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種甲
我的人生，可以說是一帆風順到連漣漪都足以讓我感到波瀾壯闊；但美國這兩年的漣漪，癲得我都要吐了。
作為一個在漢人社會成長的小孩，求學歷程可謂順風順水，除了基測考了兩次之外，大學、研究所、律師、公費留考、申請學校，都是一試就中（只有司法官沒上）。出國念書，對我而言只是時間問題，而非「要不要去」。因此我曾何不食肉糜地問同學：「為什麼要去交換？花了同樣時間卻沒有學位？不都要出去的嗎？」
順利地申請到學校後，我進入了哈佛大學就讀法學碩士。除了原本一年的碩士學程，又因為申請博士失利，而多待一年擔任訪問學者。這兩年期間，對我的基本價值有了不少的挑戰；對於我很多想法也有改變，以下就以時間進程來說一說我的故事。
出國留學、就業，是心中早已認定的未來
從小我的親戚，在國外的就比在臺灣的多。國二時，父親曾問我要不要去新加坡就學，了解新加坡的教育體制後，發現很有可能因為水土不服導致考試表現不佳而被導入職業（polytechnic）學校，深懼從此陷入（小時候自以為的）萬劫不復的狀態，我風險趨避地選擇參與基測，踏上在臺升學之路。
然而在骨子裡，即便我選擇了看似最「本土」的科系，我卻仍然有著在外奮鬥的夢想。因此，我並沒有參與任何交換學生的計畫，只因為我深信出國念書是個遲早的選項，而取得國外學位後，更有一床玫瑰。
剛成年的我，深信臺灣錢不再淹腳目，而「經濟不景氣」已經和機捷年底通車、明年將實施募兵制成為每年新聞的固定辭令時。當時的我認為，出國念書、謀職，比起死守臺灣，還更不需要勇氣，也不需要思考。
就讀研究所之後，對學術產生了興趣，決定赴美留學。以學術而言，美國有著新穎的研究方法，學成之後或可有開拓之勢；此外當時依然風險趨避的我，天真地認為在美國取得學位，上可續攻博士，中可赴港工作，下可回台執業，無論如何，風險甚低。
留美生活的第一個「衝擊」：「又一個中國人！」
哈佛第一周新生訓練中，總有東方面孔看到我的名牌後，熱情地向我打招呼：「太好了，又遇到一個中國人了！之前沒見過，你是打哪來的，我把你拉進群吧。」這是我第一個遭遇到的、早已做好心理準備過後的「衝擊」。
為了堅定立場避免歧異，但又同時為了在校園中求同存異，我回答：「我是臺灣人，我們都是漢人。」短短兩句話，一切盡在不言中，有人悅納、有人尷尬；有人表示理解，也有人挺身而出堅定地捍衛「一個都不能少」的立場。從那時起，便是我和中國同學的結緣之始。
開學之後，買了麻將，跟中國同學的距離更近了。或許是語言相通，或許是黨國教育的「成功」，我也不自覺地以中國作為定錨點，來反思臺灣的處境。這當中，或許有些偏頗，但仍然有其價值。
漢文化的思考模式及其劣根性充分地體現在兩處，兩地的發展時序亦頗有古今對照之勢。雖然不像父執輩一樣，接受黨國宣傳教育，而有啃樹皮吃不飽的認知；然而，對於這個「後起之秀」，也偶有「疼惜」的觀感。
隨著與中國同學交好，心中矛盾的情緒也不禁油然而生：一來是中國同學作為個體，各自仍有值得交往的面向，個體的善使我反思；然而中國作為整體的思維模式和民族風氣，卻也使我敬謝不敏。
「身為臺灣人，我很抱歉」
開始和中國同學接觸後，那些黨國宣傳遺毒的迷思逐漸被沖淡，取而代之的是不甘心。從第一周的說明會（orientation）和中國同學的對話後，我有一種「原來我們不是領先，而是落後快一圈的感覺。」
