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關卓琦／換日線編輯部
如果登山的意義不在於登頂，那它的意義是甚麼？
2019 年 7 月 17 日，36 歲的呂忠翰和 31 歲張元植站在喬戈里峰（通稱 K2，Chhogori）的 8,200 公尺上，喘著氣往上看登頂前最後的考驗，也就是以常發生雪崩聞名、坡度達 80 度的「瓶頸」（Bottleneck）區域（註一） 。11 年前那場震驚世人、奪去了 11 人的雪崩即發生於此。
再往上爬 400 公尺，他們就能成為第一個登上 K2 的台灣登山者了，兩人多年來的願望、數月來的群眾募資，是即將實現，還是付之一炬，就看最後這一關了。白雪皚皚，雪巴人（當地高山協作人員）組成的架繩隊走在前頭，正費力地使勁地從積雪及胸的地方緩緩邁步，並確保把最重要的繩索牢牢地固定在坡面上。因為繩一鬆，掉落的就是好幾條人命。他們從架繩隊的消息得知，前兩天「瓶頸」已經發生過小雪崩了。天時、人和都有了，唯一不利處就是雪況鬆散，這個情況下若繼續往上爬，會造成雪面受壓太大，容易引發雪崩。
原本對登頂滿懷希望的兩人旋即思考：到底要賭命往上爬，還是聽從大自然給他們的訊號，回頭下山呢？
出發前，呂忠翰才和請來的年輕雪巴（當地的高山協作，註二）講，「我們就是一個 team，一起合作，一起去承擔風險，我們有 4 個家庭，如果有誰出了事情，對我們都不好受。」仔細評估各種風險後，他們決定先下撤到海拔約 5,000 公尺的基地營。
回到基地營是 18 日，距離下一波登頂時間還有 3 天，這短短 3 天難以改變鬆散的雪況。台灣人離 K2 山頂最接近的一次，就這樣畫下了休止符。
K2 以「殺人峰」聞名，比世界最高峰還難爬
台灣土地超過四分之三覆蓋山林，但主流教育體制卻不見山岳教育的影子，導致生活在山林國家的民眾，對於山卻十分陌生。大多數人叫得上名字的台灣高山就只有玉山、雪山、合歡山、阿里山等；若問起世界級高山，大部分人恐怕除了聖母峰外，也喊不出第二個名字。
比聖母峰僅矮了 237 公尺的 K2 是世界第二高峰，雖然不為一般民眾所認識，但它在登山界內可是大名鼎鼎，無人不知曉。之所以有名，正因其難以親近的神祕感──究竟有多難親近呢？就連世界最高峰，今天不也已鋪設公路，讓登山客可以毫不費力、開車直驅其位於中國的基地營嗎？第二高峰能有多難？
素有「殺人峰」之稱的 K2，難在其地勢複雜陡峭、雪崩頻繁和詭變多端的氣侯。它位於巴基斯坦北部與中國新彊邊界的喀喇崑崙山脈，其基地營距離最近的村莊 Asokle 只能徒步進入，單趟距離就要花上 7 天，所有物資如水、食物、帳篷、睡袋，都只能靠人力和動物運輸，車輛無法進入；因此光是要抵達基地營，就得耗費不少精力。
再者，K2 的冰川上布滿裂縫，而這些冰隙就像大自然故意布下的「陷阱」，被層層積雪覆蓋著，一個不心踩空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不同於聖母峰最熱門的攀登路線是平緩上升，K2 就連常規攀登的路線都十分陡峭；惡名昭彰的「瓶頸」路段更近乎垂直。除此以外，K2 比聖母峰更靠近赤道，容易受到溫帶氣旋影響，氣候難以預測，攀登者無法估計何時適合攀登（註三）。
根據 NASA 的 earth observatory 資料顯示，截止 2012 年 3 月，攀登 K2 的死亡率為 29%，已知登頂紀錄是 367 人。聖母峰死亡率則是 8-9%，至今將近 8,000 人成功登頂。對比之下，世界最高峰似乎「親民」多了。而台灣人在 K2 上的攀登足跡，此前也只有 2000 年 6 月，臺灣喜瑪拉雅俱樂部（THC）與中國登山協會（CMA）所組成的「海峽兩岸喬戈里峰聯合登山隊」，台灣人王金榮登至 7,800 公尺、周德九 7,500 公尺的記錄而已。
明知山有虎，為何偏向虎山行？
紀載了 K2 世紀山難的報導文學《K2 峰：天堂之門與雪巴人的故事》書中主角，也是雪巴人的麒麟說：「沒有人應該爬 K2，佛教徒不該爬，身為父母的人不該爬，當攀登費用足以買一棟房子的時候不該爬。」而首位完攀世界七頂峰的華人女性登山家江秀真，在這本書的中文譯本之導讀內寫，「攀登根本不合道理。但人們並非為了合乎道理而攀登⋯⋯」既然登山死亡率那麼高，費用極為高昂，那為什麼還要去？
