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羅懋緯
爺爺是 1949 年隨國民黨撤退來台的老兵，從小我就沉浸在一些二戰、國共內戰及國民黨遷台的政治跟歷史故事中，尤其對於我們生長的土地──臺灣的「亞細亞孤兒命運」特別有感；一想到國際上老共如何打壓臺灣更是憤憤不平。
因此，參與國際事務，一直是我的夢想跟職業目標：記得在考大學時，自己的第一志願就是外交相關的科系。雖然最後敵不過名利的誘惑選擇念了法律系，但這樣的目標一直存在於我心中。
研究所選擇了國際法組、以及畢業後不當律師而是選擇進大陸委員會當公務員，也是期待自己未來能有機會發揮一技之長，在兩岸談判上為臺灣爭取更大利益，並在國際場合讓臺灣被世界看見。在這過程中，深感學者相較於政府官員或其他政治人物，反而往往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並為臺灣做出貢獻──這個想法便成為了我追求學術夢的起點。
我的學術夢，源自「讓台灣被世界看見」
既然決定了追求學術夢，自然要做好準備──白話來說，就是要努力讓自己的 CV 漂亮一點、讓自己的 SOP 能夠更性感有故事性。考慮到國際法領域的特性，在臺大唸研究所期間，我就在教授的鼓勵下試著開始用英文寫文章，並爭取在研討會發表甚至是投稿期刊的機會。
我非常幸運，在研究所期間有機會能加入許多老師的研究計畫，範圍橫跨了國際公法、國際海洋法、國際經貿法及國際衛生法等。同時，我也加入了法律學院下的亞洲 WTO 暨國際衛生法與政策研究中心（Asian Center for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從事學術期刊編輯、參與政府機關的計畫，並實際幫政府解決業務上碰到涉及國際經貿法的問題，甚至代表臺灣參與國際會議。
這些寶貴的經驗，讓我有機會可以將教科書上的知識實際運用在現實生活中，也讓感覺跟臺灣很遙遠的國際法，與這塊土地產生更鮮明的連結。而在這樣的過程中，我也再次感受到了在國際場合上，學者真的可以突破國際現實，運用自己的專業，讓臺灣在國際舞台上被看見；於是更加深了我對於學者的嚮往。
另外，因為是「真庶民」且在雲林也沒有農舍的關係，倘沒有經費支援，實難支應美國法學院龐大的開銷。雖然那幾年是公費不補助 LLM 的黑暗時代，我仍然決定準備公費留學考試，希望若有幸申請上博士班，至少不無小補。
很幸運的，那年的公費考試新開了一門「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學門，雖然不是在法律學群而是在政治學群下，但考科剛好包含了我熟悉的國際公法以及我雖然在大學沒修過、但與國際法有高度關聯性的國際關係，準備起來相對地較不會有進入障礙。
我利用當兵那年空檔，花半年的時間準備公費留學考試，期間亦獲得許多學長姊及朋友的幫助，最後得到了寶貴的公費資格。至此，原本對於是否應走上學術之路仍有些許不確定的我，因為有了公費的挹注，而更添信心。公費的取得，不僅僅是資源上的支持；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對自己是否有那個資格與能力從事學術的一項試金石。
憑著不放棄的精神，終於被史丹佛錄取
美國法學院的博士班（SJD/JSD）基本上不收沒有在美國取得法學碩士（LLM）學位的申請者。因此，不免俗地我也是先從 LLM 的申請開始，讓美國法學院發大財──每年至少 6 萬元的學費（可怕的是學費還在逐年調漲中）、以及相較於其他惱人的美國線上系統而言根本親切簡易的付款方式（只要在電腦上按個鍵就可以付款），真的讓人充分體會被詐騙集團詐騙後存款一夕歸零的空虛感。
我的目標是 2018 年入學，因此我大概在 2017 年暑假開始著手準備申請。必備的申請文件包括托福成績、履歷（CV）、personal statement、推薦信數封；而因大部分的學校會要求有志於未來想進一步申請 SJD/JSD 的申請者，必須提交一份研究計劃（research proposal），因此我在申請 LLM 時亦必須依各校的要求，提出一份類似論文大綱的研究計畫。
我當時申請了包括 Harvard、Stanford、Columbia、NYU、UPenn、Virginia 等校。申請文件中的 personal statement、推薦信及 research proposal 部分則有因應學校的偏好稍微客製化。由於邊工作邊準備申請的關係，基本上每間學校我都是壓底線送出申請的。此外，在送出申請後，我還是持續向學校更新我認為有助於提升錄取機率的資訊。
在 3 月初的時候，我基本上收到了除了 Harvard 及 Stanford 以外其他學校的錄取通知。但我隨後就收到了 Harvard 的拒絕信，以及Stanford 把我放到 waitlist（等待名單）的通知。這邊要特別提到的是，Stanford 部分，我申請的是 Stanford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SPILS），此學程非常強調法實證研究以及科際整合，同時也是申請 Stanford JSD 的唯一管道。