席間觥籌交錯，中國同學無不來自華爾街白鞋所、英國魔圈所，除了在職期間爽領超乎臺灣律所的月薪，留學期間更是獲得事務所 6 萬至 8 萬美金的補助。反觀臺灣，不僅沒有真外所，也沒有全球一致的起薪，更沒有豐厚的補助讓莘莘學子出國進修。
隨著時間不斷進展，自己也開始參與各種大拜拜──從求職的 New York Job Fair，到求學申請博士，我也是無役不與、無役不敗。
從求職的面向來說，起初我感到憤懣不平：為什麼我從漢語世界頂尖的法學院畢業，受過紮實的法學訓練，在求職上卻因為機會的匱乏，而遜於同齡的中國同學？在臺灣，拚死拚活地進了臺大，苦心孤詣地學習拿了書卷獎，選擇仍然寥寥可數；在中國，念一個（對台灣人而言名不見經傳的）大學，擠進前一半，即可進入魔術圈或白鞋所實習、正職。
從求學的面向來說，台灣人同樣也已經失去西方社會的關愛眼神：從申請前，老師們苦口婆心地叮囑，一定要在研究計畫中提及中國、盡可能地把比較重心放在中國，而不是放在台灣；也有學長姐和同學規勸要盡可能地和研究並教學「中國法」的老師保持好關係。但我的研究題目，既和中國無關，也非中國法學者的專長領域，我怎麼樣也不理解也不情願地謹遵師長同輩的教誨。
在一天和老友地的聊天吐苦水中，我一發不可收拾地宣洩我的不滿情緒。受更好的教育，也沒有比較不認真，為什麼求職機會比人家少，求學成本比別人高？別人可以靠著親中學者的關係，在大學時到哈佛交換拉關係，或者接收退休學者來任教獲取推薦信；臺灣人拚死拚活只能到「普通學校」交換，並且要靠自己的努力拿到美國人不怎麼理睬的臺灣人推薦信。中國人可以研究中國與留學國的比較或甚至專門研究中國，而取得博士入學資格；臺灣人想要如此，卻只能靠著識讀中文，來做中國研究當打工仔。
我曾以為我畢業自漢語圈最好的法學院，能通兩文三語，有實務經驗。最終，因為沒有中國的人脈、沒有香港的法學訓練，成為最無價值求職者。中國人可以靠著 PRC 學歷以及憲法專業，到香港知名外所從事各種自己喜歡卻也不具有專業能力的業務領域；臺灣人有著專業知識實務經驗國外學歷，卻只能選擇在香港做 IPO 或者回臺。我們做錯什麼？或許我們只是在投胎的四維空間中，投錯了胎，在 1990 年代的時間點，出生在台灣。說到最後，我的結論是「身為臺灣人，我很抱歉。」
短短七八個月，我對臺灣的情緒變得複雜。一方面我感恩這片土地給我的一切，但又隱隱約約有著不理性的這片土地負我的情緒。
「身為臺灣人，我很感恩」
因為謀職求學失利，因此我再次回到哈佛擔任訪問學者。在美國的第二年間，外部國際局勢有了很大的轉變，而學校內部的氛圍，也多少受此影響。隨著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國際社會的輿論也開始有了轉向，據了解，學校內的中國同學也感受到了隱性的不友善態度。
而後，內部的非洲豬瘟、新疆再教育營、醫療廢棄物餐具、工廠爆炸等事件，也讓我開始反思：我想要做一場「中國夢」嗎？與此相反，雖然同溫層在 2018 年末選舉之際一片「如喪考妣」之聲；但隨後的美台關係升溫、新內閣的雷厲風行、同婚法案的通過與減稅措施，讓我對於臺灣漸漸地沒那麼失望了。