為什麼登山？這個問題問一百個人，會有一百種不同的答案。
對於葬身於聖母峰 8,100 公尺處的英國傳奇登山家喬治．馬洛里（George Herbert Leigh Mallory）來說，" Because it is there. “（因為山在那裡），所以登山。而對於勇闖 K2 的呂忠翰來說，攀登是對未知世界的探險，登頂是探索過程中的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
他們在出發前幾個月，透過詹偉雄在網路上發起群眾募資──K2 project 。這個 K2 project 感動了不少登山界的前輩，「因為這是他們早期的夢，現在有年輕人願意再去做，他們很支持。他想要爬的那一座山，需要勇氣，需要喚起探險的心靈。」呂忠翰說。
熟知台灣登山界的人，一定都聽過呂忠翰和張元植的名字。作為台灣登山界新力軍，近年來勇闖世界 14 座 8,000 公尺高峰；前者更從 2013 年起接二連三登頂加舒爾布魯木二峰、布羅德峰、馬納斯盧峰、南迦帕巴峰這幾座 8,000 公尺的指標性高峰；後者也曾以無氧方式登頂世界第 12 高峰布羅德峰（Broad Peak）。
呂忠翰和張元植相識於母校全人實驗高級中學，這所在台灣既有教育體制外的中學，以人本主義為理念，規定學生每年都要攀登一座高山，甚至要由學生策劃行程──這樣的教育，為他們往後的登山之路奠定了基礎，也成了他們自我探索的契機。
他們提到，其中一個重要的學習，是「喚起內在野心」的重要性：「很多台灣人成長過程中，一直被灌輸『很危險、不好，不要做』。我們小時候玩泥巴、赤腳，是出於對世界的好奇；但大人就會說怎麼可以赤腳、怎麼可以玩得這麼髒，讓孩子的恐懼大過好奇心，」失去了探索未知的野心。
在山裡，生與死的距離比你想像中更小
另一方面，學校開放、自由度高、多元的學習環境，讓兩人往後傾向採取自主式的攀登方法，盡量不倚靠高山協作員的幫忙，以裝備輕量化、無氧（不攜帶氧氣瓶）方式快速攻頂。（另一種相對的攀登方法則是喜瑪拉雅式，或稱遠征式，註四）。
不過，登山靠的不只是野心，體能也是一個重要「配備」。呂忠翰近年來採取科學化的方法做體能訓練，務求更精準掌握自己登頂所需要的時間，從 2013 年開始攀登 8,000 公尺以上的高峰（共 14 座），一座登完又一座，至今成功登頂了 5 座。除了體能，心理也需要做準備，尤其是在 8,000 公尺的死亡地帶（death zone） ，隨時都與死亡正面交峰。
在 8,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空氣中含氧量僅餘 7%（一般地面則為 21%），氣壓則從 101kpa（千帕）下降到只有 37kpa（千帕）。瑞士醫生 Edouard Wyss-Dunant 在 1953 年首次提出 Death Zone 的概念：人體對高原低氧環境的適應已達極限，若不進行輔助供氧，輕則頭暈、頭痛容易做出錯誤決定，重則可能導致肺水腫、腦水腫等急性高山反應，一不小心就可能致死。
2013年，呂忠翰初次挑戰 8,000 公尺的高山，無氧登頂海拔 8,035 公尺的加舒爾布魯木二峰 G2。當時的隊友黃文辰在登頂完下撤時，不小心踩了一處鬆雪的岩石，瞬間滑落數百公尺。呂忠翰語帶哽咽地說，「我第一次爬這麼高的山，第一次眼睜睜地看著一個人就⋯⋯不見了。」第一次爬 8,000 公尺的呂忠翰相當緊張，心中雖然上演過無數可能發生的危險，可是當親眼目睹隊友在自己面前滑墜，那種衝擊導致內心相當矛盾，「你心裡根本不想要出現這個狀況，但他（黃文辰）就是消失了。」
「一般如果人找得到，基本上就是死的；或直接不見，所以你不會預設有人活著。」大多數登山者遇到危險情況時，第一反應便是用無線電向基地營通報。但呂忠翰意識到這個時候通報只會讓基地營的人跟著陷入混亂，而他們的反應則直接影響著自己下一步去向。在高山上的每個決定、每個舉動都攸關生死。冷靜思考過後，呂忠翰決定往下走，先確定黃文辰是生是死，還是消失不見。