雖然我在進 Stanford 之前完全沒有類似的訓練，但當時我真的很希望能夠有機會進 Stanford，以學習如何進行國際法的實證研究及科際整合；因此，在得知 Stanford 是備取後，抱持著一絲希望的我，開始了不斷騷擾 Stanford admission committee 的過程。
這期間我除了寫信向 Stanford 表達我強烈希望能夠被錄取的意願外，同時也更新當時有文章被接受並刊登在期刊等資訊。最後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於在等了 3 個月後收到了面試的電話，並且又再等了半個月後收到了我夢寐以求的錄取通知。
當收到 Stanford 錄取通知的我，以為可以開始高唱蔡幸娟的《快樂的出航》了；殊不知，這就是一切痛苦的開始⋯⋯。
知道申請 JSD/SJD 很辛苦，但沒想到會這麼痛苦
Stanford 法學院提供了學生難以想像的豐沛軟硬體資源、一流師資、及各種與新科技結合的跨領域研究機會；同儕間的素質更是沒話說。更重要的是，因為 Stanford 各領域的發展都十分出色，故在很多的課堂上學生的組成包括了電機、醫學、化學、物理、政治、經濟及社會等不同學科領域，針對特定議題討論時，學生基於不同的學科背景所激盪出來的火花令人拍案叫絕。
而在風土氣候方面，北加州無疑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地方，地中海型氣候的夏涼冬暖、以及開車半小時內就有很棒的登山步道，真的就像 Stanford 法學院前院長 K. Sullivan 所說的：「誰能夠拒絕這個位處天堂的世界一流學府呢？ （Who could resist a world-class institution in paradise?）」
以上的描述都是客觀事實，毫無虛言。但很不幸地，Stanford 對我來說卻是個充滿痛苦的地方。在 Stanford 唸 SPILS 的這一年，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低潮的時期，現在回想起來，主要原因可能在於我自己心理素質不夠堅定，而且剛來的時候也沒有真正做好準備，還沉浸在被 Stanford 錄取的喜悅中。
在 pre-quarter 開始的第一天，我就發覺情況好像不太妙：因為距離學生生活有點久遠，加上第一次在全英文的環境下學習，第一堂課老師講的內容我大概只聽懂了一半。而在第一學期正式開始後，一方面還在適應環境（我記得剛開學時我就得了口角炎，痛了半個月）、另一方面又要適應緊湊的課程，還要想著 JSD 申請，種種壓力讓我在開學的第一個月都在趕進度與死線中度過；週間的睡眠時間都不超過 4 個小時。
Stanford JSD 的申請標準主要就是看兩大指標，亦即 SPILS 這年的修課成績，以及論文的階段性品質。關於修課成績部分，其中又以兩門必修課 “ SPILS Law and Society Seminar ” 及 “ Research Design for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 最為重要。Stanford 不採 letter grade，而是將全班分為 H（honor）、P（pass）、R（restricted credit）及 F（Fail）四等級。
不成文的規定是想申請 JSD 的人上開兩科成績最好都要拿到 H，如果沒有兩科都掄元的話那至少 research design 那科一定要拿到 H；至於其他修的課當然能都拿 H 是最好。至於論文方面，就非常主觀了，主要是看你指導老師對你的評價；因此，平時是否跟指導教授有密切討論、以及指導教授的人是否 nice，就非常重要了。
這部分我就非常幸運，我的指導教授是一位非常溫暖又有耐心的好人，對於我的論文他是一個字一個字的仔細閱讀並做修改建議。我想最後僥倖能被錄取，我的指導老師絕對是佔了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雖然最終我是被錄取了，但這個過程真的是一個長達 10 個月的凌遲。打擊的開始發生在 2018 年的 10 月 26 日──沒錯，這時間我記得非常清楚。這天我滿懷期待地拿著我的研究計畫初稿去找一位我非常景仰的老師，希望可以獲得他的建議及看法。很不幸的，他對我的研究興趣缺缺，並在談話過程中以十分不耐煩的態度，不斷質疑其價值與可行性。
雖然現在想想他的批評其實都非常到位，但對於當時初來乍到的我來說，真的是一個很重的打擊，被批評後整個人都失去自信，每一次上課的發言都質疑自己是不是講得很爛、怕教授或同學覺得我程度很差。
久而久之，整個人也慢慢地消沉下去；偏偏自己又是很好勝的人，所以每天還是必須勉強自己裝作堅強的樣子。而最深刻的一次重擊則是在 2019 年的 1 月底，當時想說除了 Stanford 以外也試著投其他學校的 JSD；但因為跨校申請本身就有它的難度，因此當時特定跟一位友校的老師用信件聯絡，除了介紹自己外，也跟他表達希望能夠當面跟他討論研究主題的意願。