有人說，臺灣問題很多。但對我而言，與其說問題很多，不如說臺灣是一個定期健檢的人。健檢報告上有紅字，是提醒我們面對問題、處理問題。比起不能健檢或是不能有紅字的國度，我們應剛慶幸我們有一定的病識感，也有一個機制可以偵測問題；而不是盲目地羨慕一個不（能）做體檢，也不採取醫療措施的法人。
再次回到臺灣，固然在一開始遭到各種善意的質疑或是惡意的訕笑，看到臺灣的土地，依然不悔。自由的空氣、迅捷的服務、美麗的山海，都是回鄉的聲聲召喚。面對那些質疑或訕笑，定神一想，便破綻百出。有人說：「台北已經 20 年不變了，絲毫沒有進步。」卻沒有看到千年的里加、兩百年的巴黎倫敦和一百年的紐約。有人頌揚北上廣深的起薪已超越台北，卻沒有看到日漸高漲的生活費用和堪慮的產品品質。
回臺後，有幸擔任某獎學金的面試人員，面試當中，我不專業地詢問這名出身大所資本市場部門的資深律師：「香港不斷地透過制度革新來爭取在全球資本市場的競爭優勢，你認為台灣以及台北股市可以怎麼做？」
他悠悠地回答道，香港的競爭對手是倫敦、紐約，比的是世界級的資金吸取能力，臺北無法也不應該投入與之競爭的行列；相反地，應該考慮發展自己的特殊優勢，例如作為科技業的據點。這樣一個來自專業人士的回答，不卑不亢，既不悖離事實，也非毫無理想。
或許，我們始終自卑和我們始終媚外的原因是一體兩面的：我們不曾正視臺灣的定位，找尋了錯誤的定錨點。這個定錨點可能是來自於教育的──我們本該是一個歷史源遠流長的泱泱大國的子民；可能是偶然的──亞洲四小龍（但不同的產業、體制和歷史路徑應當如何比較？）。不論定錨點如何選擇，比較終究是以他人為主體。臺灣不是別人，不具參考意義的比較，無助於進步和改善現狀。唯有認清楚自身優勢，算清楚手上的牌，搞清楚目標，才能夠精準出動。人生選擇如此，國家方向如此。
釐清定位之後，臺灣不再是一個相比於中國，「小鼻子小眼睛」且成長有限的小國；也不是一個相較於日本，凡事半調子的粗糙之國；更不是一個相對於星港，「土裡土氣」不夠國際化的島國⋯⋯臺灣就是一個多元的、開放的、進步的、平等的國家。換個定錨點，我們保存著漢文化的千年縱深，有著比大和民族更加開放和熱情的社會，同時也相較於星港兩個城市更關懷弱勢的人情味。放到世界的舞台上，我們也有著先進國家中，對於弱勢族群最友善的環境；有著東亞國家中，最開放包容的社會價值；在與世界接軌的同時，不被外人宰制的自主。身為臺灣人，並不需要感到抱歉。這些並不是因為我們有意識地去比較，而是我們自己決定了一條最適合我們的道路。
回家不難，求其放心而已
想清楚這一切後，我得出了最終的結論：臺灣不夠好，臺灣當然可以更好，但臺灣絕對不差。回臺灣，留在臺灣，為臺灣奮鬥，不該是個要讓人難為情的選項。出去的人，承受著不足為外人道的辛酸苦楚，應予鼓勵；但不代表回鄉奮鬥的人可以被鄙夷或輕蔑。
回家不容易，因為要面臨島內仍待矯正的價值觀；但回家也不難，只是找回自己那份想做的事情。希望經過這一代人的努力，留學生們討論的話題不再是「如何抽中簽證」、「如何生美寶」，而是「何時回臺灣」？
《關於作者》
黃種甲
哈佛大學法學院 LLM ’18；搞到後來才發現自己原來是被寵壞的法學院草莓金孫
臺灣大學法律系 / 臺灣大學法研所（刑法組）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