好不容易找到黃文辰，發現他手指折斷，尚有氣息，但無法走路，「這比發現他死了更緊張。」如果人死了，大可直接不理，哀悼完便下山。人活著，卻無法移動，對於呂忠翰來說，留下陪他，意味著自己也極有可能一同葬身於此；轉頭就走，卻又過不了自己那關。
此時是下午 5 點多，兩人在海拔 7,700 公尺，氣溫約零下 30 度，呂忠翰挖了個雪洞和黃文辰躲在裡頭。呂忠翰檢查了隊友狀況，正準備向基地營回報時，偏偏自己的無線電沒電了。只能找隊友身上的無線電，豈料他的無線電在滑墜時已經不知滾落何處。周遭一片白茫茫，幸好，無線電就在不遠處。基地營的救援隊收到通知後，也立刻出發前往救援。
等待救援，往往是最令人焦慮難熬的時刻，不知道救援何時能到，也不知道自己在這種環境下能夠撐多久。兩人的精神意志和體力隨著時間一分一秒流逝，不斷被消耗。一直到晚上 11 點半，還沒有任何消息，無線電也沒電了。呂忠翰從背包拿出兩包應急用的能量膠，對黃文辰說，「一包給你，一包給我吃。凌晨 3 點到了，我們就往下走。如果再摔的話，我也無法再救你了，我的能力已經到了極限。」
凌晨 3 點到了，仍然等不到任何消息。
呂忠翰抱著最後一絲希望，帶著頭燈往下走了幾步，心想已經沒有其他辦法了，如果能照到救援隊的頭燈，說不定有機會。「我往下一照，嘩！剛好對到有人往上照，我整個人一下就放鬆下來了。」救援隊終於趕到，呂忠翰沒有因為救人而斷送性命，黃文辰最後因為凍傷而截掉小拇指。
與死神擦身而過的經驗，讓呂忠翰明白到死亡在探險的過程中其實是如影隨影，也教會他謹慎、理性、坦然面對這一切。
撤退需要的並非勇氣，而是一顆理性的大腦
撤退消息從幾萬公里外傳回台灣後，不少人佩服他們面對成功在望時沒有沖昏頭腦，擁有放棄的勇氣。不過，呂忠翰卻說撤退不需要勇氣，只需要理性的大腦。這到底是「謙卑」，還是他們真的視成功頂登如糞土？「（無法登頂）我們內心當然一定會很執著、很交戰。」「但從小到大在做探險，你會愈來愈清楚，你自己在幹嘛。真正面對危險的是你，而不是別人。」
登山，在他們的眼中並不是「賭命」、「玩命」，也非「拼了老命試試看，大不了死了就算了」，呂忠翰在訪問中多次強調自己「很怕死」。登山雖然攸關性命，也正因如此，他們更看重風險評估，更重視如何坦然、自在地面對瞬息萬變的戶外環境：「你看歐美、一些戶外探險比較成熟的國家，他們撤退的可能比成功登頂的還多。可是他們面對這事情，可以很坦然，很自在。像我們這次在爬，也有很厲害的登山家，他知道沒有機會攻頂之後，就把自己的飛行傘拿出來，直接飛出去，就飛下山了。因為他已經來了第 3 次，知道這次沒機會後，也覺得沒必要去『賭』。」
然而，就在他們放棄了這次攻頂 K2 後，7 月 25 日就傳來有其他登山隊攻頂的消息，「我們也會想自己是不是判斷錯誤了，本來好像應有的機會。但他們最後登頂，我也是蠻開心的。我們做這個決定，也就表示我們能力到這裡，下一次我們就知道要怎麼做，這是很重要的。」對呂忠翰而言，挫折、失敗是常有的事，成功只是僅有那幾次而已。開心、安全、團隊合作，這 3 項是他攀登的初衷，「那是很重要的，我們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實，很穩定。」
「（記得初衷）那是很重要的。」呂忠翰在整場訪問中重複講了好幾次。我想，這就是他登山的意義。
註一：瓶頸是攀登 K2 路線上公認最困難的一個區域，狹窄而陡峭，一次只允許一人通過。瓶頸上方懸著巨型冰峰（seracs），隨時都會有碎裂掉落的可能，必須快速通過。
註二：雪巴族（Sherpa），或稱夏爾巴族，是散落在尼泊爾、中國、印度和不丹等國邊境喜瑪拉雅山脈兩側的高山民族。由於長年生活在高山地帶，身體對氧氣稀薄的環境相當適應，他們大多以提供各國登山隊提供嚮導和後勤服務為生。
註三：《K2峰：天堂之門與雪巴人的故事》，頁 56-57。
註四：喜瑪拉雅式較強調團隊合作，多次向營地運送物資、鋪設路繩，亦僱用高山協作輔助。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Tongchar 攝影
