的包容還有最深的尊重，才能找到屬於台灣人的共同想像。
我記得在出國前，聽見某位長輩說：「台灣現在充斥著失敗主義，年輕人因為害怕跟中國的年輕人競爭，都不願意到中國發展。」儘管情感上不太認同，但當時的我似懂非懂，也不知道怎麼回應，只能報以微笑。
在紐約待了一年後，我終於明白當時的不認同從何而來，也找到了當時沒說出口的回應：
「真正的失敗主義是，覺得身為台灣人就是矮人一截；真正的失敗主義是，因為害怕困難，不敢在自己的土地上奮鬥、不願克服困難敢冒險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兩個星期前，在往機場的路上，第一次來台灣的韓國朋友告訴我：「我看見台灣的潛力，這是一個充滿彈性、韌性與包容性的社會。」如果連外國人都這樣相信，我們沒有不相信自己的理由。
《關於作者》
楊岳勳
紐約大學法學院 LLM ’19；濁水溪畔，台灣製造
臺灣大學法律系／臺灣大學法研所（經濟法組；休學）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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