好不容易獲得他的同意見面，風塵僕僕地開兩小時的車並跟他討論完後，原本滿心期待他會答應為我寫推薦信以申請該校 JSD，沒想到最終卻還是被委婉拒絕。在從東灣開車回 Stanford 的路上，看著灣區的夕陽，終於忍不住掉下眼淚；當時真的是一股衝動，想要買一張回台灣的單程機票，再也不想弄什麼申請或學術了。
不再強求結果、學會歸零「問問題」
無數個夜深人靜的夜晚，我都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已經得憂鬱症。當時的我思鄉到什麼程度呢？每天看書三不五時就想要看下台灣最近的新聞跟上 PTT，最喜歡聽的歌都變成了台語歌，尤其最愛重複撥放沈文程的《來去台東》，並幻想著自己躺在台東海岸的沙灘上；以及滅火器的《晚安台灣》。
每天下午 4 點、晚上 7 點一定會抬頭看天空，不是看星星月亮，而是看固定會從學校上空迴轉降落舊金山國際機場的長榮跟華航，並希望自己可以跳上飛機回臺灣。無數個午夜夢迴時，我都不斷地問自己到底在這邊幹什麼？不要說是否能成功申請 JSD 了，我連自己能否畢業都沒信心了。
所幸，我的周遭的人總是能給我源源不絕的支援，包括心理層次及研究方面都是；而家人朋友的鼓勵也讓我意識到自己不能在這樣下去。這時我的想法很簡單：我不強求申請一定要有好的結果，但我至少要認真努力地把這一年過完，不能在畢業時覺得對不起自己。頭已經洗下去了，存款都歸零了，總不能在一整年後空手而歸。
另外一個很大的轉念，在於讓自己能夠真正放下過去的經歷，把一切歸零。我赫然發現，不論是在之前的工作或是在研究所階段，可能因為是在自己相對熟悉的領域、舒適圈，所以自己已經很久沒有「請教」或「求助」他人的經驗了。這對於進入一個全新環境的我而言，吃老本是絕對行不通的。
因此，我開始尋求任何有可能的資源，包括 Stanford 所有跟我研究領域可能沾上邊的老師、JSD、同學、精通各項研究方法的強大朋友、學校的寫作中心等等。時時刻刻的問、一有疑惑就問，問到懂為止。這段時間成為了我求學生涯中求助於別人最頻繁的階段。
最後送出申請時，我覺得非常平靜，因為我知道自己已經盡力了、而且我也了解我努力的成果──包括在 Stanford 學會的實證研究方法、跨領域研究，以及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也就是重新學習向別人「問問題」的能力──這些都不需要被 JSD 的申請結果所綁架。因為申請的成敗利鈍，非我之明所能逆覩也。
學成後回台灣，是我的唯一選項
2018 年 4 月 19 日早上，手機信箱突然跳出標題為 “ Admission to Stanford J.S.D. Program ” 的郵件。當下其實心情蠻平靜的，因為這件事情在我送出申請之後就已結束了；結果是好的當然很開心，就算結果是沒上，我也不會覺得遺憾或難過──因為對我而言，學成後回臺灣，一直都是我的唯一選項，只是身分跟角色的不同而已。如今我僥倖在眾多比我更有資格的申請者中脫穎而出，拿國家資源出國唸書的我，當然應該要回到這塊土地上，將所學回饋給臺灣。
在臺灣，很多人認為國際法離我們很遙遠甚至不重要，但事實上正是因為我們的國際地位長期以來受到中國蠻橫的打壓，國際法反而是我們採取反制作為的正當性來源及武器。縱使是強如美國與中國等國際強權，他們還是言必稱「國際法」，並受到國際法甚至是軟法規範一定程度的制約。
雖然自己才剛要開始洗 JSD 的頭，談畢業好像還太早，但我希望學成歸國後能夠有機會回到校園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因為從所有提點與指導過我的老師們身上，我除了看到他們對於整個國家走向及學術社群的貢獻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學生的影響力。
我覺得臺灣的學生缺的從來都不是能力，而是機會與自信。長期壟罩在中國打壓下的年輕一代，無論是客觀上的機會或主觀上，對自己這一個世代的自信似乎都被嚴重消磨，而不敢想像自己其實是有能力與其他國家的人在國際場合拚搏的。
在這一年中，我認識了許多在 Google、FB 跟 Apple 工作的優秀臺灣同學，在國際企業中貢獻他們的智慧、發光發熱，這讓我更加確信台灣人絕不比任何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人來得差，年輕一代需要的真的就是一個機會與自信。
因此，若有機會能回學校服務，我希望能給予學生們客觀與主觀上的支持，鼓勵更多的學生勇敢跨出去，並且能在學成後考慮回到這塊土地上貢獻自身所學，形成正向循環，讓「『灣生』回家」不只是口號，而成為一個讓人欣而往之的選項。
《關於作者》
羅懋緯
史丹佛大學法學院 JSM ’19；Panda Express 跟肥宅快樂水是寫文章時的好朋友
臺灣大學法律系 / 臺灣大學法研所（國際法組）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